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参不韦》与乡遂制度的源起

从文字字形角度分析,清华简《参不韦》的底本可能起源于齐地;从文献语法角度来判断,清华简《参不韦》的主体部分可能形成于春秋前期。从《参不韦》所记载的司工、司马、征徒职能来看,该文献体现出了制国、制部和基层编伍观念,同时隐含授田信息,这可能与春秋前期齐地的管仲改革有着紧密联系。《周礼》所记载的乡遂制度并非是西周实录,很可能是对管仲改革的理想化修饰。清华简《参不韦》的出现,为《周礼》式乡遂制度起源于管仲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论清华简《畏天用身》中的墨学精神

学界一般认为清华简《畏天用身》与荀学、黄老之学相关联,但深入研究,可发现《畏天用身》中的天人关系具有“命由身定”的特点。与儒家天命观的宿命意味不同,墨学的天人关系表现出人义统天的倾向,《畏天用身》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倾向应该源出于墨学。宋钘、尹文之学作为墨学与黄老之学的混合,具有尊“心”的特点;《畏天用身》同样尊“心”,并混合黄老,上达墨,下启荀,作为典型案例展示了墨学精神向战国时代各家学派的渗透与融会。

清华简《[旨阝]夜》与尊隆文、武、周公--兼论战国楚地之《诗》学

据《清华简〈(旨阝)夜〉》记载,《蟋蟀》一诗系周公所作,但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清华简成于战国中晚期,应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所以《蟋蟀》系周公所作之说可能是战国儒士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其目的就是为了尊隆文、武、周公,以抵消来自其他学派非议圣贤、否定周制的巨大压力。战国时期楚地"诗教"文化发达,《(旨阝)夜》中的一些诗作则可看成是战国楚地儒士对于《诗》的一种拟作。

清华简《(旨阝)夜》《蟋蟀》诗献疑

据《清华简〈(旨阝)夜〉》所记载,《蟋蟀》一诗为周公在武王八年伐耆后所作,但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清华简成于战国中晚期,应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所以《蟋蟀》为周公所作之说可能是战国之士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诗小序》是战国至汉初有关《诗》的"教学提纲",其自身也蕴涵有一种附会历史情节的解《诗》倾向,《诗小序》既然可以运用史事比附,那么《(旨阝)夜》同样也可以。基于以上种种,我们对清华简《(旨阝)夜》中的《蟋蟀》诗为周公所作之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清华简与先秦时代的黄老之学

从"天→地→邦→人"的论述序列、"天道论""因循论"及"利民""尊君"理念等角度进行考察,可发现清华简《汤处于汤丘》与《汤在啻门》都包含有一定的黄老因素。尤其是《汤在啻门》一篇已出现四时、五行、刑德、气等明显的黄老观念,此篇在对昼夜四时的强调中也透露出了一定的阴阳思想。但《汤在啻门》中的"天道"与"五味之气"并没有贯通为道生气的模式,阴阳与德刑没有配位,阴阳与五行也并未合流。因此可以判断,清华简《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两篇文献,大致处于早期黄老文献向后来较成熟的黄老文献过渡的节点上。

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文体性质再探

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尹至》《尹诰》编排在一起而位于两者之前,这表明《赤鹄之集汤之屋》在清华简墓主人眼中是《书》一类的文献。从语法、词汇角度研究,可将《尹至》《尹诰》两篇溯源至西周时代,而《赤鹄之集汤之屋》则显示出春秋战国时代的语言风貌。《赤鹄之集汤之屋》有浓厚的巫术色彩,应经过了战国时代楚地士人的增饰。《赤鹄之集汤之屋》情节曲折,想象丰富,谓之小说当不成问题。从文学角度来看,此篇可归属于先秦杂史体志怪小说的范畴。先秦时代存在不少关于伊尹的传说,其中很多伊尹形象并不符合儒家的价值取向。这些伊尹传说在汉代被归为道家《伊尹》和小说家《伊尹说》,《赤鹄之集汤之屋》是小说家《伊尹说》中的一篇。

清华简《越公其事》与句践时代的经济制度

清华简《越公其事》的公布,为我们了解吴越争霸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新信息。首先,其中的"五政"隐含有计户授田的信息;其次,"征"的出现,颠覆了越国不征赋税的观念,也进一步否定了"越国原始社会说"这一传统认识。再次,"五政"也显示了句践政权的市场管控措施,这对理解越国的官营手工业与官营商业也具有一定价值。句践时代的经济制度,其本质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商业实施全面管控,这为后来句践发动平吴战争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元代新安理学从“羽翼朱子”到“求真是”的转向

元代前期的新安理学家们以"唯朱是宗"为治学宗旨,在经学研究上,他们以"羽翼朱子"为指向,普遍采取了"附录纂疏"式的解经方法。到了元代中后期,新一代的新安理学家成长起来,他们都已经不再虔诚或盲目地唯朱熹之注是从了。郑玉以"阕疑"为治经原则;朱升则以"旁注""求真是之归";赵汸综合考据向上推校而"一切以实理求之"。在这些治经方法中,展现出一种追求"真是"的新倾向。

清华简《汤处于汤丘》与商汤始居地考辨

清华简《汤处于汤丘》记载商汤娶妻有莘时所居之地为"汤丘"。通过古音考察与古文字比对,可以确定"汤丘"即"唐丘",大约位于晋南一带,今垣曲商城或许就是"汤丘"之遗迹。经考证可知,夏商之际,陕西合阳一带存在一个有莘国,这使我们关于"汤丘"在今垣曲的推断变得更加合理。传统文献中记载的商汤灭夏前所居之"亳",并不是商汤的始居地。如果"汤丘"是今之垣曲商城的话,则可为"西亳说",也就是为判定偃师尸乡沟商城为"亳",提供重要的证据支撑。

金末儒学性质再辨析

金代儒学发展至金末,曾出现过一股旨在重建思想秩序和重估儒学价值的思潮。关于金末儒学该如何定位,学界存在诸多争议。在金末儒学那里,确有汉唐儒学的底色,有苏学与程学的遗存,也有与南宋理学的碰撞,但其主体性质乃在于经由文辞追求而"治道"这一宏观设计。总体而言,金末儒学与程朱理学显然异趣,在价值诉求与表现形式等层面更接近于唐宋两代古文运动。

毕公事迹及毕公世系初探——基于清华简的研究

清华简《耆夜》记载毕公姬高是"勘黎"之战的主将,这使我们对毕公周初重臣地位的形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根据清华简《耆夜》并结合出土金文推断,毕公应该有子封于黎(楷);又根据清华简《祭公》的记载,毕公后裔毕曾在周穆王时期位列三公。这证明毕公家族与周公、召公、太公家族一样,也遵循着一子就封诸侯国、一子"世为王臣"的体制。

元初政治格局的演变与北方儒学群体的整合

元初的北方儒学以金源儒学群体与正统儒学群体最具影响。金源儒学群体崇尚治道文辞,其文化理念由金源文化派生而出;正统儒学群体用力于性命道德之旨,其本质系南方传来的朱子学正脉。最初这两个儒学群体存在明显的隔膜与矛盾,这种隔膜与矛盾在关涉王文统理财问题时尚有一定表现。在与阿合马理财集团二十余年的斗争中,两个儒学群体则经历了一个涵化的过程。尔后,和礼霍孙主持的儒治实践,也为两个儒学群体所共同促成。总之,元初政治格局的演变,使北方儒学发生了明显的整合,两个儒学群体间的隔膜与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缓解的态势。

元代新安经学与明初官修“大全”之取材

明初官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多取材元代新安经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新安经学家多为终身未仕的乡先生,其经学影响范围实属有限,但却因《元史》的纂修确立了学术地图上的位置。"大全"纂修者之所以取材新安经学,是青睐其以朱熹为指归、又纂辑群言为参考的"附录纂疏"体例。汉唐经学发展到编纂《五经正义》形成了凝固化困局,宋儒"疑经"则是对其破解。朱熹宗师地位确立后,其后学亦步亦趋对其维护,新的凝固化趋势开始出现。新安经学的"附录纂疏"之学是朱熹经学凝固化的表现,而"大全"的修纂使朱熹经学的凝固化成为定局。

“吾道”与文统:元好问的重要身分还原

元好问在金末元初的历史情境中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而且也是金源儒学的代表,即"吾道"之所寄,文统之所归。他的诗文创作、史学追求及宗教观都体现着"吾道"与文统的观念。受元好问的影响,元初北方形成过一个文统儒学阵营。但随着南方理学的北上,这个儒学阵营逐渐式微。明清两代,理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后,元好问的"吾道"与文统乃被消解,文学家遂成为其唯一的面相。

中州文献之传与金源文派之正——金元“文统”儒士之研究

赵秉文等重估儒学价值的金末儒士勾勒了一个涵盖治道、文辞的历史谱系。元好问在金亡后把这个谱系升格为"文统",并以承继中州文献之传与金源文派之正而自居,有意和赵复一系北上的南学划清界限。元好问作为一代宗师,在东平等地培养了大量弟子,这些弟子皆擅长治道文章之学,坚守乃师所建构的"文统",以至于在元初形成为一个大规模的阵营,规定着北方的儒学格局。不但如此,北方"文统"也影响着南学的北上,这主要表现在对南方理学北上的抵制和对理学"流而为文"的引导两个方面。

“朱熹同时代徽州籍学者非其同调”论——兼论朱熹对徽州地区学风的清整

当代有些学者将程大昌、吴儆等徽州籍学者归为朱熹同调,这一观点实可商榷。通过认真研究可发现,程大昌、吴儆、王炎等朱熹同辈学者在学术上各有侧重,但均对朱熹的理学体系较为隔膜,若谓其对朱熹理学有弘传之功,其实并无凭据。朱熹所接触过的徽州乡先生如程鼎、李缯、滕恺、俞靖等人,身上又都表现出了明显的"苏学"倾向。为了使自己的学术传入父母之邦,朱熹着手清整了徽州地区的学风。他把切入点放在了可塑性较强的年轻学子那里,打造出了一个徽州籍弟子群体,从而为徽州朱子学的传播确立了一个开端。

浅谈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是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本文分析了影响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三大因素:基础知识不扎实、从众心理和惯性思维,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方法:加强基础知识原理教学、提升学生认知能力,鼓励探索求异以及激发学生好奇心和学习动机。

新安理学与元代徽州地区的宗族建构

在徽州理学发展与宗族建构的整合过程中,新安理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中介的作用,他们推动着朱子礼制的下移,为宗族建构提供了心灵上的凝聚作用及制度上的保障。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们在推动理学与宗族互动中做出了一种可贵的坚持;而元代中后期,理学化的乡绅成为这种互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至正壬辰战乱,使新安理学与徽州宗族建构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这两方面互动浸润的传统保留了下来,并在明清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论卢卡奇哲学进路中的克尔凯郭尔维度

卢卡奇早年虽深受西美尔(1)、马克斯·韦伯、狄尔泰等新康德主义者的影响,但他认定康德形式伦理无法救赎灵魂的贫困,这使他转而走向了力图构建整体新世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然而,卢卡奇有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计划由于庞大、复杂而不得不放弃,于是在卢卡奇的思想中同样主张宗教救赎的克尔凯郭尔代替陀思妥耶夫斯基承担起他建构总体性的使命。而后,卢卡奇又通过克尔凯郭尔化的黑格尔主义逐渐向黑格尔的普遍辩证法回溯,这种回溯也为他后来通过黑格尔总体性的三棱镜理解马克思主义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