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侮辱 诽谤罪治理的程序机制反思

网络暴力事件频发现象严重破坏社会公众的安全感。侮辱罪和诽谤罪,作为当前网络暴力犯罪中主要涉及的两大罪名,系告诉才处理案件,适应自诉程序。然而,在信息时代,固守传统告诉才处理案件只能适用“绝对自诉”的观念,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网络暴力犯罪治理的需要。无论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公安机关协助,还是《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中允许在一定条件下适用公诉程序的方式,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追诉机制问题。针对网络侮辱、诽谤犯罪呈现的社会危害大和因证据产生维权难的新特征,现提出两种路径:厘清“告诉才处理”与自诉程序的关系,构建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二元追诉模式;法律规定将通过网络实施的侮辱、诽谤罪作为自诉案件的例外,直接适用公诉程序。

犯罪结构轻罪化的程序回应——以检察罚的证成进路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多次对犯罪圈的扩大体现了一种轻罪扩张趋势,犯罪结构持续轻罪化,这与针对重罪重刑设计的传统司法制度产生一定冲突从而造成不利后果,其本质是新趋势下旧制度不相协调所生的张力。通过分析可得相对不起诉的扩张适用可以作为现阶段有效的回应路径,但这又与刑罚目的产生矛盾且现行的检察意见模式也难以解决,故亟待寻求新的解决方式。特此提出检察罚制度并进行证成,以充实不起诉后的处罚制度,在对轻罪化进行回应的同时彰显能动检察、司法为民之理念。

《刑法》第100条之我见

从刑法体系及条文结构、内容上对《刑法》第１００条进行分析，认为该条于刑法体系而言不太和谐，于法理而言也无很好的依据。

论七人合议制的理想和现实落差

七人合议制作为解决人民陪审员参审有效性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承载着利用社情民意优势解决重大案件的功能。从实践的情况来看,在《人民陪审员法》颁布之后适用七人合议庭的案件数量明显增加,绝大多数适用七人合议庭的案件属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集中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案件。对于公益诉讼案件与重大刑事案件的适用标准不一,重大刑事案件大多由于不属于“社会影响重大”而不适用七人合议庭。有必要重新思考七人合议庭的性质定位,使七人合议庭的适用成为刑事案件当事人依法申请的权利,只要当事人申请适用,法院即应当组成七人合议庭进行审理。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实证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之后,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率仍然较低。律师会见难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律师调查取证还是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律师的辩护意见也未能得到侦查机关足够的重视,律师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进行的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活动效果亦不明显。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的功能主要在于打破侦查程序的封闭性,从策略上看,应从对抗走向沟通、协商,从结果制约走向过程监控。

“两面一体”:公安行政权与侦查权关系研究——基于功能的分析

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公安机关的行政权与侦查权被认为是两种性质的权力,由于权力性质的不同,法律为权力相对人提供的救济渠道也相应不同。对于公安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相对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寻求救济,而侦查行为则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针对实践中两种权力混行的现象相当普遍,研究者认为应当对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与侦查行为加以区别。从实践看,由于行政权与侦查权系一体警察权的两面,无论从规范层面,还是功能层面,二者均难以完全的区分。因此,更好的选择应当是建立统一的警察职权行为法体系,从警察权的整体性角度来认识公安机关的行政权与侦查权,并为二者提供统一的救济渠道。

恢复性司法:一个概念性框架

恢复性司法是近一段时间来刑事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不成熟的话题。对这一主题的深入研究,需要界定恢复性司法的概念、目标,进而研究恢复性司法在西方国家运行的理论与社会背景,及其与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之间的关系。

论侦查资源的配置与侦查效益

科学的侦查资源配置对于提高侦查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当前的侦查体制模式下,侦查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导致了侦查效益的低下。较高的侦查效益必须建立于合理的侦查源配置的基础之上。当前我国侦查体制中警力资源配置的不足在于侦查机构设置不合理和警力资源投入上的缺乏理性。在刑事诉讼法治的语境下,侦查权力资源的配置必须遵循比例原则和必要性原则。从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关系来看,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的领导权力。从控辩关系来分析,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一定的辩护性调查权力。在现代社会里,要拓展侦查资源,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建立信息资源共享系统,从而提高侦查效益。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设计都隐含着辩护律师对刑事诉讼程序普遍参与的前提。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力聘请辩护律师时,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其获得律师帮助的重要途径。2012年修正后的中国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并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从一审程序向前延伸至了侦查程序,但距离普遍、及时的刑事法律援助目标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为此,应当进一步扩大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并建立有效的保障体制。在律师资源区域性分布不均的现状之下,通过建立中国式的公设辩护人制度,在一定区域之内进行律师资源的合理配置,或者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纳入刑事法律援助服务队伍之中,可以较好地满足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实践的需要。

案卷中的口供与证据——一个实证的角度

通过对C市J区1984、1994、2004年度审结的各50起刑事案件案卷中证据种类的结构分析发现,抽样案卷中的证据种类结构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并非实质性的,特别是口供与其他证据之间数量之间的比值未有明显的变化,物证类型结构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并不能从中看出这20年来侦查机关获取证据能力的改善和提高,同时,我们还发现证人证言的数量却呈大幅度下降,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断侦查实践中对讯问的依赖程度仍然较高。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国家对侦查的投入不足,侦查实践技术含量较低,在客观证据获取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侦查的推进势必依赖于讯问所能提供的证据线索。

论犯罪嫌疑人身份的确认与撤销

刑事诉讼法使用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指称处于不同诉讼阶段的被追诉对象。在立法上,被告人身份的起止界限是明确的,但对于犯罪嫌疑人身份的确认与撤销法律却未作任何的规定。明确犯罪嫌疑人身份的确立和撤销无论对于被追诉者的权利保障还是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操作而言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犯罪嫌疑人"身份的确认应当在侦查立案制度改革的前提之下,区分现行犯案件与非现行犯案件来进行:对现行犯的"犯罪嫌疑人"身份确认可以在其到案之后以口头的方式完成;对非现行犯的"犯罪嫌疑人"身份确认则应当通过书面的方式进行。对现行犯,在经过及时的讯问与调查之后,如果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以口头方式撤销其"犯罪嫌疑人"身份;对非现行犯而言,如果侦查终结证明其不构成犯罪的,应以书面方式撤销,如果在法定的期限内案件无法侦查终结的,非现行犯可以申请撤销其"犯罪嫌疑人"身份。

再论刑事诉讼中的级别管辖

在级别管辖中涉及牵连管辖时上级法院吸收下级法院管辖权可能导致那些本不应受到重刑处罚的被告受到重刑的威胁。级别管辖中的管辖权在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转移导致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违背了司法权的行使规律,并且由于管辖权行使的行政化使得诉讼当事人被排除在管辖权决定的程序之外,不利于诉讼当事人权益的保障。

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

刑事和解是犯罪者与被害者之间进行的一种协商 ,旨在被害者获得损害赔偿 ,犯罪者获得宽恕谅解 ,社会秩序得到恢复。辩诉交易是检察官与刑事被告人之间进行的一种协商 ,旨在通过被告人承认犯罪 ,获得检察官向法庭提出更低的量刑请求 ,国家因此降低司法资源耗费 ,降低诉讼风险。两种制度的本质都是一种刑事法领域中的契约关系。

刑事诉讼中的见证人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程序中见证人的资格、权利、义务、责任,及其法律地位等均缺乏明确、系统的规定。侦查实践中见证人制度流于形式,究其原因在于立法与对刑事诉讼中见证人制度的功能认识模糊,定位不清,以致实践中对之重视不够。在"完善见证人制度"的目标要求下,有必要明确刑事诉讼中见证人制度的功能定位,以及见证人的诉讼参与人地位。

取保候审审批决定程序实证研究

取保候审的审批程序既可因犯罪嫌疑人的申请,也可以因侦查人员的决定而启动。实践中,从过程看,无论是基于哪一方的提出而启动,取保候审的审批决定过程都同样的表现为公安机关的内部行政控制;从结果看,犯罪嫌疑人一方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得到公安机关批准的情形很少,而由侦查人员决定提出的取保候审申请则大部分都得到了公安机关的批准。一样的审批过程,不一样的决定后果,充分地表明了取保候审的权力保障导向,而不是权利保障的性质。

纠纷流向派出所原因的多维分析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纠纷流向了公安派出所。一方面,是当事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这些纠纷所表现出的暴力性特征与公众对警察角色认知相契合的结果。从更为宏观的背景分析,人民调解功能的弱化、人际关系的淡化和社会支持网络的缺乏使得纠纷无法得到及时干预,而现代警务的快速反应机制恰好能够满足纠纷当事人对纠纷得到迅速有效解决的需要。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证明标准问题

虽然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标准问题仍未有定论。证明标准是一个与证明责任具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抑或说它们在本质上是一物两面的关系,因此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控方与辩方的证明标准应做区分。为避免规则被束之高阁,对于辩方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证明标准不宜过于严苛,而根据证明责任转移原则,对于控方在后续程序中进行的证据合法性之证明则应采取二重性标准,即"确认(非法)"或者"不能排除(非法)",而非单一性标准。同时,还需针对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分别采用对应于"确认(非法)"情形的"可能(合法)"标准,和对应于"不能排除(非法)"情形的"确实(合法)"标准。

论搜查的正当程序

搜查作为一种强制侦查措施 ,对公民的潜在威胁是警察在搜查过程中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个人隐私权的侵犯 ,因此 ,参照英美法系的搜查制度 ,我国的搜查措施应规定履行严格的令状申请程序、规范的执行程序、扣押程序、完善的救济程序。

纠纷调处与社会稳定:警察调处纠纷的组织行动逻辑

对警察在日常工作中对纠纷排查以及调处纠纷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主动性应从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来认识。从这角度而言,警察解决纠纷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当事人利益冲突的协调,而是事关区域社会的稳定,并由此获得了公安机关决策者的认同和执行者的落实。纠纷的激化既是一种偶然性事件,但也有其必然性。从实践的角度而言,一些民间纠纷因为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从而被激化成杀人、伤害等恶性刑事案件。因此,通过对警察对纠纷的及时介入,一方面可以平抑纠纷双方过激的情绪,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一些纠纷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从而避免纠纷被激化的可能。

侦查学研究现状之检讨

通过对三卷《侦查论坛》所刊载的3年的全国侦查学术会议的参会论文的主题、侦查法治化文本的关键词,引证资料及对侦查学研究群体和研究方向的分析,对当前侦查学理论研究中过于关注价值论意义上的形而上的理论问题,忽视认识论上的形而下的侦查实践问题研究的倾向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提出侦查学理论研究应当服务于侦查实践,侦查学首先应当是认识论上的科学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