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服务化的价值创造与资源配置效应

推动制造业服务化是我国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的现实选择。基于2006—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价值创造和资源配置两个方面来考察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服务化具有显著的价值创造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有利于提高制造业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和推动制造业企业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助推企业转型升级;制造业服务化的价值创造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具有显著的企业异质性,其对专业化分工程度和资本密集度较高企业的价值创造效应更加显著,对专业化分工程度和资本密集度较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制造业企业应根据自身禀赋,全面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增强制造业企业向服务化转型发展的适应能力;政府也要加快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要素流动的区域壁垒和行业壁垒,通过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来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与农民工分流机制的构建——基于二分类Logistic模型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自东向西的回流具有显著的结构效应,它既能倒逼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也有利于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但盲目强调劳动力回流容易加剧东部地区的"民工荒",也容易导致东部地区陷入"产业空心化"的困境。因此,构建农民工区域就业、创业分流机制对实现农民工回流的结构效应至关重要。针对农民工回流影响因素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就业方面,东部地区应把20岁以下和40岁以上的农民工作为农民工就业制度的需求主体,通过增强其身份认同感、改善其居住环境、增强其就业培训、加大其社保力度、提高其技能水平、强化其工作权益等举措,巩固其留守意愿;中西部地区应着重针对20—40岁农民工的行为特征,通过强化其与家乡的联系、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提高其比较收益等措施,吸引其回流。创业方面,东部地区的政策着力点应放在为农民工提供创业咨询和指导上,中西部地区则需提供包括咨询、指导、培训、资金等全方位的创业支持,同时要注意政策的连续性和继起性,做好政策与政策之间的衔接,并把农民工返乡创业与本地城镇发展相结合,推动产城互融。

基于复杂网络的私有信息共享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影响

以200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复杂网络视角探讨私有信息共享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中的私有信息共享容易引发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尤其是买方羊群行为,这一作用在市场震荡期更明显;当公开信息质量更低、机构投资者信息收集能力更强时,私有信息共享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私有信息共享所引发的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提高了股价同步性,属于真羊群行为,信息共享并不能促进更多的私有信息融入股价。

区域产业联动与产业转移——基于内生比较优势的视角

理论上区域产业转移的经济效应并没有完全在现实中得到体现,建立在劳动力成本等外生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区域产业转移面临着成本上涨、资源配置低效、转移的无根性等诸多问题。要保证产业转移的长效性,就要把产业转移建立在内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基于产业垂直联动、水平联动和分工联动的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波及效应,它能够在增强区际以及区域内部产业关联的同时推动区域技术进步,促进区域比较优势的内生化。然而,区域产业同构、地区政府激烈竞争、对外部技术的依附等因素制约了产业联动效应的发挥,但是,应通过构建区际、区域产业联动机制,提高既有产业资源的利用率,加强区域间技术创新合作等举措来推动产业联动,提高产业转移的有效性,最终实现区域比较优势的内生化。

基于要素错配的产业转移效率缺失及其纠正

产业转移的有效性在于产业转出或转入之后其与转出地或转入地要素资源是否能够实现高度耦合。由于要素配置与产业转移空间布局上的不匹配,现阶段的产业转移呈现出包括产业空心化、集群发展质量不高等诸多表征在内的效率损失。具体原因在于:产业区域转移速度与劳动力要素区域转移速度不匹配、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空间错配、产业分工的空间锁定、技术封闭与技术转移迟滞等要素配置问题。要提高产业转移效率,一是加快发展创新主导产业,增强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外移的内在推力,加快产业转移步伐;二是要通过提高中西部地区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和其市场自由度,增强其对资本流入的拉力;三是多举措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

发展战略、制度变迁与劳动力转移

制度安排是决定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劳动力流动趋势的重要因素。特定的经济格局拥有特定的制度约束,我国在既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下形成了区域和城市双重偏向的制度安排,两者共同构成了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反过来,劳动力转移对制度安排的变革也有反推作用,这种反作用过程实际上表现为诱发性的制度变迁,而我国劳动力转移的新趋势为偏向性制度安排的诱发性变迁提供了有利条件。

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分化与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效应

当前农民工群体内部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和阶层分化并存的双重分化特征,由此带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趋势的变化,这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它有利于劳动力要素按照其资源禀赋优势实现其在区域和城乡间的重新配置、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的转型和中西部地区对其的承接,为我们继续保持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竞争力并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便利,最终有利于改变我国传统的依靠"人口红利"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而这些经济效应的充分发挥最终依赖于相关制度的变革和完善。

本科生导师制实施的制度困境与制度优化

文章在博弈论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本科生导师制发展面临的制度困境,分析了监督考核制度、激励制度、导师评价制度、导师与辅导员的管理冲突等因素对导师制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了优化本科生导师制的制度措施。

进城农村劳动力代际差异的实证研究

选取18个能够综合反映农民工群体的工作、生活、社会保障和主观意愿等生存现状的指标,利用统计分析方法构建进城农村劳动力生存现状影响因素的因子模型,集中分析各个因素对进城农村劳动力现状的影响程度及其在进城农村劳动力总体代际和性别差异上的表现。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第二代农民工在工作因素、进城动机、主观诉求等方面都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较大区别,工作稳定性、身份歧视等因素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影响有着不同于事先预期的结果。

进城农村劳动力生存状态及原因分析

本文从进城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待遇、文化生活状况、权益维护状况和子女教育等方面考察他们的生存现状,指出了导致农民工生存现状的深层次体制原因——偏向城市的制度安排,着重强调了户籍制度是导致农民工边缘化的根本原因,探讨了制约农民工生存状态改善的因素,提出了相应的改善农民工生存现状的措施与建议。

进城农村劳动力生存状况实证研究——以河南省914位进城农民工为样本的调查与分析

民工荒现象反应了农民工发展的许多新特点,诸如效用函数和目标函数的变化等,这也预示着我们对进城农村劳动力这一流动群体应该重新予以审视。以河南省进城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对进城农村劳动力的最新生存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并对其新的特点如年轻化、迁移动机多样化、主观意愿更加强烈等加以概括和分析,总结出农村劳动力的现状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建议。

个人上网的安全防范

简单介绍了一些利用互联网络进行网上学习时 ,为避免出现一些安全漏洞 。

机构投资者抱团能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吗--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分析

高度集聚的投资者网络可以缓解“搭便车”问题,以推动投资者集体行动的实现。本文以共同持股的产权关联为依据构建机构投资者网络,利用社会网络算法,从机构投资者网络中识别出高度集聚的机构投资者团体,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抱团持股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抱团持股能够帮助机构投资者有效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抑制效应大小与抱团持股比例正相关。基于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股权结构的影响分析表明,在审计质量较低、外部约束较弱的情形下,机构投资者抱团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在两权分离的股权结构中,机构投资者抱团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抑制效应更强,揭示了影响机构投资者抱团边际治理效应的因素。影响机制的分析进一步表明,机构投资者抱团可以通过退出威胁和“用手投票”来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然而在我国资本市场中,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显著强于“用手投票”。

机构投资者抱团、外部治理环境与公司信息透明度

通过社会网络算法识别机构投资者团体,并利用200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抱团持股对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抱团能够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在控制内生性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外部治理环境显著影响机构投资者抱团与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之间的关系,在地区法律保护水平较低和审计质量较低等外部治理环境约束较弱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抱团持股对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正向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退出威胁与信息搜集是机构投资者抱团影响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两个重要路径,但退出威胁的中介效应较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新技术范式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制度变革

技术变革与制度创新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双螺旋动力,技术与制度是否协同匹配直接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水平和速度。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我国技术范式的转变,同时也改变了传统技术范式和制度框架内技术—制度的互动稳态,激发了对制度创新的需求。当前,我国制度创新的供给明显滞后于技术范式的转换,现行的制造业相关产业政策与制造业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还不适应数字技术范式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要求,这是导致制造业企业陷入生产率困境、转型升级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应从多制度变革入手,通过调整传统的制度框架适应技术范式的转换,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体的制度变革路径包括改变强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取向、致力于数字技术底层逻辑的制度变革、强化竞争导向的市场化制度改革、侧重促进协同创新的制度创新及聚焦动态能力的企业内部制度变革。

比较优势、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

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反映了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在我国区域之间的动态转化,东部地区逐步丧失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要素禀赋的显性优势开始呈现。产业转移直接产生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顺应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做好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和承接,才能转变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促使东部沿海地区进行产业升级,同时带动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在保持我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

基于产业关联的区域产业转移及其效率优化:投入产出的视角

基于产业关联的产业转移是提高产业转移有效性、推动区域内生增长的重要途径。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制造业的前向关联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其后向关联水平并不必然的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从而为制造业由东向西的转移奠定了产业基础;(2)区域制造业与其它地区产业之间的关联水平与区域间地理距离呈反比;(3)待转移产业及其转向的选择要视区域内产业关联、区域间产业关联、产业技术特征以及区域间地理距离进行分类、差异化转移;(4)现阶段低技术制造业更适用于基于产业链的集群式整体迁移模式,而中、高技术制造业更适用基于产品价值链的生产工序转移模式,推动区域间基于产品价值链的网络型分工,在低技术制造业转移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弱化发达地区"产业空心化"危机。其中中等技术制造业主要转移一般的技术密集型生产工序,高技术制造业转移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

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工资的动态趋同及其结构差异

近年来,农民工工资与城镇职工工资趋同,但同化速度较慢。分区域结构看,中西部地区工资同化速度较快,东部地区工资同化速度最慢,中西部地区的相对劳动力成本优势并不如想象中的显著,其产业同样面临转型和升级压力;分行业结构看,制造业工资差距大且同化速度较慢,东部地区制造业工资成本的上涨压力主要来自于城镇职工工资的上涨。综合来看,就业人员所在企业的性质差异、农民工就业结构的高度固化、农民工区域结构的变动延缓了农民工工资向城镇职工工资的动态趋同。只是企业性质差异对东部地区工资同化速度的影响较小,私营企业内部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工资差距不断扩大是导致其同化速度较慢的又一因素。而户籍是私营企业内部就业人员的主要差异,这表明户籍改革对短期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而言,其实际影响尚且有限。

农民工就业结构“逆升级”及其均衡对策探析

我国农民工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偏离,其中东部地区偏离程度较高,中部地区较低。从发展趋势上看,我国农民工就业结构存在明显的"逆升级"现象,其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东部地区"逆升级"现象最为突出。现阶段要实现农民工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可通过发挥东部地区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就业"衰减效应"、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借助产业转移加快中西部制造业发展、以农民工市民化带动城市化进而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着力于第三产业内部的均衡发展、以就业培训推动农民工职业分化等多种途径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