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与公司违规:来自连锁VC董事的证据

本文选取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从风险投资(VC)参与企业治理的视角,探究连锁VC董事的违规经历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董事上一年在其他公司的违规经历会显著减少公司的违规行为。渠道检验显示,更不可能委托投票、召开更多次数的临时董事会会议以及更多地在委员会中任职是连锁VC董事形成前述影响的三条潜在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连锁VC董事更能减少违规经历类型相同的公司违规,并且,处罚力度更重、经历更加深刻(亲身经历、同一团队内成员经历)时,连锁VC董事的影响更明显。在排除了替代性解释和进行了稳健性测试后,研究结论依然存在。

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自主学习还是合作

国外技术的引进模仿为中国产业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也使中国企业与产业的技术发展失去了自主性,造成产业低端化。而且随着中国企业与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缩小,引进技术的难度与成本增大,因此,中国产业发展需要从引进模仿型向创新自主开发型的技术发展战略转变。本文在构建数理模型分析本土企业是选择自主学习还是与外资企业合作的机理基础上,进一步以中国汽车与高铁行业为例,分析了本土企业从引进模仿到自主研发的战略转变,进而提出相应对策。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国家级孵化器“认证”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全部科技企业孵化器(简称“孵化器”)数据,检验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简称“国家级孵化器”)的“认证”效应。文章认为,获准入驻国家级孵化器能够向外界传递关于企业质量的积极信号,帮助企业通过高新技术认定。研究发现,相比非国家级孵化器,国家级孵化器中的初创企业获得高新技术认定的概率显著更高。在控制了已有文献中资源连接和能力建设的替代解释后,文章结论不变。从“认证”效果的需求和供给角度分别展开研究发现,对于更需要权威机构认证的群体,如首次创业者、大学生群体以及专利数量较少的初创企业,入驻国家级孵化器的影响更显著;并且,专业技术领域的孵化器与孵化企业的技术领域一致会增强国家级孵化器的“认证”效力。为了缓解可能的遗漏变量问题,文章仅保留在孵化器评定为国家级之前已入驻的企业样本,并以孵化器评定为国家级作为冲击事件构建多时点DID模型,结果支持本文结论。文章拓展了孵化器的作用机制研究,并为创业服务机构影响初创企业资源获取的现有观点提供了基于大样本的经验证据。

风险资本的治理效应:来自IPO暂停的证据

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存在明显异质性,识别出积极的机构投资者对于改善上市公司治理、提升上市公司质量至关重要。本文结合风险资本持股上市公司的普遍现象,研究风险资本持股对缓解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作用。风险资本持股的上市公司预期有更好的治理表现,但这可能是风险资本参与公司治理的结果(治理效应),也可能是其筛选了治理表现较好的企业进行投资(筛选效应)。为此,本文选取IPO暂停事件作为实验场景:对于同时持股IPO企业和已上市公司的风险资本,当IPO企业的上市进程被暂停时,风险资本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帮助其渡过难关,从而导致对已上市公司的注意力分散和监督缺位(分心)。研究发现,IPO暂停期间,“分心”风险资本持股的已上市公司表现出更严重的过度投资现象。对风险资本家的问卷调查,为这一“分心”解释提供了直接证据。本文还发现,IPO暂停期间“分心”风险资本扩大了募资规模,并增加对IPO企业子公司的投资;同时,其对上市公司的监督明显减少,表现为临时董事会的频次下降,风险资本家董事委托投票的概率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当风险资本的治理角色越重要、“分心”程度越高时,IPO暂停的影响越显著;而有效的替代治理机制会削弱暂停政策的影响。本文为风险资本持股与公司治理表现之间的因果识别难题提供了新的场景和证据,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深入理解风险资本这一类机构投资者在缓解企业过度投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