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论宇宙的唯一性

《蒂迈欧》中的宇宙唯一性论证,既包括从神的善意而来的外部论证(模仿动物理念而造的宇宙是唯一的),也包括从内部构成成分来说的内部论证(用尽了一切的宇宙是唯一的)。这两个论证的合理连接来自对"囊括者"概念的正确理解。在外部论证中,通过诉诸囊括者概念,可见宇宙和动物理念这两个整体之间建立起了结构类比,宇宙也因此获得了生成界最大囊括者的形式性特征,因此是唯一的。在内部论证中,"囊括者"所代表的整体部分关系具体到宇宙内部:其"部分"被确定为元素;"囊括一切于自身之中"也被具体化为穷尽了所有能量和元素;因此宇宙是唯一的。内部论证同时针对原子论者的多宇宙观,并对其同名"囊括者"概念进行了改造。最后,柏拉图也称宇宙灵魂是囊括者,其"部分"是数学比例。宇宙灵魂的创造穷尽了音律学中所有的和谐比例,它在时空中首先被按照长度展开,体现为按比例分配带动恒星和行星的同圜与异圜;其次,在面和体上的表达为火、土、气、水所对应的四、六、八、二十正多面体及宇宙和灵魂所对应的球体。这种数学关系是囊括者内在统一性的来源,也是柏拉图在不同等级的囊括者之间建立起同构类比的原因。五个宇宙的假设也可以看作是从理念、纯比例(按照长度)、面、体及生成之宇宙这五个层面对囊括者存在结构的分别表述。

中国古代科学的“诗性”与“礼性”

本文从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运用两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科学。从知识的创造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科学的思维具有"诗性",即"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象类比",类似《诗经》中的"兴象"。这种"诗性"的思维,表现了中国古代科学想象、表达和推理的方式。而从知识的运用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科学是为建立秩序、治理国家服务的。基于天文历法"月令"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国家统治之合法性的基础;古代理想的职官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古代知识体系;对国计民生重要的科学知识,得到国家持续的支持;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古代科学的"礼性"。

亚里士多德对多宇宙观点的批评

古希腊存在着宇宙是一还是多的争论。原子论者认为宇宙有多个,而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则认为宇宙是唯一的。亚里士多德对此问题的论证,不仅说明了他与原子论者持有不同立场的原因,也展示了类比在其自然研究方法中的核心地位。

《伊利亚特》的世界——有关生命、死亡、葬礼及其竞技

本文从分析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与生命和死亡最相关的重要概念——力(menos)、气息或知觉(thumos)、智识(noos)、尸体(nekros或nekus)和魂魄(psyche)——入手,尝试还原上古时期希腊人的生死观,并对那个时期个体(特别是优秀个体,即英雄)死亡给个人、家族及社会带来的多重威胁进行解释。在此基础上,借助文本中关于葬礼及葬礼竞技的描写,分析上古希腊社会化解个体死亡威胁及共同体自我净化的有效机制。

早期中国思维中的数理、图理与式图——以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为中心

与西方因果思维相对,早期中国思维常被称为关联性思维,其特点常被认为是模糊的和前逻辑的。但实际上,早期中国最初一些核心要素的关联,有其自身逻辑和底层架构。近年来大量出土的数术文献,为我们指示出理解这种逻辑和架构的两个关键要素,即数与图像。过去认为早期中国与数有关的图像要么是为实际功用而创作的符号系统,要么是有寓意性的象征图像;但与此相反,它们(如三方三圆图、七衡六间图、十二律周期图)是关于实在的或自然的模型(如太阳回归周期的模型、音律回归周期的模型),背后有复杂的数理知识,只是被降维呈现在了二维图像上。在对事物的模型化和图像化过程中,将事物看作数学对象、寻找周期性并将其投射为图像,是其典型思维过程。民间占卜用的式图与基于数理知识的模型化图像有相同的思维,式图扩大了整个关联系统,对关联观念的固定化有重要作用。对于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所指示出的任何早期中国思维特征的总结,都是放在与各种其他出土材料和相关传世文献,甚至是与其他文明的对比中进行的,因而绝非个例。

数的宇宙生成论:《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与《蒂迈欧》比较研究

本文致力于比较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以下简称《陈起》)与柏拉图对话《蒂迈欧》,以此为例考察中国早期与古希腊基于数的宇宙生成论之异同。首先,本文将分别论述二者中音律与宇宙生成论核心要素(如行星与恒星运动、年月日周期的形成及宇宙结构)的关系。其次,本文关注二者从音律(纯比例)逐级创生(一维到二维到三维)的方式:在《陈起》中,该过程是以黄钟律作为嘉量的方式渗入到日常生活中的,而在《蒂迈欧》中,该过程则表达为平面与立体几何的构造。二者差异在于数之地位不同:《陈起》中,数内在于日常生活,但《蒂迈欧》中,数则超越于具体事物(位于具体事物与理念之间)。最后,本文进一步探究这一差异背后的原因并说明:柏拉图宇宙生成论的主要工作是解释哲学家如何能够藉助理解天的秩序来认识更高的理念世界的绝对秩序,同时以该秩序来理解自然界和人之生命的秩序;而在早期中国宇宙论中,没有超越于天之外的秩序,圣人贤臣之特质正在于能认识到这些隐含在自然秩序中的音律数和历法数,并将它们要么通过度量衡的方式带入百事经纪,要么通过具象化的宇宙图像,带入与个人生活相关的择日占卜或与国家行为相关的祭祀礼仪。

《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中的“音律-历法生成论”及其宇宙图像

《鲁久次问数于陈起》是汉代以前关于数为何重要并有益社会之讨论的最详细文献,应以“音律-历法生成论”来理解全篇内容。首先,陈起对自然要素的叙述顺序,符合先秦以“岁”为旨归的“历法生成论”,同时加入了音律要素。音律要素有自身的生成序列,借助《汉书·律历志》,并配合战国秦汉时期从以律管定音扩大到黄钟作为度量衡标准的历史过程,我们得以理解以度数为旨归的“音律生成论”的基本形态,这也解释了简文中音律与日常用数、百事经纪的关系。同时,对五音生律法和十二律生律法的讨论,解释了音律生成论中五和六的关系,为“数”具象化时出现的奇、偶数搭配提供了基础。而参照出土日书和式盘实物,本文为简文还原出一幅式图或宇宙图像,借此,简文中提到的所有“数”都得到了合理关联;由于占岁时和占病祟都是这种宇宙图像的功能,因此简文中提到的“瘳与死毕有数”和“以卜天下”也都得到了相应理解。

普纽玛/气、灵魂与经脉的发现--亚里士多德与希腊化早期医学

伴随着近年来学界对希腊化时期医学残篇的个案研究,我们一方面确定亚里士多德的普纽玛/气理论,影响了他同时代及之后的医生;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帮助我们澄清了误解,不再认为希腊化时期普纽玛/气不断精细化系统化的分类是出于灵魂论的“理论需要”,而是当时几位著名医生传导系统的探索反过来推动认识深化的结果。同时,这些医生对人体传导系统的观察,解剖实验中的材料取舍,总在某些(特别是亚氏)理论预设下进行。这一哲学与医学、观念与实践相互的交织与影响,集中体现在希腊化时期气脉的发现(普拉萨格拉斯)、神经的发现(希罗斐鲁斯)以及三重人体生理网络系统的建立(埃拉西斯特拉图斯)上。这段时期概念或术语含义的流动性对理解及选择合适翻译造成巨大挑战,但在不同医学文本中重构其恰当内涵,正是理解希腊化早期医学对身体观之贡献的关键。

早期中国思维中的数理、图理与式图

导言:早期中国如何建立事物的关联与西方的因果思维相对中国古代思维常被称为“关联性思维”,这种思维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关于自然、社会、政治等一系列因素交融的广义宇宙论,具有模糊和多义等特征。但这里的起点一一模糊性一是否可靠?中国思维是真的模糊,还只是因为对于现代思维来说较为陌生而显得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