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斗争与护送:抗战时期铁道游击队活动考实

铁道游击队存在于1938年至1945年,经历了以搞情报、武装斗争和护送干部为中心任务的三个时期。因为搞情报的需要,有了铁道游击队的前身情报站,有了鲁南铁道队的秘密成立和发展。铁道队公开活动后,1940-1942年以武装斗争为主,劫火车获取物资、破坏铁路袭扰敌人、配合主力开展反扫荡斗争,打了一些漂亮仗,但也招致敌人的报复。1942年后,铁道队的工作中心转为保住交通线、护送干部通过敌人封锁。他们利用人熟地熟、熟悉火车等优势,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护送任务。在铁道队的斗争历程中,因为搞情报、护送干部多属常规工作,所以未受到队员和后来人的充分重视。实际上,这两项常规工作的实际贡献非常大,也更能全面展现铁道游击队的独特作用和实际价值。

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遗产

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遗产。毛泽东自幼熟习传统文化,辩证看待传统文化,历史对待传统文化,自觉运用传统文化。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服务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于党的建设和治国理政;他提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方针,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他运用传统文化阐释马克思主义,提出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形成毛泽东思想,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他提出文化要有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以历史的发展的态度对待儒家文化,重视保护历史文化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论,是我们党的宝贵历史遗产,在今天仍有启示作用和现实价值。

近十年来国外中国抗日战争史英文研究述评

在西方学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成果中，相比于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研究著作的硕果累累，关注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著作却不多。

南京国民政府收回威海卫的谈判及其实现

随着英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南京国民政府成为英国对华外交的重点。当国民政府成为一个能够有效控制山东的权威政府时,英国与南京国民政府就威海卫交还展开交涉。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王正廷与英国驻华大使蓝普森以1924年交收威海卫草案为蓝本进行多次谈判,最终于1930年10月1日成功收回威海卫。

近代威海卫的城市定位、规划与发展研究

威海本为军事卫所,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在清末成为北洋舰队的军事基地。甲午战后,英国租占威海卫。英租之初,本欲将其发展为军事口岸,但英日同盟、日俄战争等局势的变化使威海卫失去军港价值,英国殖民当局遂着手将其打造为经济口岸和海军疗养基地。因租期未定、交通不便等因素,威海卫未能成为出色的经济口岸,倒是成了东亚最负盛名的度假天堂。民国政府收回威海卫之后,计划将其作为特别市进行建设,但随之而来的日本侵华战争扼杀了威海的城市发展势头。威海的城市发展受到区位、政治环境、资源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又受到城市定位、城市规划、开放程度、对外交通等主观决策的影响。

左宝贵的慈善公益事业

回族将领左宝贵力战日军、壮烈殉国的英雄事迹世人皆知。然而,左宝贵热心慈善、倡行公益事业的行为,学界却缺乏关注。资料表明,左宝贵一生关心社会公益事业,捐款赈济,捐资倡设义学、牛痘局、栖流所,筑桥修路,为百姓谋福利。作为回族,他关心穆斯林事业,捐资修建多处清真寺。他的善举既源于宗教信仰,也和成长环境、个人经历息息相关。左宝贵不仅是一代名将,更是一位慈善人士。

扶轮社与民国社会初探

国际商业精英组织扶轮社,1919年进入中国,名噪一时,1952年退出中国大陆。民国时期,以王正廷等人为代表的各界精英纷纷入社,商界为主,兼及政学两界。扶轮社强调'联谊'与'服务',它为社员提供了一个高端的合作与联谊平台,并广泛开展公益服务事业。该组织吸纳官员入社,其活动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重视,两者关系较为密切。扶轮社在民国时期中外交流、经济发展、商界沟通、社会公益、新式社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声说不如悄悄做——郭嵩焘悲剧命运解读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1876年，清廷派出了第一位与“地上的世界”接触的“天朝”代表，这便是中国第一位常驻西方的外交官——“出使英国钦差大臣”郭嵩焘。

论抗战时期沂蒙精神的生成环境与社会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侵入山东。敌寇残暴,韩复集溃逃,山东地面秩序混乱,人民生活苦难。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起义,创建以沂蒙山区为腹地的山东根据地。他们不断与敌人作战,保障人民利益,构成了沂蒙精神生成的政治基础。广大人民群众真心真意参军参政、支援前线,构成了沂蒙精神生成的群众基础。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下,在亲密不分的军民关系中,“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正式形成。沂蒙精神的生成环境和社会基础说明:沂蒙精神具有双重主体性,一方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人民谋福利谋解放,拥政爱民;一方是人民群众以及民主政府,拥护共产党,支持人民军队。

义和团运动时期袁世凯在山东的内外政策

义和团运动期间,袁世凯履任山东巡抚后,为求安内抚外,对内震慑弹压义和团、劝谕教民反教以遏制混乱,赈灾抚恤以安定民心,参与互保以免受联军涂炭;对外保护洋人、教堂以杜绝口实,抚恤赔偿教士教会以消除后患,与洋人谈判据理力争以维护权益,妥善处理了山东境内的民教冲突与中外交涉事宜。作为肩负守土之责的封疆大吏,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袁世凯对形势的认识和应对举措,稳妥适当,尽职尽责,总体上有益于国家民族利益。

近代上海商业精英与扶轮社

扶轮社是国际商业精英组织,1919—1952年中国大陆先后成立了32个扶轮社。上海扶轮社是近代中国成立的第一个扶轮社,也是组织最健全、社务最繁忙的一个社,参加者主要是上海的一批商业精英人士。社员每周定期聚会,进行联谊活动,广泛开展各项慈善服务事业。上海扶轮社所开展的各项活动,对民国时期上海的商界沟通、社会经济发展、中外交流以及社会公益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深远。

清末民初英国在中国租借地威海卫的乡村管理

英国租借威海卫后,采取"维持旧制"的乡村管理方式,并将乡绅纳入正规行政管理序列、赋予民主法治内涵,为威海卫的乡村管理注入了近代因素。总董、村董、长老是威海卫乡村的管理者,他们在农村中沟通上下、办理基层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英国人通过规范绅权、表彰楷模、劝勉惩戒对乡绅进行管理,有效地经营乡村,收到了"鸡犬无惊"之效。

近代殖民租借地商业组织的典型个案——以威海卫的商埠商会(1916—1930)为例

威海卫在1898—1930年是英国的租借地。威海卫商埠商会成立于1916年,该商会在英国的殖民下成立和发展,商会领导李翼之、谷铭训等人带领商会整顿商务、福商利贾,倡行公益、服务地方,参与政治、影响社会。这些似乎与其他商会没有区别,但是威海卫商埠商会在成长中与殖民政府进行合作与抗争,体现了近代中国商人在自身、社会、国家利益面前的抉择。而威海卫商埠商会作为一个存在于英国租借地内的近代商业组织,既有其作为近代商业组织的普遍性特征,又有其地处殖民租借地的特殊性。

英租威海卫史研究综述

关于英租时期的威海卫,一百多年来学界已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然而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对该领域研究成果的总结和评析。通过按照不同主题介绍现有研究成果,并分析目前研究的特点、不足以及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以期推进更深入的研究。

水患与路案:义和团时期高密事件再研究

高密县地处山东半岛胶莱谷地,河流众多,暴雨时易遭水患。清末德占青岛之后,筹筑胶济铁路。铁路勘测和修筑至高密时,因铁路为东西走向,而当地河流为南北流向,百姓认为修路会抬高路基、影响泄洪,于是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阻路运动。铁路勘测时,百姓拔掉路标,要求改路,但该诉求被地方官以偶发冲突为由遮蔽。筑路开工后,民众群起阻路反洋,提出改路、多筑涵洞等要求,清政府居中缓和,一面劝谕百姓、听从诉求,一面与德人交涉。袁世凯与德人谈判定章,使德人同意部分改路、多筑涵洞。山东省也拨银五千两疏浚河道。百姓的反抗取得一定成效,但民众反抗活动遭到德人镇压,付出了殒命数百人的代价,未能解决筑路带来的水患问题。高密事件此前被视为义和团运动的一部分,实际上高密事件与义和团运动在斗争目标、组织方式、清政府对其定位方面均不相同,其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截然不同。

袁世凯对待山东义和团政策探析

义和团运动期间,袁世凯履任山东巡抚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安内措施:扼要分扎,兵威震慑;晓谕劝导,宥过斥散;全民动员,奖惩并举;弹压缉首,封禁拳厂;参与互保,拒招团民。妥善处理了山东境内的民教冲突等问题。袁世凯对形势的认识和应对举措,稳妥适当,尽职尽责,总体上有益于国家民族利益。

袁世凯与山东义和团

袁世凯履任山东巡抚之后,基于对强敌构衅侵权、时艰方殷的认识,怀着遵守约章、避免列强借口出兵入境以保全自有之权的想法,震慑弹压义和团,劝谕教民反教,押护洋人出境,使山东义和团的活动渐趋平静。作为肩负守土之责的封疆大吏,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袁世凯对形势的认识和应对举措,稳妥适当,尽职尽责,应该说是晚清中国社会救国保国的正确选择。

乌东德水电站左岸导流洞进口围堰拆除施工技术

乌东德水电站左岸导流洞进口围堰采用预留岩埂及防渗墙作全年挡水围堰,进口围堰与导流隧洞进口建筑物距离最近只有2 m。按照建筑物安全的要求,围堰拆除不能影响其周边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参建的四方单位对围堰岩埂及防渗墙爆破拆除施工方案参数选定、爆破安全防护进行了精细策划和讨论,制定了实施方案。经实践检验,实施方案充分可行,爆破技术和措施选择恰当,拆除效果可满足工程总体要求。

英美学界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

80多年来,英美学界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大致呈“抛物线”状。总体来说,经历了五个阶段:抗战时期萌芽产生,大批亲历者写下盛赞中共的论著,出现“红区”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式起步,研究者热衷以“大理论”解释中共成功之道;七八十年代达到高潮,重视实证研究,展开对各根据地的“地方研究”;九十年代势头有所减弱,但研究队伍更加精干,致力于纵深化研究,研究主题微观且分散;21世纪延续发展,地方研究与分散化的特点依旧存在,革命史研究再次兴起。80多年来,英美学界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最突出特点,是从宏大叙事的“大理论”研究到实证调查的“地方研究”的转变趋向。

东鸣西应:英租时期威海卫警察制度的建立与调适

英国租占威海卫之后，在威海卫建立了警察制度。威海卫的警察制度脱胎于英国的海外殖民警察制度，具有准军事化的特点，也有完善的制度、机构和规章。它接受儒家信念作为管理的基础，使用村董制度而不是警察制度作为维持租借地法律和治安的基础，是对中国传统治理方式的借鉴。这是中国传统治安制度与西方现代警察制度的有机结合，体现出东西方治理方式的互相影响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