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与诸葛亮崇拜现象之比较

在我国诸多的神明崇拜中,关羽与诸葛亮的崇拜同源于汉末三国时期的真实历史人物。这两位刘备集团中的得力干将,在千年传说与信仰的相互作用下,依靠自身所具有的杰出历史功绩,加上被后人赋予的理想人格,终于发展成为全国崇拜的神明;但是在民间信仰和官方推崇的交互影响下,由于关葛二人的自身功绩和社会需求的差异,导致了崇拜规模、崇拜地域、崇拜形成关键时期等一系列崇拜因素的不同。

论历代的诸葛亮崇祀——以官方崇祀为中心

诸葛亮的崇祀活动始自蜀汉政权时期,诸葛亮生前其功绩已被各方传扬,身后千年,崇祀地位同样被不断抬高。经魏晋南北朝的初步发展,诸葛亮崇祀在唐代得到士人和武将的极大推动。两宋之交,诸葛亮崇祀再获新生。明清时期,伴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诸葛亮崇祀活动进一步得以扩展。

隋代安西都护蠡测

近年来出土的几方墓志文献反映出隋代曾有"安西都护"之设。隋代"安西都护"的出现与隋炀帝、裴矩等人企图"掩吞秦汉"的西域经略有密切的联系。它的设立可能正是为了弥补裴矩离开西域之后此区域的高层权力真空,其职能也应当继承了裴矩时代的接引、招待、互市、涉外,甚至军事管控等。隋代"安西都护"与此区域内扮演重要角色的粟特人有直接的关联,这可能也为其从幕后推动高昌"义和政变"提供了有利条件。

“圣之时者”解

孟子之际,拥有"圣人"头衔的人物有很多。孟子为确立孔子"独圣"的地位,将"圣之时者"的高度评价赠予孔子。历来有不少学者错误地理解了孟子之意,把这里的"时"解释成"合时宜""识时务"等意思。实际上,孔子难当"最识时务"圣人的称号,而应当称之为"最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圣人。孟子之谓"时",着眼点在于"恒久""始终";他强调的是"时"的历时性而非暂时性。

论历代的刘备崇祀——以官方崇祀为中心

刘备作为蜀汉政权的奠基者,在整个三国文化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刘备崇拜,始自蜀汉时期的帝王祭祀。南北朝时期,割据纷乱,往往因为政治需要,刘备崇祀地位稍获抬升。而到大一统王朝的隋唐,由于继承曹魏的正统,刘备地位随之下降。宋元以后,蜀汉正统地位确立下来,刘备形象中的"仁德"被彰显突出,这也巩固了蜀汉的正统地位,同样也推动了整个蜀汉人物崇祀与三国文化的发展。

千古金汤始多事:明代张掖人户数量问题透视——以《重刊甘镇志》为中心

明代嘉靖年间官方统计的张掖地区人户数据远不及明初的统计结果。如各地一样,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在人口统计工作中的漏报、瞒报;另一方面,就"九边重镇"之一的张掖地区而言,人户数量减少与当时的军事活动有着直接紧密的联系。此外,国家政策、自然灾害、地理形势也影响着该地区人口户数的损益。

论历代的张飞崇祀

历史上的张飞崇祀,在北宋晚期以前基本与关羽崇祀相伴而行:从蜀汉时期的追思封谥,到两晋南北朝时期被诸多武将崇拜,直至唐代以武将典范被同时立于武成王庙从祀。两宋之交,关羽崇拜由于契合历史机遇猛然抬升,张飞身上则拥有了地方保护神的属性。到了元末,国家祭祀方面,关羽胜过张飞;而民间信仰,二者仍旗鼓相当。明清时期,张飞形象继续善化、张飞崇祀则逐渐走向全国。

四分与六分:中国早期书目分野新探

中国早期书目的分野,既指典藏目录与学术目录的迥然不同,也指群书目录中四分法与六分法的渊源区别。典藏目录当先于学术目录产生,而典藏目录的分类方法又与藏书机构、典书司职有紧密的联系。在这样的视域下,作为典型典藏目录的郑默《魏中经簿》应当使用的是四分的分类法;在此基础上,"经子史集"("甲乙丙丁")这类早期四分法很可能定型于曹丕编修《皇览》、整理图籍的时代;再向前推演,在首个六分法学术目录《七略》诞生以前,也许存在一个刘向诸人所使用和记录的四分法典藏目录,但与后世的四部分类不同。

彭孙贻与《流寇志》《平寇志》——兼论异文的边界问题

《流寇志》与《平寇志》虽内容与书名均非常相似,但实际应当是不同作者编著的两种书籍。《流寇志》的作者是彭孙贻无疑,只是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多个版本;而《平寇志》可能是由"管葛山人"据《流寇志》删改而成,完全跨越了异文的边界。古籍文献在流转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传抄错误和被人篡改的情形,彭孙贻所著《流寇志》正好能说明这两种状况。

“古蜀国起源”研究综述

随着近年来宝墩文化和营盘山文化的相继发现,学者们加大了对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与古蜀文明起源的关注,在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中,加快了古蜀文化"寻根"的步伐。本文的"古蜀国起源"是特指三星堆文化(除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产生以前、关于蜀地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重点在于"来源"或者是"继承关系"的探讨。

从洪荒传说到俯瞰地球——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中的学术构建

作为新兴的史学流派或分支学科,全球史研究中的各类新范式正处在探索和形成之中,美国的柯娇燕教授则从宏观世界史的学术传统来理解什么是全球史,进而建立了自己关于全球史体系的"四大范式"模型。

略述《星轺日记》的史料价值

《星轺日记》系沈炳垣奉命典四川乡试,由京师入蜀,沿途记其见闻撰成。是书记载了沈炳垣由京师出发,经直隶、山西、陕西、四川到成都的道里里程,对途中的先哲圣人祠墓、风景名胜、寺院古迹都有记述,至于各地土地的肥饶、民俗的勤惰、年谷丰凶贵贱也不乏述陈,而对壬子科四川乡试,记载尤为详尽。从另一个侧面,该书也反映出主考官地位之尊和清末官场的一些习气。

原油价格与黄金价格的关联性研究

油价和金价的联动关系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投资界也有每桶油价比每盎司金价大致为1/10的说法.本文考察了近12年来国际原油价格和黄金价格的关联关系及其变化,并对研究得出的关系作出解释.

试论“秦不绝儒学”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了巩固统治实行"焚书""坑儒"等专制政策,但这并没有断绝秦代儒学的发展。秦代儒学仍然对先秦儒家学说有着良好的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这同样也为汉代儒学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掖乌氏考论

中唐时期名声显赫的张掖乌氏,当与中古时期东北的乌洛侯国无关,其族源当可追溯到西汉时期活动在河西的匈奴别部。汉晋时期,乌氏作为以匈奴为主、鲜卑为辅的赀虏的一小部分,长期活动在广义的河西地区。大约在初唐时,张掖乌氏迁往黄河以东、后来朔方军辖地;又于武后时,徙至河北北部,作为唐廷抵御契丹、奚族的前锋,多有功绩。当乌重胤显达后,出于社会地位的文化需求,以及摆脱与九姓胡的关联,乌氏一族刻意重申和拟构了自己的张掖郡望。但至唐末,可能由于年代久远、迁徙频繁导致乌氏姓源族属模糊,后世则因乌氏于幽蓟显达昌盛而误将其与乌洛侯联系到了一起。

民乐沿革略考——张掖历史地理研究之一

针对“古代民乐之沿革应以汉代氐池县为开端”观点以及学界尚缺少对民乐县历史沿革进行系统考察的问题,实有必要较为全面地梳理相关史传和方志文献,辨析其中涉及古代民乐沿革、区划、地望等信息,以期厘清民乐历史沿革的主要脉络。古代民乐政区的设置应以汉代张掖属国的设置为源头。张掖属国在汉末废止后,在其核心地带,万岁县得以设立,其范围大约在今民乐县东南部。十六国时期,在古民乐的西部、中部、北部相继设立了临松、金山、西安等郡(县),以上几郡大约在西魏北周之际降格为县,又于北周时期并入删丹或张掖。在隋代万岁县被裁撤以后,今民乐县域内再无县的建置,这也是这一地区早期郡县地望信息逐渐模糊的一个重要原因。

临泽县名刍考——张掖历史地理研究之四

临泽县之沿革可以追溯至秦汉时期的“昭武”一地,其词源当来自东伊朗语。汉廷统一河西,遂设张掖郡昭武县,位置在今临泽鸭暖昭武村一带。王莽时改县为“渠武”;东汉后期,出现“临泽亭”;西晋时因避讳而改昭武为临泽。大约至隋代大业初年,临泽县才被废入张掖县。至明初,县域纳入陕西行都司甘州五卫之中。大约在正统年间,因要安抚夷众,故在蓼泉一地设抚夷驿(堡),属甘州前卫管辖。至清初,改抚夷为抚彝。乾隆十五年,镇番县柳林湖通判移驻抚彝堡而成抚彝厅。1913年,改厅为县。1929年,复称临泽。

张掖营建再考——张掖历史地理研究之二

“张掖城”当始自太初四年(BC101)时张掖郡觻得县的设立,其地望当与其位处关键“山水”的交汇地带及中亚人群长期东迁河西有关。西魏废帝时期(552~554),由于环境变化、胡商活动、人口激增、用水取水等原因,张掖城由今黑水国遗址一带迁移到今天甘州城区附近。根据历代舆图,元代大德三年到至大二年间(1299~1309)张掖城向南扩展,明代洪武二十五年(1392)又向东广城,大约在永乐到正德间开始营建外郭城,万历时又砖包城墙,以上对张掖城的拓展是因其长期作为河西首府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大约在明末清初时,张掖城发展到最大规模。直到雍正三年(1725),张掖变为普通府城,其郭城渐有损坏,城邑呈现收缩趋势。

中古建康史氏考论

中古建康史氏当源自中亚入华族群,至少在西汉初年已以小月氏的身份留居河西。在十六国时期,在近缘卢水胡崛起的带动下,入华月氏(粟特)后裔史氏的建康郡望得以成立。其后,以河西建康为中心,粟特史氏向四周扩散。新近出土墓志文献中所反映的史氏郡望的变化,尤其能说明他们的迁徙轨迹和认同发展的情况。对以建康史氏为代表的入华粟特郡望的判别,应当将其放置于胡族姓源书写的层累拟构模式和“昭武九姓”相通的认同系统之中。

“冲击”与“回应”:北朝至隋唐的迁都与变局

北朝至隋唐时期,北魏孝文帝、隋炀帝和武则天的三次重大迁都与定都活动,反映出一种“冲击”与“回应”的规律,即统治者以迁都或定都为始,开启一系列的改制活动,这些改制不可避免地带有针对旧势力的打击措施,故会在一定程度上招致旧势力的反扑,上述三个政权皆在这种反扑中被颠覆。此外,这三次迁都、定都活动的目的地皆为洛阳,从统治者追求正统性的角度来看,这是由于洛阳地区带着“权威光环”。因此,透过这一时期内的三次迁都与定都活动来观察其政治特征,具有较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