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窗口期与体系性冲突的时机

以实力对比为核心变量的结构主义理论在解释大国间体系性冲突的爆发时机时,片面强调崛起国或主导国随实力接近而线性升高的冲突意愿,却忽视因势均力敌而下降的冲突预期收益及其对冲突意愿的抑制。权力转移节点附近是两难的冲突决策,而这被过度简化。本文认为,危机的反复爆发促使国家建构起关于自身所处窗口期的信念,而特定重大事件的发生则可能在不改变行为体对窗口期基本属性既有判断的同时,在行为体的战略认知中构建一个内嵌于基调窗口期的异质性窗口期,进而形成关于复合窗口期的战略判断。复合窗口期的持续时长、脆弱期和机遇期的复合方式、内嵌窗口期的偶然性及其不等价值将对国家的冲突决策产生不同影响。脆弱期中嵌入高度偶然的珍贵机遇期以及机遇期中突现严重危害机遇期走势的脆弱期都将使得大国决策时的效用计算结果明朗化,并激发大国的机会主义倾向,促使其采取强硬措施加以应对。本文分别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当前中美贸易争端为例对复合窗口期理论进行了验证。

回溯性求偿与国际战争的诱发

既有理性主义战争成因理论认为围绕战争的预期效用计算主导着国家冲突行为的选择。将沉没成本和各类既往互动经历纳入效用计算在上述理论路径下被视为非理性行为。这种理论偏见限制了理性主义战争成因理论的解释力。事实上,对于物质和时间沉没成本的关注导致了国家行为体互动时呈现极端的相对收益敏感。为规避特定一方的相对物质收益或时间优势过度累积而使冲突双方实力失衡,自认为处于损失框架下的国家不时地采取无法被对方所接受的回溯性求偿行为,进而使冲突双方的和解方案交集被极大限缩;加之求偿国与被求偿国判断对方所持决策框架时产生的认知落差,冲突双方的风险承担意愿随之增加,同时双方也高估对方的敌意而低估对方的冲突决心,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可能性因而增加。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军事动员竞赛可以分别论证两类典型的回溯性求偿行为——围绕物质利益争夺展开的受害者—加害者战略互动和为争夺时间优势而被迫采取的后发先至策略——对国际战争的诱发性影响。

战略牵制:避免成为主导国首要战略对手的路径初探

大量既有研究认为主导国将主观认知的最大威胁来源国选定为首要战略对手并对其加以遏制,忽视了主导国采用接触性政策与最有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国家"化敌为友"的可能性。本文提出一个理论假设,即当诸大国群体性崛起时,由于体系主导国战略资源的广泛分布,特定崛起国可能会在某些区域或议题领域取得相对主导国而言的不对称优势。一旦某个崛起国能够针对主导国无法放弃的核心战略利益制造出超出其应对能力范围的威胁或不可或缺的合作需求时,主导国将受到战略牵制并被迫与该崛起国消极但和平共存。进而,本文通过考察一战前英国利用协约管控难以应对的俄国威胁而选择对抗威胁有限的德国的历史案例,验证战略牵制的可行性。

相互依赖条件下的战争无效性——诺曼·安吉尔国际政治思想再发掘

作为学科初创阶段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曼·安吉尔的国际政治思想长期以来遭到忽视和误读。本文基于对安吉尔成名作《大幻觉》一书的详细梳理,依据其对人类理性和国际社会发展的审慎乐观,对国家间利益冲突及其解决机制的深刻把握,以及对后世新自由主义诸多议题的开创性贡献,重新明确安吉尔思想在国际政治理论谱系中的定位。此外,本文试图精确还原安吉尔所提出的战争无效论的核心要义:由于各国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战争既不能带来物质上的纯收益,也无法帮助达成国家在非物质层面上的政策目标。与以往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关系事实上证明而非证伪了安吉尔的战争无效论。对安吉尔国际政治思想的再发掘有助于重新找回自由主义范式发展过程中的'失落'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