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诗歌史建构与乐府诗的地位变化

元代前中期诗集中乐府诗次序靠后的现象反映了乐府诗地位的下降,相比之下,五言古诗的地位有所上升。乐府诗在这一时期所构建的诗歌史中的缺位,是其地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五言古诗取代乐府诗承接诗骚,尊陶之风更助长了文人对五言古诗的喜爱,性情说下以叙事见长的乐府诗却遭到了进一步冷遇,同被称为乐府的词曲作为卑体也因其俚俗对乐府诗的地位造成了影响。元末的古乐府运动使乐府诗重回文人构建诗歌发展史的视野,杨维桢以性情说强调乐府诗诗旨,在古乐府创作上借鉴了古诗手法,进一步促进了乐府诗的经典化,使乐府诗的地位有所提升。

金代正统观与金代诗歌中三国故事的褒贬倾向

金代德运之议体现了金代的官方正统观。在三国问题上,金代官方继承了唐和北宋的观点,以曹魏为正统。但在以赵秉文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中“,帝蜀僭魏”成为不可忽视的史学观点,这与南宋文人不谋而合。这一观点体现在了金代诗歌创作中,“尊刘贬曹”已是金代诗人吟咏三国历史的主流趋势。

元代乐府诗内部的分化与礼乐建设的现实需要

乐章与乐府歌行通常被视为乐府诗内部的诗体,以苏天爵为代表的元人却将乐章与乐府歌行视为二体。二者在雅俗上的对立是如此分类的主要原因。在元代,乐章的政治功用还有所保留,但乐府歌行已基本无法发挥其政治功用;乐章文辞典雅,出于文人,乐府歌行的文辞则浮鄙俚俗,最初出于民间;乐章要倡导“性情之正”,乐府歌行则被认为缺少“正大之情”。元人对乐章的认知主要基于礼乐制度,在乐章创作上主张“崇古”“尚雅”,同时政治虽然是批评乐章的重要标准,但一味歌功颂德的作品是无法得到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