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骗保行为的刑法适用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立法未对骗取医疗保险基金的行为作出规定,致此类行为的性质认定与司法适用领域乱象丛生;而《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立法解释的应急性特点明显,只能视为缓解司法压力的权宜之计。对司法实务中骗取医保行为作类型化梳理,可区分为单一主体骗保与复合主体骗保。其性质认定方面,以行为相对方能否陷入错误认识为基础,可将由单一主体实施的骗保行为分别认定为诈骗罪或盗窃罪;医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其实施骗保行为应认定为贪污罪;对复合主体骗保则应以身份为中心、以行为为脉络作综合考量。其司法适用方面,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围绕药品、医用耗材的价值转换和犯罪数额认定范围两方面展开;应将数额理解为既遂条件,诈骗或盗窃所得数额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时同样构成未遂。

数字时代下网络谣言刑法规制的疑难及维度建构

“与事实不符”并非网络谣言“虚假性”的实质内涵,应将其理解为“毫无根据”。厘清言论自由与网络谣言界限的关键在于区分网络言论中的“事实”和“意见”,同时着重审视言论性质。谣言传播型寻衅滋事罪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危害结果必须对现实空间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危害结果的辐射场域囊括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两部分。引入“明知”推定机制存在诸多弊端,可通过“明知”的认识对象和程度双维度建构“明知”的司法适用逻辑。

妨害药品管理罪的法益明确与限缩保护

妨害药品管理罪的设立,意在为药品犯罪体系“添砖加瓦”,共同组成保护药品领域的“铜墙铁壁”,因此树立对本罪的正确认识尤显重要。由于复合法益说的观点架构欠缺体系性,无法为司法实践提供积极反馈,只能对本罪侵犯的犯罪重新审视。通过对秩序法益可由刑法独立保护以及本罪法定犯属性两方面内容的推演,得出本罪侵犯的法益只能是药品管理秩序。对妨害药品管理罪保护法益采取限缩立场可保证区分此罪与彼罪机能的发挥,同时具备充足本体论依据。详言之,限缩的途径有二:其一,明确“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实际功效,不仅在于明确本罪的具体危险犯属性,而且是界分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的分界线;其二,本罪的四类行为存在模糊之处,对其进行规范阐释,可将处罚范围限缩至合理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