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加息冲击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溢出效应及其应对

利用2007—2022年季度数据构建BVAR模型,研究美联储加息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外溢效应,发现美联储加息将导致家庭债务、商品房销售额、房价和房地产投资下降,产生负向外溢效应。而后构建含有GHH效用函数、异质性家庭、信贷约束和房地产部门的小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在加息冲击下,DSGE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BVAR模型的特征事实。机制分析表明利息差渠道、国际资本流动渠道和利率渠道是其中主要的内在影响机制,信贷约束具有放大机制。反事实实验表明当美联储加息时,中国加息将使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恶化;中国采取降息或放松信贷政策的逆向操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冲美联储加息的负面影响,但加剧了资本外流。中国在短期采取降息、在中长期采取加息和放松信贷相结合的政策组合,能够达到更好的政策调控效果。

房价上涨对实际有效汇率与净出口的影响研究

该文探讨中国房价上涨影响外部均衡(实际有效汇率和净出口)的内在机理。该文首先利用2000—2022年季度数据,通过构建含有房价、实际有效汇率与净出口的三变量BVAR模型发现,房价上涨导致实际有效汇率贬值、净出口上升的特征事实;继而构建含有异质性家庭、房地产部门和家庭信贷约束的小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发现,在房价上涨冲击下,该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以上特征事实,并解释中国房价上涨影响外部均衡的机制。在房价上涨冲击下,非李嘉图家庭的信贷约束产生了住房抵押效应、总消费挤出效应和企业债务挤出效应,即:非李嘉图家庭增加住房购买,导致家庭债务上升和进一步的房价上涨;挤出了总消费,使国内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净出口上升;挤出了企业债务,使国内信贷总需求和利率下降,进而通过无抛补利率平价使实际有效汇率贬值。由此可见,房价上涨使内部经济失衡,进而加剧了外部经济失衡。该文通过进一步反事实模拟2022年以来中国房价下跌的宏观影响发现,房价上涨和下跌对实际有效汇率和净出口存在非对称性影响,即房价下跌对实际有效汇率和净出口的影响幅度大于房价上涨,使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和净出口下降。因此,稳房价是稳汇率和稳外贸的重要支撑,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手段。

利润率下降与中国经济新常态

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最明显的特点,其成因值得认真探讨。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利用马克思的理论对经济危机与利润率下降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构建经济增长率与资本有机构成(或剩余价值率)、储蓄率、利润率之间的数量关系,定性分析发现,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与利润率呈现正相关关系。构建三个利润率指标,分析1998—201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利润率的关系,发现2007年以后资本有机构成的快速上升和剩余价值率的相对下降,导致利润率的快速下降,而且利润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高度一致,因此可以断定利润率下降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通过辽宁和重庆两地经济增长率的对比分析揭示,在2010年之后出现一高一低分化的结果是两者利润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内在差异导致的。资本的破坏能够降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进而能使经济增长率得以恢复。以何种方式进行资本破坏,是主动破坏还是被动破坏,这是中国供给侧改革可以参考的一个视角。

新常态背景下财政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在原有发展模式下长期积累的失衡因素和结构矛盾所导致的一种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高速增长后产能相对过剩常态化的一种表征。新常态下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并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新常态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认为,应对新常态的关键在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据此,为了分析财政支出作为一种分配手段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本文利用1997—2013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以财政支出和财政支农资金为核心指标的计量模型,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倾斜力度是不够的,并且这种影响还存在跨地区差异。

财政分权与预算外资金的支出效应分析

我国的预算外资金问题由来已久,现行的财政体制使地方政府有很强动力去扩大预算外资金规模。预算外收入是地方政府的一种"攫取之手"行为,而预算外支出却有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促进地方经济建设的效果。近年来,与经营土地有关的土地财政急剧膨胀,已成为预算外资金的一个新特征。通过对2000-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包含土地出让金的预算外资金支出,不仅对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GDP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且还存在跨地区差异。对预算外资金的改革除了要控制和压缩其规模,更应该把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接受监督并硬化预算约束。

基于ADF检验和CR_n的我国汽车产业政策效应研究

通过对2007年1月至2011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量的时间序列ADF检验,建构OLS法回归模型分析,发现2009年1月以来我国出台的一系列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对我国汽车产业的产销量产生了较大影响,其对产销量的增长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用行业集中度(CRn)分析汽车行业的集中情况,说明产业政策对提高我国汽车行业的集中度也产生了明显的政策效应。并结合结论和当前经济形势,提出未来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相关建议。

低碳电力:桂台合作的新方向——以广西贺州市电力产业为例

全球低碳经济以及桂台经济合作都在快速发展中,贺州市的电力产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这正是贺州市与台湾地区产业合作的结合点之一。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台湾在低碳电力产业已形成较为突出的优势,而作为欠发达地区的贺州在工业化过程中已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挑战。积极把台湾电力产业的资金、低碳电力技术和人才引入到贺州电力产业中,以此为基础和契机,将会加快贺州的整体经济向低碳转型,这也是贺州实现跨越式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之一。

产业链合作视角下珠三角地区企业集群问题

以贴牌加工制造、出口为主的沿海外向型经济,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已越来越不具有可持续性。珠三角地区依靠加工贸易实现了快速崛起,但产业链条薄弱、服务业不强的现实阻碍了珠三角的进一步升级。加强产业链合作,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耦合,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来提升制造业水平,优化经济结构,不仅仅是珠三角地区,对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的中国经济显得尤为必要。

房价上涨与企业投资:基于BVAR-DSGE模型的分析

研究基于房价上涨,探讨中国经济在投资领域的“脱实向虚”问题,以及房价上涨对企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内在影响机理。首先,利用宏观季度数据,构建了一个包括房价、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三变量BVAR模型,发现如下特征事实,即在房价上涨冲击下,房地产投资上升而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两者均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而后构建了一个含有房地产部门、异质性家庭和企业信贷约束的DSGE模型,数值模拟发现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以上特征事实。机制分析表明,当房价上涨的挤出效应大于抵押效应时,企业将增加房地产投资而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在这个过程中,房地产投资和企业债务上升,而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导致产出下降,进而抑制消费和就业,阻碍了经济内循环。通过信贷政策和合理引导住房需求来稳房价,同时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率,引导资本回流实体经济,能够促进经济“脱虚向实”和畅通经济内循环。

儿童外伤慎打破伤风抗毒素

儿童生性活泼好动，日常生活中难免发生外伤。为了预防破伤风的发生，就诊时家长常要求给孩子注射破伤风抗毒素（TAT）。其实，这大可不必。

上游供应链供给冲击、宏观效应与应对政策研究

近年受贸易保护主义等事件的影响,我国上游供应链不断受到冲击,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加大。为此,本文首先构建BVAR模型,发现如下特征事实:负向的上游供应链供给冲击将导致产出、消费、投资和就业下降,通货膨胀率和名义利率上升。其次,构建含有垂直产业链结构、信贷约束和价格粘性的两部门新凯恩斯DSGE模型,数值模拟发现:DSGE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上述特征事实。机制分析表明:负向的上游供应链供给冲击将使上游产出下降、价格上升,并通过价格传递渠道、中间品供给渠道和就业渠道向下游传导,最终使总产出下降和通货膨胀上升。最后,反事实模拟三类政策对冲负向的上游供应链供给冲击的政策效果发现:一是在长期的自主创新和进口替代政策中,降低进口中间品比重进而提高中间品国产化率的政策效果优于提高进口中间品的替代弹性;二是在税收政策方面,进口关税减税政策优于企业所得税减税政策;三是“双支柱”调控政策优于单一货币政策,而且盯住进口中间品价格的宏观审慎政策优于盯住上游产出和上游产出价格。在实施产业扶持政策时,将上述政策搭配在一起,将形成叠加效应,更有助于维护供应链安全。

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与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的比较

对货币需求的研究是重要的,马克思和弗里德曼在货币需求理论上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研究范式、对货币需求的具体分析上,而且也体现在由货币需求所延伸出来的对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和货币传导机制的理解差异。马克思对货币需求是一种规律性研究,弗里德曼更多的是经验研究。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与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对于我国当前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提高出口退税能够“稳就业”和“稳外贸”吗?

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剧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本文以中美贸易为例,探讨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在稳就业、稳外贸以及应对贸易摩擦中的作用机制。首先基于1994-2020年季度数据发现:中国就业的波动较平稳;净出口则呈现高波动特征;中国就业和净出口呈现弱顺周期。这些周期特征与其他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其次构建了一个含有不完全金融市场和价格不完全传递的对称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数值模拟发现:在本国出口退税冲击和它国技术冲击下,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中国就业和净出口的周期特征,其中财富效应和由贸易条件变化引起的支出转移效应是主要的内在传导机制。借助模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反事实实验发现:中国单方面提高1%出口退税时,中国就业增长0.05%,净出口增长0.28%,呈现较强持续性,提高出口退税能够稳就业和稳外贸;当中国提高1%出口退税和美国提高1%进口关税时,中国就业增长0.03%,净出口增长0.16%,呈现较强持续性,勒纳中性不成立,此时出口退税在稳就业和稳外贸中的作用尽管有所削弱,但依然有效。

家庭债务、信贷约束与实体经济

本文拟从经济周期角度探讨中国快速上升的家庭债务与实体经济(GDP、消费、投资、就业)相关联的经济学机理。基于2007—2018年的统计数据发现:家庭债务的波动性较小;家庭债务与实体经济弱正相关。之后,构建了一个含有异质性家庭、GHH效用函数和存在信贷约束的DSGE模型,数值模拟发现:在技术冲击下,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中国家庭债务与实体经济的周期性特征。其中家庭的就业效应和信贷约束下的财富效应是影响家庭债务与实体经济的周期性特征的主要机制。当技术冲击对非李嘉图家庭形成的总效应为正时,非李嘉图家庭将同时增加消费和住房购买。借助基准模型模拟信贷紧缩对家庭债务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发现信贷紧缩的门槛值在[0.5,0.55]中,一旦低于门槛值,信贷紧缩将改变家庭债务与实体经济的周期性特征。这意味着适度的家庭债务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而通过信贷紧缩“去杠杆化”则存在使经济下行风险增大的可能。实施因城施策的信贷政策有利于稳增长和稳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