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技术的风险应对:伦理治理与法律规制

基因编辑的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引发了技术、伦理与法律等多个维度的治理问题。单一的治理方式效能有限,需要构建多层次、复合型的治理体系。技术风险是基因编辑问题的逻辑起点,应当强化技术监管,对客观的科技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分类和预防,探索负责任的技术转化路径。技术无法证成其应用的正当性,需要诉诸于价值理性,注重科技伦理治理,完善伦理审查机制,以充分发挥伦理调控功能。法律为基因编辑问题的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应当加强公法与私法、软法与硬法之间的协同规制,推动多元化主体的治理参与,凝聚社会共识,促进国际合作。

主体和时空维度下的产权公平保护考察

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产权的公平保护是现代市场治理的关键。治理理念下,产权保护以公平参与、利益协调、制度激励为核心。产权公平保护包含三个维度,旨在形成以主体、时间、空间公平为外在形式,以多元、包容、开放为内在核心价值的立体式产权公平保护体系。主体维度强调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平等保护,突出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和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重构政府的产权角色定位。时间维度要求秉持包容的产权发展观念,注重产权保护的代际公平,形成对企业产权的正确认知,弘扬企业家精神。空间维度下,应当坚持城乡产权的融合发展,统筹推进国内国际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开放型产权经济。

科技伦理治理的法治化路径--以基因编辑技术的规制为例

基因编辑等新兴科技引发的科技伦理风险正在对一部分传统社会秩序予以解构和重塑,科技伦理治理是应对此种新型风险的时代范式。法治化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旨在推动其他社会规则向法律制度的转变,保障治理的规范性。法治化过程需要实现“伦理与法律”“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利益平衡。科技伦理治理的法治化强调对伦理问题的全过程治理,风险预防是主要目标,应当在治理前端构建伦理风险监测机制,在治理中端强化伦理审查与监管机制。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完善是法治化的首要目标,制度供给是推进治理的核心路径,应当制定科技伦理基本法,加强科技重点领域的专项立法,并治理后端建构和落实相关的法律责任机制。

人体基因编辑的多维度治理——以《民法典》第1009条的解释为出发点

人体基因编辑是科学和伦理交织的产物,涉及不同面向的权益保护与伦理冲突问题,规范基因编辑技术是贯彻风险预防原则的题中之义。针对人体基因编辑,我国民法典构建起以总则编为宏观原则统筹、人格权编为中观准则指引、侵权责任编为微观损害救济的综合性规制体系。《民法典》第1009条确立的一般行为准则,第1008条设立的临床试验要求,与其他特别法规定共同形成规范人体基因编辑的具体规则架构。治理框架下,传统行政规制模式的制度效能有限,应当构建多元化的协同规范体系,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完善伦理审查机制,提升国际话语权。

“帮工关系”的内涵改造与体系位移——兼论无偿个人帮工关系人身保护公平责任的构建

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到《侵权责任法》,帮工关系存在体系位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帮工关系包含无偿个人劳务关系和无偿个人帮工关系两种类型,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模式进行内涵改造,将无偿个人劳务关系与有偿个人劳务关系合并为个人劳务关系,将无偿个人帮工关系与有偿个人帮工关系合并为个人帮工关系。有偿个人帮工关系不适用人身保护公平责任。无偿个人帮工关系人身保护公平责任的正当性在于,帮工人创造的利益本来拟赠予被帮工人,由于被帮工人的拒绝未能达成赠予协议。帮工人用自己创造的利益来填补自己的损害,具有最佳的合理性。适当补偿责任数额存在受益范围限制,因金额一般较小,实用价值欠佳。在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情形下,可以补充适用无偿个人帮工关系人身保护公平责任。不应将无偿个人帮工关系人身保护公平责任作为优先顺位的救济手段,应当建立多顺位补偿机制。

民法典:治理现代化的私法表达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其实现路径首先应当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民法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有重大意义。民法典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法典的人文性、市场性、时代性是对国家治理内容的具体回应。民法典的生命在于实施,从立法论到解释论的法律适用和对公权力的合理规范是落实国家治理要求的应有之义。

责任保险对我国侵权法的实际影响评估——基于司法适用数据的分析

我国学说上呈现的责任保险对侵权法的影响,认为责任保险与侵权法具有互动性,侵权法孕育责任保险,责任保险的发展反作用于侵权法。理论层面,责任保险对侵权法的责任本位、功能、归责原则和诉讼方面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司法裁判数据显示,责任保险在我国的适用范围和类型有限,适用频次不均衡,主要集中于机动车交通事故领域。比较法上,基于诉讼制度和保险产业的发展,责任保险对侵权法的影响在英美法系国家较为突出,在大陆法系国家则影响有限。我国理论上的责任保险对侵权法完全而深刻的影响,主要是基于对英美法系保险法理论的继受,而在现实中,责任保险对侵权法有限的影响则是大陆法系国家较为正常的表现。

个人信息处理的合理限度——基于必要性原则的场景化分析

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自由流动之间存在张力,个人信息是权利主体参与社会交往的基础性要素,信息处理行为规制的核心在于防止信息的过度处理与权利滥用。必要性原则是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与平衡机制,应当基于场景化的思维实现原则的规则化与制度配套。必要性原则包含目的关联性、数据最小化、存储期限、合理方式等四层内涵。"合理信息期待"是检验信息处理限度适当与否的判断标准。国家作为信息处理者,出于公共利益,可对必要性原则进行适度缓和。基于优先保护的弱势平等理念,应当严格限制处理儿童等特殊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信息类型反映具体处理行为间的差异化信息风险,禁止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作为一般性原则,例外情形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应当以维护公共利益、重大个人利益和市场需求为核心,并配置严苛条件。

民法典：中国特色与欧洲经验——2019年“中欧民法典国际研讨会”综述

2020年3月,中国立法机关即将通过民法典;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为进一步提高民法典草案的质量,经教育部批准,2019年9月21日至22日,由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办、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中德法律合作项目(GIZ RP)及华东政法大学罗马法和欧洲法研究中心协办的“中欧民法典国际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行。来自德国、意大利、瑞士、波兰、西班牙等十余名著名欧洲学者及国内二十多所高校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五十余名专家学者参会。本次研讨会对2019年8月立法机关审议的民法典人格权编及侵权责任编三审稿草案进行了深入探讨。

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竞合的规则构建——以第三人原因致害为视角

第三人原因致害下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的竞合问题,源于现代救济体系对同一损害的不同评价和规范。比较法上存在选择、取代、兼得、补充四种立法模式。我国相关立法呈现出分散化、原则化、矛盾化和地方化的问题,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着眼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我国的社会发展现状以及相关制度的设计初衷,我国在未来处理此类竞合问题上应采用"有限的兼得模式",《民法典》的编纂为相关问题的立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困境与治理:人类基因组编辑伦理审查制度的完善

人类基因组编辑具有不同维度的潜在风险,既包括基于技术本身的原初性风险,又包括技术后期引发的衍生性风险。伦理审查制度具有风险预防、弱势群体保护和伦理管控等功能,旨在确保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既有的伦理审查制度存在规范不统一、独立性不足、责任配置不清晰的问题。为提高伦理审查的标准化水平,应当制定高层级、权威性的操作规程,并建立由卫生行政部门为主导的伦理委员会资格认证体系。利益冲突是既有审查模式的掣肘所在,应当强化冲突识别机制,并以审查能力、利益冲突、伦理风险为基础,探索多层次的伦理审查体系。人类基因组编辑的伦理审查应当贯彻责任伦理理念,伦理委员会负有勤勉尽责的审查义务,应当以重大过失作为责任承担的判断标准。

基因编辑伦理问题的类型化区分及其法律规制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了社会对科技伦理问题的隐忧。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具有多维面向,既有研究多侧重于对结果层面的伦理风险的关注。因此,需要提升问题治理的全面性和针对性,特别是厘清伦理与治理之间的规范定位。功能主义视角下,可以从原因、结果和手段三个视角对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予以类型化解构。基因编辑事件的实质是一种伦理失序,伦理意识缺位是其根本诱因,法律责任可以为伦理意识的培养提供有效的制度激励。伦理审查是应对基因编辑伦理风险的核心机制,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发挥着内部伦理调控的功能,无法有效预防此类风险,应当基于风险分级管理的理念构建合理的外部审查体系。基因编辑的治理对象正在由技术安全向伦理问题转变,科技伦理治理提供了新的治理范式,规范供给及其制度化建设是核心实施路径。

老挝侵权法简评——以中老侵权法比较为视角

老挝侵权行为制度规定在其《非合同债法》中,我国《侵权责任法》为成文单行立法,两者均突破了大陆法系的立法传统。中老两国侵权法在立法背景、模式、结构和观念上有较大差异。老挝侵权法深受大陆法系影响,继受《法国民法典》的立法模式,我国《侵权责任法》则采用'大陆法系为体,英美法系为用,广泛吸纳司法经验'的指导思想。老挝侵权法囿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体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中老侵权法的对比,对未来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编纂有一定参考价值。

人体基因编辑:《民法典》的回应与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从民事基本法的高度对基因编辑问题进行了回应,于“人格权编”首次对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为未来相关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一般性指导和上位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