石渠阁会议与白虎观会议性质新探

对于西汉时的石渠阁会议与东汉时的白虎观会议,学界大多认为是宣、章二帝为了统一经义、统一经学而召开的。然而经过考证可以发现,宣、章二帝并没有统一经义的意愿,两次会议也绝非是为统一经义而召开,它们只是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而已。在会议上,学者各持己见、互相辩难,即使不敌,其学说也并不会被罢黜、被取缔。

明末清初关于建文朝历史的编纂及考证

由于国史阙如,史事不彰,加上世运学风的变化,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段,建文朝历史的编纂出现了十分繁荣的局面,涌现了一大批各式体裁的史籍。这些数量众多的建文史籍成绩不一,部分学者能够秉持阙疑精神,审慎地选择史料,不妄下结论,但也有很多学者轻信传说,盲目罗列,缺乏别择,受到后人讥讽。尤其是出现了以《致身录》、《从亡随笔》为代表的几部伪书,蒙蔽了很多学者,造成史事不清、邪说横行的局面。幸有钱谦益等人秉承前人求实之精神,予以有力的考辨,终使真相大白于世。对这一学术现象进行梳理,其意义不止局限于史学史方面,我们同样可以藉此考察该时期的学术变迁及士人之心态。

浅谈“国学热”与本科生教学

考虑到国学及本科生的特点,当前并不适合把国学作为通识课程加以普及,原因是推行的基础、必要性都不存在,推行的方式也还不明确。学生对国学严肃、持久的学术兴趣是开展国学教育的必备条件。作为大学教师,要尊重并引导学生的国学爱好;作为学生,要把研读典籍作为根本,注重打好文献学、小学基础。

“夫子之意为平王设”——论宋儒对《文侯之命》的阐释

在宋代以前,《文侯之命》向来被视作《尚书》中的普通一篇,但进入宋代后,大批学者特殊视之,认为孔子将其收入《尚书》必有深意。他们或者认为孔子是为平王志气衰颓而哀伤,或者认为是要昭彰平王之罪,又或者认为孔子对平王仍有所期待。这一学术现象是与义理之学的兴起密不可分的,甚至还与靖康之难有关,因此南宋学者尤其热衷此道。他们的理论依据都是建立在"孔子定《书》"说的基础之上的,其论证难免有师心自用之嫌,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但是其影响也十分深远,元明理学诸儒自不必说,即使清代常州学派亦有因袭之处。

魏源《书古微》的学术特色

魏源治《尚书》主张专宗西汉,注重阐发微言大义,其所著《书古微》即以此为职志。此书继承常州学派庄、刘等人的学术特色,加以自己的发挥与引申,得出了许多常人注意不到的"大义"。这一学术特色的根源在于,魏源相信《尚书》曾经孔子亲自编撰、删削,必有深意存焉。但同时《书古微》在阐发微言大义时,也多有罔顾史实、无根失据之论。

论清代今文经学的学术内涵

当前学界围绕着清代今文经学有许多的争议,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对其学术内涵的认识并未统一。清代今文经学的学术内涵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三个方面:以公羊学为核心,发挥群经之"微言大义";辑考、疏通两汉今文遗说;质疑汉代古文经之真实性。在划分这三个方面时,应着重强调的是清代今文学家的治学取向与学术主张,这是他们与其他学者最根本的区别。

汉代经学论难考述

两汉时期的经学论难十分盛行,尤其是在东汉光武、明帝、章帝三朝风气最盛。这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皇帝对此的重视和推动,另一方面,汉代实行的"设科射策"无疑也是经学论难盛行的重要原因。经学论难对汉代经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体现在经说的繁复、家派的分立与通学的出现三个方面。

小兴安岭天然次生林伐区伐根高度统计分析

对小兴安岭某林区在寒冷冰雪作业环境下的云杉、枫桦和冷杉伐根高度、作业坡度和伐根直径等进行调查,利用Excel和SPSS统计软件对测量后的数据进行线性分析。结果表明:采伐后云杉、枫桦和冷杉伐根高度高出规定高度的一倍之多;伐根高度与伐根截面直径的拟合度较其与作业坡度和直径变化率的拟合度低,并且伐根高度与伐根直径变化率存在负相关、与作业坡度存在正相关,说明树木径级不是影响伐根高度的主要因素,反而作业坡度越大,伐根高度越大,直径变化率越大,伐根高度越小。

基于功率硬件在环的电网实时模拟技术研究

随着风电机组向大型化的发展,如何在实验室环境下研究风电机组与电网的交互影响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针对实验室环境下的大功率电网模拟问题,对H桥级联高压多电平电网模拟器进行了研究。针对真实模拟电网运行特性问题,将功率硬件在环(Power-Hardware-In-Loop,PHIL)技术与电网模拟技术相结合,对功率硬件在环实时仿真系统中的接口算法进行了研究。基于理想变压器模型接口算法建立了完整的系统模型,并在Matlab/Simulink仿真环境中进行了仿真研究。仿真结果验证了所提电网模拟技术的先进性。

轨道电路室外设备测试装置优化研究

目前,用于轨道电路室外设备的测试装置种类繁多、部分测试装置年份较长,经常出现故障,极大地影响了生产效率。基于实际生产、测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种针对轨道电路室外设备的集成优化测试装置,可以将多种产品的测试功能,简化集成在一个装置中,通过简单、可视化的操作,完成对轨道电路11种室外设备的测试工作。本装置测试结果经第三方机构计量认证后,与原测试数据对比,证实了该装置数据测量的准确性。本优化装置不仅使测试变得方便快捷,更节省了测试时间与测试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晚清《古文尚书》“辨真”学兴盛原因探微

晚清时期,卫护晚出《古文尚书》之风大盛,涌现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有学者出于自身学术立场的考虑,也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关系甚巨。理学的复兴无疑对此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而今文经学则从反面刺激了辨真学的兴盛。王懿荣上疏请复古本《尚书》,更是引起了辨真派的极大不满,多部著作因此而问世。此外,阎、惠等人辨伪之书的广为流布,以及毛奇龄等人辨真学的不成熟,都与这一现象直接相关。

清末《尚书》学者附会西学考述

随着西学的大举进入,以及接连不断的外辱所带来的刺激,清末学者成本璞、刘光蕡、李元音等人将西学知识注入《尚书》学之中,提出新解释、新主张,迥异于旧有的考据、义理之学,藉此寻求自强之道。在此过程中,由于《尚书》自身的特点,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们特别重视对政治相关内容的阐释。总体来看,他们的立场是保守的,他们的学说也常有因袭前人之处,但毕竟向我们展示了经典解释的多样性,也是学随世变的重要例证,而且对西学的传播也有所促进。

清儒以史法、史例治《尚书》析论

清代部分学者认为,《尚书》篇章出自史官之笔,有严格、高妙的法则与定例,即史法、史例。他们或以此来考辨晚出古文与《书序》之真伪,或以此来辨析经文疑义,皆可自成一说。这种观点与做法应该是承袭宋元儒者而来。对于这一现象,赞成者有之,批评的声音也同样存在。今天来看,这些所谓的史法、史例大多流于附会,但作为清代《尚书》学的组成部分,作为沟通经史的一种独特视角,实不应该被忽视。

明体达用:方宗诚《书传补义》之特色

方宗诚恪遵程朱之学,倡导明体达用之论,并因此形成自己的治经特色。所著《书传补义》一书,抨击汉学,卫护东晋古文,着重揭示《尚书》中体用之学。他认为《尚书》所载圣君贤臣之内在德行即谓之体,治国之实践即谓之用;并进而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说予以分析,认为二帝三王不但在用人行政过程中实践存心养性,并以存心养性作为用人行政之指导。《书传补义》完全是彻底的理学内容与方法,是对宋儒理学化《尚书》学的继承和发展,且其中内容多有承袭宋儒之处。

耐高速冲击阻尼器设计与试验研究

为实现高速运动设备在阻尼器作用下以低阻抗力、短距快速制动缓冲的目的,降低高速冲击对设备的损伤,该文设计了一种耐高速冲击阻尼器,通过对阻尼器内部结构进行优化设计,并采用缓冲垫加气液阻尼器的多级缓冲方式消除高速冲击瞬间产生的高峰值力,从而降低对运动装置的瞬时冲击值。首先基于气液阻尼器设计了耐高速冲击阻尼器的基本结构,然后通过对阻尼器进行静态压缩试验和超高速冲击试验,测得了冲击过程中阻尼力和缓冲位移,并根据试验结果对阻尼器设计参数进行修正,优化了内部结构,最后在使用现场进行了实际测试,获得测试结果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该耐高速冲击阻尼器可满足重量为30 kg高速运动装置以30 m/s速度短距快速制动缓冲、且最大阻尼力值不超过40 kN要求。

基于混合SETMOS结构的超前进位加法器

通过混合SETMOS电路设计来代替环境适应性不高的纯单电子晶体管电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种新的混合超前进位加法器。首先利用SETMOS生成几种基础逻辑门,进而基于超前进位加法器的原理组合这些门,通过软件仿真验证最终生成的纳电级加法器电路的效果并将其与微电级的MOS电路进行比较。测试结果证明新的混合SETMOS结构超前进位加法器在正常室温环境下成功实现加法器功能的同时,能够缩小尺寸、功耗与运算时间,从而使得纳米电子逻辑电路初步具备应用于生产实践中的条件。

常州学派与《尚书》之“微言大义”

常州学派虽以公羊学名家,但《尚书》学同样是其重要研究领域。常州诸子治《尚书》,以阐发"微言大义"为主,通过议论《尚书》中史事、诸经互相发明、解说圣人笔法、旁参宋学,对《尚书》经文作全新解读。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公羊学的影子,同时也受到宋学的影响。

戴钧衡之学术渊源及其《书传补商》之特色

戴钧衡承袭了乃师方东树的学术思想,尊崇宋学,强调经世致用。其所著《书传补商》一书,宗主程朱,推尊《蔡传》,重视对《尚书》中义理的阐发,可谓桐城派治经的一大代表作。戴氏解经,特别强调反复玩味经文,并以人之常情、事之常理为佐证。戴氏以此方法辨析疑义,阐明新说,形成了鲜明的治经风格。

郑玄“转纬为说”考

郑玄在注释群经时,往往称引谶纬,且常有转"纬"为"说"的现象。后人因误读《礼记正义》所引《郑志》,多信从汉末禁绝谶纬之说,并将其归因为党锢之祸。此说实乃孔颖达、贾公彦等人所创,并无实据。郑玄在遭党锢之祸时未曾噤口不言谶纬之名,在党锢之祸后也没有停用"说"这一指称。据此可证所谓转"纬"为"说"与党锢之祸无关。郑玄十分重视以谶纬解经,将其视为经注之一种,加之汉儒行文过程中指称经注十分随意,故常以"说"代称谶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