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化遗产生态系统服务的复合增益——以浙江瑞安滨海塘河台田系统为例

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具备丰富的景观要素。景观要素的耦合会对景观整体的生态系统服务供应产生影响。研究构建了多景观要素的“生态系统服务复合增益”理论框架,并以浙江瑞安滨海塘河台田系统为例,将其景观要素划分为农田生态系统和水域生态系统,并分别评估其景观要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景观整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复合增益价值。研究结果显示:(1)2019年浙江瑞安滨海塘河台田系统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187.72亿元,文化服务价值最高,占总价值的91.8%;(2)农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6.03亿元,占总价值的3.2%,水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8.15亿元,占总价值的4.3%;(3)生态系统服务复合增益价值为173.54亿元,占总价值的92.5%。研究表明,农田和水域两种景观要素的耦合能提高浙江瑞安滨海塘河台田系统中食物供应、气体调节、盐碱地改良、休息游憩四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致使其产生生态系统服务复合增益。

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综合评估指标

2007年中国政府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已批准了三批52个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性要求科学、客观地评估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以便科学地决策和行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合的过程,其核心在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各组分的和谐进步。因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ES)、生态足迹(EF)和人均GDP3个指标,以及这3个指标所代表的资源禀赋、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占用、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逻辑关系,构建综合性相对指数;并以此对2010年中国大陆各省(市、直辖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估,其中,海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数最大,为0.5091,北京市的指数最小,为0.0377;最后,分析了2010年中国大陆各省(市、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压力和生态效率,北京、天津和上海3个直辖市处于低资源禀赋高资源消费状况,全国大多数省(市、区)处于低消耗和低产出的阶段,经济增长尚有较大的潜力。

生态功能改善目标导向的哈尼梯田生态补偿标准

稻田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为使稻田生产提供不同组合或更高水平的环境服务,需要补偿农户因转变操作方式而损失的收益。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为例,基于稻田生态系统特点以及农户个人的主观经济决策特征,从农户的微观经济决策的视角,探讨稻田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机会成本的空间分布;再从区域的宏观经济行为的视角,探讨补偿标准与农户愿意提供的生态环境效益的关系。从而,以稻田生态功能改善为导向,以新增生态环境效益为目标,耦合农户的受偿意愿与机会成本,实现了从生态功能改善需求(新增生态效益)来确定动态的补偿标准的可能。计算发现,当生态功能改善的目标定为新增生态系统服务80.77×10~4元hm^(-2) a-1时,补偿的标准应为3000元/hm^2时;当生态功能改善的目标定为新增219.49×10~4元hm^(-2) a^(-1)时,补偿的标准应为9000元/hm^2时。

传统地区稻田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以云南哈尼梯田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基于农户的受偿意愿以及政府对补偿资金的投入产出分析构建了稻田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框架。其次,以云南哈尼梯田稻鱼共作的稻田系统为例,计算了哈尼梯田地区农户放弃一定程度化肥、农药施用的受偿意愿,并评估了不同化肥、农药限制施用条件下稻田所能供给的生态系统价值,最后基于政策有效性目标构建了哈尼梯田地区稻田生态补偿的动态标准。结果表明:在化肥、农药施用的不同限制条件下,农户的受偿意愿与限制标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接受政府直接补贴形式的补偿意愿为每年3 727～8 732元.hm 2,接受市场调控下稻米价格上涨的幅度为1.25～2.45元.kg 1。因此,以稻田养鱼减半化肥用量并不施用农药为例,初始时稻米价格未能提高,政府需要补偿农户7 462元.hm 2,但生态环境收益仅为7 447元.hm 2;当稻米价格提高1元.kg 1时,政府只需要补偿农户7 112元.hm 2,此时政府的投入盈余335元.hm 2。

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政策框架及其关键技术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是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制度保障。从补偿主体、资金来源、补偿机制等3个方面对国外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补偿的实践和经验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对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要求,从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流动的角度探讨了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必要性,分析了其事权与补偿的关系;从对生态系统补偿和对人类行为补偿两个角度明确了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保护补偿的政策框架,并从识别补偿的主体、构建补偿的方式、确定补偿的标准、拓展融资的渠道等方面构建了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的4个关键技术,以期为我国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科学支撑。

稻田养鱼与常规稻田耕作模式的综合效益比较研究——以浙江省青田县为例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不可否认现代化大规模农业生产在保障粮食数量安全方面贡献巨大,但在一些适合小规模耕作的山区,经典的传统农业模式比常规农业耕作方式更具优势。本文基于生态价值观,以浙江省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和常规稻作系统为例,针对农户和国家两个不同层次主体,综合计算了上述两种农业生产模式的效益。结果表明,就直接经济收入而言,稻鱼共生系统的净收入比常规稻作系统高2184元·hm-2,投入多1453元·hm-2,其投入产出比和投资利润率较低;但若考虑社会-经济-生态综合效益,稻鱼共生系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比常规稻作系统高7447元·hm-2,平均每公顷的综合价值高9631元,同时其投入产出比和投资利润率优于常规稻作系统。基于效益分析,稻鱼共生系统的补偿标准下限为6532元·hm-2,上限为16045元·hm-2,政府可以通过对农户的补贴实现直接经济价值和社会综合效益的双赢。

基于净初级生产力的中国各地生态足迹均衡因子测算

生态足迹作为一种非货币化的生态系统评估工具,是近年来国际上一种重要的判别可持续发展程度的生物物理量方法。均衡因子是生态足迹计算中的一个重要参数,其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到计算结果的可靠性与可比性。随着生态足迹方法的广泛应用,其标准化和本地化研究成为迫切的需要。为便于区域水平上的生态足迹空间分析,采用中国2001年1km MODIS数据,根据植被的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on,NPP),计算出全国和不同省份各种土地类型的均衡因子。结果表明,就中国平均均衡因子而言,农地和建筑用地为1.71,林地和能源用地为1.41,畜牧地为0.44,渔业水域为0.35;就不同省份而言,由于区域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相对生产能力不同,因而均衡因子各不相同,但大体上呈现农地>林地>畜牧地>渔业水域的规律。

稻田病虫害生态防控模式及其在西南地区的应用

近年来,由于受气候、种植制度、栽培方式、生态环境和品种多样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水稻病虫害危害程度加重,防控压力增大;同时,由于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匮乏以及文化水平的限制,病虫害防治过分依赖化学药剂,造成环境污染,威胁食品安全。基于此,通过对传统优秀农业植保技术的挖掘、提高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一些以农业、物理和生物防治为关键技术的生态综合防控模式正被广泛应用并进行示范推广,逐渐显现出病虫害防治和减少农药施用的优势。本文总结并梳理了当前西南稻作区主要的稻田病虫害生态防控模式及其应用成效,结果发现:杂糯间作的品种多样性防控模式可有效控制稻瘟病,但增加了劳动量;稻鸭共作的生物多样性防控模式可有效控制纹枯病、稻飞虱、叶蝉、福寿螺和杂草,但对技术水平和市场条件要求较高。此外,对昆虫性信息素、生物农药、植物性驱虫剂和天敌保护利用技术等生物防控技术的优缺点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生态补偿标准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以云南省红河县哈尼稻作梯田为例

设计和制定针对农田面源污染的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促进农田环境治理与保护。但补偿政策的效果如何,取决于农户对政策的接受程度、响应情况和实施力度。为研究不同的生态补偿标准对优化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本文以中国云南省哈尼稻作梯田为例,将农户分为高、低海拔两个小组,建立农户多目标生产决策模型,通过设定不同补偿标准,对农户生产行为进行预测,分析了不同补偿标准对农户种植决策和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激发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热情,农户倾向选择更为复杂但收益更高的种植结构。随着生态补偿标准的提高,农户的种植决策对标准的敏感性逐渐降低;同时高海拔组对标准的敏感性高于低海拔组,其种植结构变化的幅度也明显高于低海拔组,其化肥农药投入强度的削减幅度大于低海拔组。当生态补偿标准达到3000元·hm^-2时,水稻、玉米、套种大豆、套种玉米的面积比分别为60%、4%、18%、18%,化肥农药分别减少37%、49%、37%、44%。生态补偿标准通过改变农户的种植决策和化学品投入,最终对农户的收入产生影响:高海拔组,随补偿标准的提高,农户总收益先降后升,当补偿标准为1650元·hm^-2时,收益到达拐点;当生态补偿标准超过1650元·hm^-2时,不仅能达到农户减施化肥农药的效果,也能保障农户的收益。但低海拔组,随补偿标准的提高,水稻、单作玉米、玉米套种大豆的总收益持续下降,农药化肥减施对总收益的影响较大,农户对生态补偿的响应也较低。总之,生态补偿对农户生产行为有明显影响,且此影响与生产环境相关。

欧盟农业生态补偿对中国GIAHS保护的启示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动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欧盟是全球最先发起农业生态补偿的地区,学习其先进经验在探索中国GIAHS生态补偿机制中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在探讨建立GIAHS生态补偿机制必要性的基础上,重点梳理了欧盟农业生态补偿的补贴政策,并从每年的农业转换面积占比、农民进入与退出比例方面分析了欧盟农业生态补偿补贴政策的有效性及其缺陷,发现补贴政策虽然在激励各成员国从常规农业向生态农业转换的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无法保障农户持续地从事该行业。在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中国GIAHS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

首都科普主题研学发展路径研究

科普主题的研学活动是传播科学思想、学习科学方法的重要途径,对于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价值共创理论,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从多个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出发,分析各方在科普主题研学活动设计及实施阶段的主要问题和诉求,最终构建四条首都科普主题研学发展路径,即:主题研学带动首都科普品牌推广及科学知识传播、加强科技文化旅游融合、构建互动交流机制、搭建首都科普研学平台。并提出相应的协同运行保障机制,促进北京市科普研学资源的整合和有效联动,推动首都科普主题研学引领社会科普资源的发展方向。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评估框架及其应用

15年来,我国在体制机制建设、组织机构设立、人员技能培训等多个层面积极开展富有成效的能力建设工作,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持续赋能,遗产认定数量、遗产管理水平与遗产价值挖掘等方面均得到显著提升。文章借鉴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等相关机构提出的能力建设分析框架,构建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分析框架,并从保护管理机制建设、保护管理机构建设与保护者能力建设3个方面对15年来相关工作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分析。结果发现,在总体上取得了显著进展的同时,法律法规设立、专项资金保障、省级机构建设、多方协作发展等方面尚存在不足。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完善遗产保护法规制度、加大专项资金项目支持、强化省级遗产管理机构、促进多方参与遗产保护的建议。

《中国当代生态学研究》新书推介

我国著名生态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先生组织国内在生态学及相关领域卓有成就的近二十位院士和近百位生态学一线领军人物，率领400余位作者历时两年时间共同撰写了《当代中国生态学研究》，于2013年7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李文华院士:从生态学到可持续发展

李文华是我国著名生态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他率先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到生物量的制图上，开拓了我国森林生物生产力的研究，为中国森林生态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提出了青藏高原森林地理分布基本规律，为青藏高原森林生态的开发和保育奠定了科学依据；开辟了红壤丘陵地区生态系统研究，开展了以小流域为单元的农业生态工程；系统总结了农林复合经营的理论体系，推动了“九五”、“十五”中国生态农业县的发展;率先进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实践，促进了我国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在生态省、生态市和森林城市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领导了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工作。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由于森林的生态效益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特性,较大部分难以通过传统的市场实现其经济价值。如何通过适当的措施将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部化,部分或全部地实现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提供者进行补偿,吸引全社会参与森林的保护与培育,即如何用经济杠杆解决森林生态效益的外部性和公平性,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当前国内外生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通过综合分析相关文献,理清生态效益补偿的概念,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展开研究和探讨。对发达国家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归纳,为我国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提供借鉴。分析国内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具体实践,得出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中需要完善的方面。最后,提出我国今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工作的研究方向。

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户从传统的“单一生计”转向“生计多样化”和“优势生计”的发展方向。农户作为农村地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元和行为决策主体,处于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矛盾的核心,其生计策略与生计活动的动态变化势必对所处的自然 社会 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带来一定的影响。在回顾农户生计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分别从农户生计策略的内涵与类型、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其驱动因素、生计策略转型对环境的影响3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的研究进展,尝试性地构建了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的基本研究框架,提出未来研究应当体现生计问题本身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并注重可持续生计策略的界定与实现。

辽东山区林参复合经营土壤质量评价

林参复合经营是辽东山区典型的林下经济模式之一,而林下参的生长对于环境条件要求很高,其中,土壤质量是制约人参生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对人参产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目前,阔叶混交林、针阔混交林和蒙古栎纯林是辽东山区广泛分布的林参复合经营林分类型,选择3种林分下立地特征相似、人参种植年限不同的样地,测定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因子共25项指标,采用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相关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和专家经验法构建了林参复合经营土壤质量评价最小数据集(MDS),并利用模糊数学法对不同样地土壤质量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林参复合经营土壤质量评价最小数据集包括容重、pH、有机质、速效K、全Zn、微生物量N、酸性磷酸酶和细菌共8项指标。此外,土壤质量值由高到低依次为针阔混交林对照样地(0.764)>蒙古栎纯林对照样地(0.745)>针阔混交林14a人参样地(0.614)>蒙古栎纯林20a人参样地(0.385)>阔叶混交林12a人参样地(0.361)>阔叶混交林对照样地(0.354)>阔叶混交林6a人参样地(0.323)>阔叶混交林9a人参样地(0.308)>阔叶混交林3a人参样地(0.230),说明林分类型特征和人参种植年限对土壤质量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今后,在辽东山区林参复合经营发展过程中,可以该最小数据集为基础,充分考虑土壤质量状况,并适当进行管理,以保障人参健康生长,促进人参产业可持续发展。

森林生态补偿机制若干重点问题研究

我国森林资源有限,并且大多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然而森林生态效益的受益者主要是江河中下游地区,一般属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因而如何给森林生态效益提供者实施补偿,实现生态公平,建立森林生态补偿机制显得十分必要,这也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研究提出我国生态补偿政策总体框架和分析评价国内外森林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进展的基础上,对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重点问题进行探讨:界定了森林生态补偿的内涵与范畴;对补偿森林类型进行分类,主要分为防护林、特种用途林两类;对森林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估算,考虑营造林的直接投入、保护森林生态功能而放弃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效益三个方面的因素;培育森林生态补偿市场化途径,加强对私人企业的激励机制,建立基金寻求国外非政府组织捐赠机构支持等办法;开征森林生态税,对征收对象、征收范围、征收依据和税率等进行研究;最后提出森林生态补偿的“三步走”战略,包括补偿基金完善阶段,补偿基金与生态税双轨并行阶段,生态税独立运行阶段。

中国农业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当前,中国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主要面临三方面的问题:第一,由于播种面积减少、耕地质量下降和空间格局变化造成我国耕地资源对粮食生产的后续支撑能力不足;第二,"水减粮增"矛盾突出和"北粮南运"难以为继;第三,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实施现代高效生态农业战略、粮食生产区再平衡战略和贸易替代战略。基于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能够部分或全部实现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体现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等性,动员全社会参与森林生态系统的保育,更好地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能力。本文通过综合分析相关文献,理清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概念和范畴,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与政策开展研究和探讨。对森林生态补偿的历程进行回顾,探讨了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进行初步核算,得出补偿标准的范围,以期为补偿标准的制定提供依据。根据以上分析和探讨,提出今后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