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贸区法治创新的立法反思——以在自贸区内“暂时调整法律规定”为视角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治创新的制度需要,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授权国务院在自贸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但暂时调整法律规定并非法律修改,作为一种非法定的授权立法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的暂时调整法律规定的立法授权,在授权主体的合理性、被授权机关的适当性和授权内容的合法性上皆与现有法律规定存在冲突。在未来自贸区的法治创新中,必须正视自贸区发展的法治瓶颈与长期性,防止代议制立法模式下行政权力的僭越。通过推进以《立法法》为突破口的多途径改革,获得变通执行法律的空间,并借助法解释学助力自贸区法治创新的实现。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法律依据与制度重构

相对于拥有多种融资渠道的大企业来说,资金匮乏一直是中小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障碍。针对中小企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无形资产丰富的特性,我国从2009年开始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但由于知识产权价值的难以估计性,金融机构对于此项融资的风险抱有抗拒心理,加之登记制度、风险分散机制等配套措施的不健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进展缓慢。因此,必须紧紧围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内在制度不完备和外在支撑力量欠缺两方面入手,从登记、评估、融资方式创新、风险分担机制的建立等多方面对此制度进行重塑,从而给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论我国证券监管中有奖举报制度的完善

作为法律实施中私人监督的一种表现形式,举报越来越成为证监会监管执法的重要线索来源。有奖举报制度在证券监管领域已实行了十余年,但由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举报人的积极性不高,监管部门通过知情人举报来获取相关线索和证据的比例依然偏低。借鉴美国证券监管中有奖举报的制度经验,在我国有奖举报制度构建中,可以从厘清有奖举报制度的正当性判断入手,建立对举报内容真实性和举报目的正当性的判断标准,通过相关规则给举报人以适当的行为指引,并对有奖举报具体制度和实施的外部保障进行规则完善,以此提升有奖举报制度对于证券监管效能发挥的"软实力"。

我国证券市场智能投顾发展的监管思考

智能投顾作为智能金融的产物之一,通过大数据的计算能力和分析模型为用户自动生成个性化的投资策略并提供资产管理服务。与域外相比,智能投顾在我国面临法律规定不足、欠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标准、营运者信义义务承担等方面的困境。于监管而言,智能投顾在风险把控、异常交易行为防范和穿透式监管运作等方面亦存有担忧。借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智能投顾的最新监管政策,我国在智能投顾监管上宜以疏导和规范为主,提高智能投顾应对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并主要从明确智能投顾的监管主体与准入门槛、强化风险提示和信息披露、以算法有效性检验和备案为切入点进行技术监管这三方面实现对我国智能投顾的渐进适度监管。

论金融隐私权的“易碎性”及其保护体系的完善

从投资者到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变迁体现的是双峰模式的监管路径及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的贯彻。作为金融生态圈最为脆弱的主体,金融消费者在日常活动中的资信状况和交易记录等金融隐私极易被窃取、传播和不当使用,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护事关金融生态环境重塑和金融生态国家建设。因而,从分析金融隐私权的内涵、外延和保护现状入手,通过对保障金融隐私权的必要性揭示和比较法考察,提出在我国建立金融隐私权保护体系的建议。

非上市公众公司概念拷问下的公司形态改革

非上市公众公司是为了配合证券监管部门对各类别公司监管动向和监管制度改革的要求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并非公司法意义上对公司组织形式的一种新的划分。然而基于公司类型二分法下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法律适用以及身负的监管要求,非上市公众公司又很大程度上与该类公司兼具封闭性的实际产生冲突。所以在对从法律位阶和立法技术上来说凸显不合理性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修正之外,还需要对目前的公司分类标准加以改革,这事关公司法目的的实现、对效率价值的追求和对股东及相关者利益的平衡。

论金融生态观下金融隐私权的提出与保护——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考察

保护金融生态圈各组成要素的合法权益是金融生态环境重塑和金融生态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金融生态圈最为脆弱的主体,金融消费者在日常活动中的资信状况和交易记录等金融隐私极易被窃取、传播和不当使用。因而就需要从分析金融隐私权的内涵、外延和保护现状入手,通过保障金融隐私权的必要性揭示和比较法考察,提出在我国建立金融隐私权保护体系的建议。

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市场监管模式探讨

合理界定证监会政府监管与证券业协会自律管理的关系是非上市股份公司监管权高效运行的第一层次。行业自律管理作为最基本的市场交易监管方式,在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市场的监管中应占有主导地位并负有直接监管的职责。证监会行使的应当是对这种市场化的资本市场运作保障机制进行监督,并成为对场外交易市场监管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监管职能的横向划分上,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市场的层次性架构,使得监管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在地方产权交易市场监管模式的选择上,可由证券业协会和地方政府共享地方产权交易市场的监管权。待区域性和地方性的产权交易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仍应以证券业协会的监管为主线,构建以证券业协会为主导、地方政府加以指导、产权交易市场进行一线监管的监管体系。

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市场混合交易制度研究

作为资本市场"正金字塔型"底端的场外交易市场,是给证券的流通提供兜底便利的大市场,对这一市场来说,保持一定的开放性是十分必要的。而只有由券商担任证券交易一方当事人的做市商交易制度的引入,才能使交易活跃并保持低成本,并在合理定价机制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市场交易制度的选择应考虑各个市场交易的不同特点和不同市场中挂牌企业的内在特征和差异。基于做市商交易制度与竞价和协议交易制度各具特点、各存优劣的现状,尝试采用多种交易机制相结合的混合交易制度来适应不同时期、不同市场和产品交易的需求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

证券异常交易行为监管问题研究

一段时期以来,证券监管机构加强了对证券异常交易的监管力度,市场对此议论纷纷。通常情况下,证券交易价格突然表现出的异常波动,如果缺乏基本面和政策变化因素的影响,则往往是由特定参与主体的异常交易行为导致的。由证券交易所对证券交易进行实时监控,发现异常交易行为,履行一线监管职责,是较为通行的做法。通过对证券异常交易行为特征和产生原因的梳理,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公平角度、秩序角度还是从稳定角度而言,对证券异常交易行为实施监管,可以有效防范交易主体实施具有欺诈性质的操纵及其他不公平交易行为,防止可能出现的明显不符合市场供需情况的异常价格波动,进而发挥交易所集中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从准统一到分离:商事主体资格的回归路径——对商事登记行为的公私法性质解构

商事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商事信用制度的建立,而作为商事信用表征的商事登记在我国商主体立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从我国立法和实践的现状来看,商事主体资格登记和商事营业资格登记作为商事登记的两个重要方面存在定性不明、混淆不清、操作不统一的情形,而学者对其的讨论也大多集中在吊销营业执照的后果等实践性问题上,针对主体资格的回归和商事登记行为的公私法性质分析显得略有不足。因此有必要从我国商事资格登记准统一的立法模式出发,找到问题症结之所在,通过分离主义模式的构建和登记行为公私法性质的解构还原商事主体资格的本来面目。

自动化交易监管:美国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作为电子通信技术与交易的结合,自动化交易的初衷旨在解决客观环境中的市场难题。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单纯通过技术手段或市场自我调节难以克服此种交易制度本身所蕴含的风险。出于对市场竞争公平性的维护、对自动化交易风险克服的考虑,必要、正当且适度的监管是自动化交易功能发挥的制度保障。通过对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应对和《自动化交易条例》的总结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对于自动化交易从温和且分散的监管逐渐向体系化监管过渡。以此为鉴,我国应正视自动化交易风险并进行预防性和前瞻性的监管考量,从加强对自动化交易的合规性约束、突出对自动化交易的风险控制、提高自动化交易服务提供者的管理水平对自动化交易实行差异化管理等方面来建立对自动化交易监管的制度基础。

市场操纵法律规制的监管难题与制度完善

市场操纵一直以来都是被各国法律所明确禁止的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我国从法律、法规、规章到自律规则层面都对市场操纵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但是在监管实践中,现有规范的可操作性仍饱受诟病,如对操纵定义的不明确、操纵类型概括的不全面、操纵行为认定标准的不明晰等,给监管造成了诸多困难和盲区。借鉴域外立法经验,以及行为认定中的难点考察,我国可以从对操纵行为的内涵和本质界定入手,以操纵行为的客观方面为主要关注点,加强对兜底条款的适用,降低法律对于市场操纵的认定标准,并运用多重手段共同打击跨期限操纵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

汇源并购案的反垄断双重审查思考

从反垄断审查的相关市场认定及其国家安全审查的内涵和立法初衷出发并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汇源并购案属于外资间并购,"经营者集中"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说法无法成立,因而不宜把一个纯商业行为上升到民族和国家问题的高度适用反垄断法来加以抵制。由此可见,我国现有制度存在诸多的立法缺失以及设计瑕疵,需要加以完善。

重构以公共利益为前提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基于实证分析的框架

城市房屋拆迁实质上是以国家权力为依托,被拆迁人和政府之间进行强制缔约的经济行为。由于我国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城市房屋拆迁的前提即对公共利益的评判标准模糊;实际操作中,房屋拆迁的补偿原则、范围、标准以及补偿程序等一度引起人们的质疑和不满。作者在第一手数据的支撑下,从城市房屋拆迁的现状和法学分析入手,通过对公共利益内涵的界定,对房屋拆迁补偿中补偿原则、范围等的研究,力求结合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立法建议。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与价值选择

证券法的价值之一是保护投资者,判断某一类投资者是否需要法律的特殊保护及所需保护的强弱程度。这一问题是与公司的公众性结合在一起的。非上市公众公司是为配合证券监管部门监管各类别公司动向和满足监管制度改革的要求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兼具封闭性和公众性的特征。基于其公众性特点,强制筹资者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披露,对于投资者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做出理性投资选择,乃至使稀缺的社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都是大有裨益的。但在对非上市公众公司进行信息披露的制度设计时,必须要考虑其在公众性上与上市公司的差别,兼顾保护投资者利益与证券流动性,协调筹资便利和证券市场运行效率。

保险赔偿金作为遗产继承的实务研究——关于投保人指定“法定”受益人的探讨

投保人专业知识的匮乏以及保险代理人执业的不规范和保险公司审核保单的疏漏,使得近年来投保人指定受益人为"法定"的情形在人身保险中时有出现。对于保单上受益人一栏为"法定"的情形,宜将其作未指定受益人来理解。保险赔偿金也将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在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予以继承。

浅析英美法中不当得利制度——兼以比较法视角看中国不当得利制度

自从1937年《返还请求权法重述》中将不当得利(unjust enrichment)作为界定返还(restitution)的依据并首次提出返还请求权法以来,建立统一、独立的返还请求权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得到了英美法理论界的重视,并在1991年获得英国司法判例的承认。于是一个独立的、调整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基础建立了起来,并与合同法、侵权法共同构成了英美债法中的三大支柱。从unjust enrichment的产生和渊源入手,通过对此制度与我国不当得利制度的比较分析,进一步对这个传统领域加以研究,可以从比较法的角度给我国的不当得利制度以较多的启发。

城市房屋拆迁的合法性及补偿制度研究

城市房屋拆迁实质上是以国家权力为依托,被拆迁人和政府之间强制缔约的经济行为。由于我国法律规定不完善,城市房屋拆迁的前提即对公共利益的评判标准模糊。实际操作中,房屋拆迁的补偿原则、范围、标准以及补偿程序等一度引起人们的质疑和不满。当务之急是从城市房屋拆迁的现状和法学分析入手,通过对实践中房屋拆迁合法性的质疑,结合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力求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立法建议。

不足额保险下代位求偿权行使的模式选择与程序依赖

保险代位求偿权这一看似合理的制度在不足额保险下遇到了行使上的障碍。当第三人的清偿能力不足以同时满足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和被保险人的剩余损害赔偿请求权时,被保险人的权利应优先得到满足。但目前的立法无论是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依然没能摆脱旧有制度缺失的桎梏。因此,有必要在不足额保险下建立以被保险人利益优先为原则的行权模式,并相应地构建法定连带债权制度来彰显保险法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