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嵌入性、全球不确定性与海外投资民营企业成长

全球经营环境和政策不确定性日益加剧,对我国海外投资企业成长和外循环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挑战。本文从全球不确定性视角,利用2010—2020年民营企业数据,对网络嵌入性与海外投资民营企业成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较高的网络嵌入性有助于促进海外投资民营企业成长,尤其对于投资到发达国家、采用绿地投资方式且较为成熟的民营企业,网络嵌入性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较高的网络嵌入性有助于降低因全球不确定性对海外投资民营企业成长产生的不利影响;网络嵌入性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以及降低企业成本助力海外投资民营企业成长。

制造业企业目标成本管理的优化路径——以X企业为例

新时代背景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各企业要想在市场中赢得生存与发展空间,不但要具备一定的盈利能力,还要高度关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制造业企业同样如此,有效的成本控制是影响其获得经济效益的关键要素。鉴于此,文章以制造业X企业为例,将降低制造业企业的产品制造成本与产品销售价格为目标,利用供应链成本中的目标成本管理方法对目标成本进行科学制定与合理分解,旨在将目标成本落实到位,优化制造业企业目标成本管理的路径,助推企业高质、高效发展。

K科技企业创新绩效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

本文以K科技企业为例,通过分析其科研创新基本现状、研发投入、研发产出、研发创新绩效等相关内容,得出K科技企业拥有完全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健全完善的科技研发体系;K科技企业高度重视企业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和研发人员培养;K科技企业专利数量、发明专利数量不断增加;K科技企业研发创新有利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等结论,进而提出应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优化研发资金投入,管控研发成本支出等提升对策建议。

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演化仿真研究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崛起,快递废弃物激增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程度日趋严重,营建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促进快递废弃物循环使用的呼声日益急促。快递废弃物的循环使用涉及到多方利益相关者,本文基于利益主体协同演化视角,分别构建未引入政府约束机制和引入政府约束机制的"快递企业-消费者"演化博弈模型,借以探索政府、消费者及快递企业在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营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借助复制动态方程得到利益相关方的演化稳定策略和规律,并进一步应用MATLAB仿真工具进行仿真模拟,研究结果表明:未引入政府约束机制下,博弈系统难以依靠市场调节快速演化到理想状态,快递企业和消费者会反复权衡参与营建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的收益和成本,根据净收益进行策略选择,当二者净收益大于0时,博弈系统会逐渐演化为理想状态,反之,博弈系统则会逐渐演化为不良状态。引入政府约束机制可以快速的引导快递企业和消费者向理想状态演化,加大对快递企业营建回收产业链的补贴力度以及对营建回收产业链怠工的罚款程度能够促进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营建的快速高效执行。本文的研究对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的营建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1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的成功营建能够带来社会环境资源福利的增加,所以不应仅仅依靠市场行为,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在营建过程中的引导作用;2从快递企业的角度出发,快递企业是回收产业链的实施方,应将环境保护作为企业发展的责任,积极主动参与回收产业链的营建;3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作为回收产业链运行的初始点,消费者应该从自身做起,提高环保意识,责任意识,积极推动回收产业链的营建。

全球价值链嵌入、分工地位与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

推进民营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实现全球价值链本地化,是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本文整合中国海外投资微观企业数据,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分工地位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价值链分工地位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价值链上游参与度越高、下游参与度越低,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提升效果越明显;但随着企业的要素密集度、行业技术水平差异而变化,只有在中高技术行业或资本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的作用效果才更加显著。调整民营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通过资源整合效应以及市场竞争效应来提升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是推进民营企业实现价值链体系本土化的有效路径。

大学生回收化妆品容器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环境行为A-B-C理论视角

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及环境行为A-B-C理论,探讨大学生化妆品容器回收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其间以300位大学生化妆品容器回收行为问卷数据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方法及方差分析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认知与态度、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行为动机、行为控制与行为意向关系不显著;行为意向和行为控制对回收行为有显著影响,且行为意向在主观规范、行为动机和回收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情境因素在行为意向对回收行为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

数字化消费政策的创业效应研究

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科技进步红利的充分释放,促使中国消费在需求侧呈现出多元化、数字化特征。如何通过数字化消费转型引导城市创新创业新业态发展,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中国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作为数字化消费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天眼查微观企业注册数据,结合交叠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数字化消费政策对城市创业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显著提高了城市创业水平,且该政策的创业提升效应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智慧城市建设等数字经济政策存在显著的政策联动效应。(2)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主要通过要素集聚效应以及数字化应用效应提高城市创业水平。(3)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的城市创业提升效应在市场化水平更高、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更具优势的地区表现更为明显,且主要提高了城市智能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的创业水平,进而推动了高端制造及服务业升级。文章的研究为充分发挥数字化消费驱动政策的创业效应和推动供给侧数字化创业转型提供了政策依据。

关键设备进口、关系专用性投资与企业技术创新

文章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从契约不完全视角探讨关键设备进口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阐释了关系专用性投资在两者之间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在契约不完备和关系专用性投资存在情形下,关键设备进口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但当增加准供应商市场厚度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得到提高。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关系专用性投资尤其是无形资产专用性投资不足是造成当前中国企业过度依赖关键设备进口和长期技术创新能力递减的根源。此外,当交易面临较高的进口来源国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与进口来源国交易更加频繁时,进口关键设备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得以减缓。这表明,政府在注重“扩进口”与“促创新”政策中,要注重无形资产专用性投资的投入与培训,避免过分依赖进口关键设备而陷入技术卡脖子境地。

数字金融会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吗?

数字金融的迅速发展给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产业结构变迁。利用我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产业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服务业企业集聚而对制造业企业起到分散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效果因注册企业规模、注册行业类型而异。数字金融对于服务业小企业、制造业大企业及公共性服务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具有集聚作用,而对于服务业大企业、制造业小企业及生产性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则具有分散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互联网发展水平高、人力资本水平高以及资本劳动比低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