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费上涨与高等教育机会公平问题分析——基于结构性和转型性的视角

1997年,中国普通高校在收费制度上进行“并轨”,开始实行全面收费制度。此后,普通高等教育的学费水平迅速上涨,学费占居民家庭收入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学费的快速上涨有可能对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性产生负面影响。在考虑收入水平、学费水平、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之间的关系时,现有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微观层面的分析,而对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因素和转型性因素的影响探讨不多。本文试图根据有关中国收入分配以及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研究,就结构性和转型性因素与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性之间的关联进行初步的探索。

公共卫生百年回望与未来之思考

于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病毒感染全球疫情,其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足以与恰在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全球流感大流行相比拟。本文以这两次全球重大疫情为时间节点,追溯公共卫生领域过去的发展,分析今后的挑战。公共卫生的宗旨是在人口层面开展干预以拯救生命、减少疾病、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对公共卫生的经典定义是它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后者强调即使在科学知识不完美时,仍需依靠现有知识及时采取行动,以应对挑战。处在疫情防控的当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公卫领域过去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了这一路线,应对今后的挑战同样如此。目前我国在公卫工作中存在一些短板,本文提出了补齐这些短板的一些建议,同时也强调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建设,特别是帮助中小发展中国家构筑起相关体系。

构建公平有效的国际发展援助及合作体系

构建公平有效的国际发展援助及合作体系需要在三个方面进行调整:首先,在设定援助途径上,需要从以克服政府失灵和推进受援国或地区政治改革为援助途径,调整到以依托受援国或地区自身发展优势促进其可持续发展为援助途径;其次,在援助交付方式上,需要从以双边援助为主导调整到以双边援助与多边援助相互结合,从以自上而下为主导调整到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融合的交付方式,提高民众的参与度;最后,在监督与问责机制上,需要大力树立援助方民众的所有权意识,同时加强受援方民众的受益权意识,结合有效的信息公开制度,建立高效的监督问责机制,提高发展援助中监督与问责的效率。

供给侧改革下高等教育隐忧

教育在供给侧改革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政府不只提供设想、规划和领导,还应该参与到具体工作中,从而更好地引导市场发挥作用。

灾害风险融资:一个文献回顾

灾害风险筹资的对象既包括灾害发生前为减低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减小灾害的规模而实施的各种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措施所需的费用,也包括灾害发生后用于救灾、恢复和重建所需的支出。一国的灾害风险筹资体系一般可按以下三个重要维度加以甄别:第一,是"事前"还是"事后"筹资?虽然灾害发生前为减灾目的而实施的各种措施所需的费用一般须在灾害发生前进行落实,用于灾后救灾、恢复和重建的费用则既可在灾前也可在灾后筹措。第二,主要通过政府还是依靠市场进行筹资?前者一般采用财政手段,后者则主要依靠保险和再保险市场。近年来,也有一些结合政府和市场的筹资手段出现。第三,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一国内部还是国外?一般说来,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较多地依靠来自国外的各种援助资金,而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则更多地依靠自身的资金。

我国灾害应急体制的完善与改进路径研究——基于河南强降雨灾情的思考

各国的灾害应急体制可从风险集中—分散管控维度和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应急维度进行分析和比较。在集中—分散维度,相对于分散应急,集中应急有利于有效防控次生灾害,有利于整合利用应急物资和专业人员,有利于对“小概率、大影响”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在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维度,规模大、外部性强、时间紧的应急决策,应当由中央政府主导。政府要科学决策,就需要依靠有关专业机构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此次河南强降雨引发的灾害,反映出人们对技术复杂性和紧耦合的认识不到位,对于事前准备和事后应急的关系处理不到位。应当加强我国灾害应急体制中各类风险集中管控的程度,重视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提供的科学信息,完善应急资源调度机制,谨防次生灾害和疫情。最后指出,我国应在灾害应急体制的集中—分散维度进一步提高我国灾害应急体制的集中程度,而在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维度应继续发挥我国应急体制的优势,以更有效地防控各类“小概率、大影响”风险。

国际互救型医疗卫生体系及中国未来的卫生援外方向

无论是疫情还是自然灾害,在地方性或全球性灾难频繁发生的当今,每个国家都需行动起来,未雨绸缪,做好应对灾难的准备。在健康领域,各国须构筑好能抵御重大灾害的医疗卫生体系。在一些较大和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也许单靠本国努力就能成功地构筑好这样的体系,但在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小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强有力的国际层面的支援,包括在发生重大灾难时可动用的一支强有力的医护和公卫国际力量。目前这样的支援只事后出现在国际人道援助框架内,远没有成为各国事前规划的一部分。这样的事前筹划,对于单个国家来说,是其抵御重大灾害的医疗卫生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际层面来说,则是一种互助互救型国际医疗卫生体系的一部分。我国需规划对外卫生援助的长期方向和目标,从基本的卫生公平原则出发,需坚持把援助的重心放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构筑起能抵御重大灾害的医疗卫生体系。依靠我国自身的力量和通过推动广泛的国际合作,我们应引领全球为此努力,而这将是我们能为全球提供的最大和最宝贵的公共品。

是否有一条关于教育的“萨伊定律”?

发展的动力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特别是教育。正如新加坡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教育可以引导和促进一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教育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真正应该首先关心的。本文就教育提出一条可能的“萨伊定律”,即通过造就一支达到一定规模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工人队伍,一国或可大量吸引需要雇用这些技术工人的国内和国际投资(通常是在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内)。也就是说,在造就这样的一支技术工人队伍的同时,或有可能也就造就了对这支队伍的需求。在一个日益由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全球直接投资和金融资本流动驱动的时代,教育的这种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效应尤其明显。那些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优先考虑教育投资,而且其政府在这方面起到强有力的引领作用的国家,将尤有可能从其教育投资的这一效应中受益。

土地批租收入不应全归地方

“商业地价形成机制、房地产泡沫及其治理”根据分析，地方政府增加其财政收入的激励，是导致中国目前高房价和房地产市场大量泡沫的一个主要原因。建议中央从制度层面对高房价和价格泡沫实施干预，即全部或部分地收缴地方的土地批租收入归中央财政，此后。

世界是否会回到东西方对立的时代

自上世纪下半叶起,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出现了重要转变。在这一转变中,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继续保持其强盛态势,但其地位正在日益下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其地位正在日益上升。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趋势将继续延续且不可逆转。这样说的依据来自最近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世界生产方式'变化。直至上世纪中叶。

将疫情防控纳入集中型灾害应急防控体系

近年来,全球重大灾害发生的频率呈上升趋势。集中型灾害应急管理体制有利于有效防控次生灾害,组建和培养一支坚强、高效的复合型灾害应急专业队伍,集中管控各种灾害风险,形成灾害防控的合力。我国应将疫情防控纳入集中型灾害防控体系,及时监测和果断阻断可能发生的灾后公共卫生事件,不断提升和完善我国的灾害防控能力。

中国高等教育的供给能力仍有欠缺

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我国都有必要对高等教育进行大量的投资。政府不应只提供设想、规划和领导,还应该参与到具体工作中,从而更好地引导市场发挥作用。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公平:历史、现状与挑战

我国当前的增长和公平状况是由许多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其中包括1978年以前打下的基础,尤其是与土地相关的制度改革和社会部门投资。这些因素成功地配合了1978年之后实施的出口和外资促进战略。然而,由于我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尽管这些战略对于国家的经济起飞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不能靠它们来保证长期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改善。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扩大内需,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应对这些挑战的主要对策是:增加社会保障,扩大社会部门投资尤其是人力资本的投资。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条件价值评估研究——基于下游地区郑州段的WTP测算

本文根据条件价值评估理论和方法,以黄河下游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郑州为例,采用支付卡(PC)方式对郑州居民对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平均支付意愿进行调查,并按照郑州实际家庭户数和人口数量指标对当地受访者支付意愿(WTP)进行测算,初步估算出郑州地区居民对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总支付意愿值;然后,应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受访者支付意愿值WTP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和比较研究;最后,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了理论性分析和假设性解释。

基于跨区域水质水量指标的流域生态补偿量测算方法研究

生态补偿量测算方法研究是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领域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本研究提出的基于河流水质水量的跨行政区界的生态补偿量计算办法,将实行统一的流域和区域综合环境管理纳入到流域地区政府的责任范围内,即将流域水体行政区界河流水质和水量指标设定为生态补偿测算的综合指标值中。本研究首次尝试应用"综合污染指数法"进行流域生态补偿的水质评价,并提出依据水权和对全流域GDP的贡献度或比率的方法进行流域水流量的测算。同时,提出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量测算的原则、模式、流程及计算模型,并结合实例进行了理论上的测算,解决了流域生态补偿中利益主体责任不清的弊端和补偿执行不力的缺陷,并为流域生态补偿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执行的方法和依据。

贸易战阴霾下的“一带一路”建设

关于贸易战阴霾下的“一带一路”建设,笔者主要从两方面进行讨论:一方面要求我国在战略上藐视对手,另一方面在战术上重视对手。

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影响研究进展

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就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有不同的认识。为考察二者的关系,从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和评述:(1)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产业绩效及宏观经济的影响;(2)环境规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3)环境规制对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和流向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环境规制通过多种要素、多个途径对经济产生影响,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最终影响是这些效应的综合体现。

信贷市场上投资项目的正逆向选择——不确定和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投资项目正向和逆向选择的一般条件及转换

文章研究在不确定且信息非对称情况下,信贷市场上投资项目逆向和正向选择的一般条件。这里假设投资项目的结果只有两种,即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我们定义并证明在一组仅具有两种结果的项目中,在成功概率—回报空间上存在一个逆向选择"区域"和一个正向选择"区域"。Stiglitz和Weiss(1981)以及DeMeza和Webb(1987)早先关于逆向选择和正向选择的案例实际上是一种特例,因为取决于所考察的项目情况,可以有无数个逆向和正向选择的情况。文章也考察了参数变化对企业家选择投资项目的比较静态影响,以及通过银行的某种决策组合把逆向选择转化为正向选择的可能性。

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对减贫的影响研究

一、引言 全球化几乎是讨论发展、贸易和国际经济政治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迈克尔P.托达罗，2009），而国际贸易又是全球化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经济在20世纪后半期得到了显著的扩张，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减贫与社会保护”会议综述

对2010年10月18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减贫与社会保护"国际研讨会进行了综述。会议关注两大主题:"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与减贫的经验"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减贫与社会保护",与会专家讨论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贫和社会保护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分享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减贫的国际经验,并就我国的老人、少数民族、农民工3类特殊人群的社会保护与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