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论史书自注

何炳松兼取中西史学方法论,对历史著作的自注有较为详备的论述。他认为史书自注具有表明材料的来历、保存可用的书目、革除剽窃的恶习、展示作者的人格等好处,并根据自注的内容将其划分为注明所引书籍章节、详录成文、考订事实异同三个种类,还论及按语与自注的关系。何炳松有关史书自注的观点深受章学诚等中国传统史家的影响,又源于切身实践,集中反映了近现代历史文献学尤其是其分支注释学的发展成就。时至今日,其说对于加强学风建设、强化学术规范意识仍具有借鉴意义,得到当代学者的回应。

丝绸之路与茹河道沿线佛教遗存

茹河道是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交通网上非常重要的一段,其开通时间早,距离长安较近,沿线曾经上演过许多历史壮剧,留下许多中西文化交流的遗迹,众多的佛教石窟、碑塔及金石造像镶嵌在沿途的摩崖或道旁,静静地守望古道,折射出昔日中外文化交融的盛况。

论南梁精神

南梁精神是土地革命时期陕甘边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培育的革命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的内涵是陕甘边革命者历史使命、道德情操的集中反映。南梁精神就是陕甘边苏区精神,与中央苏区精神及其他苏区精神既有共性,又有其个性和特色;南梁精神与中央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同为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头;南梁精神是老区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庆阳老区精神的发展具有开创之功。研究和弘扬南梁精神对于推进现代政治文明、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秦直道与子午岭地区的佛教遗存

秦直道是古代南北交通的重要线路,是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在漫长的历史中,佛教文化沿着这条古道传入关中,中原佛教文化又沿此传回西部,子午岭地区的佛教遗存充分说明了秦直道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北石窟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庆阳北石窟寺是甘肃四大石窟之一。它在丝绸之路发展史和佛教东渐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因此 ,有必要对前不久召开的“北石窟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史通·补注》与史注

《史通》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史学理论名著,它在诸多方面为我国的史学批评开辟了道路。在《史通·补注》篇中,刘知几总结了唐朝以前史注的主要成就,划分了史注的种类。他褒扬训解式史注而贬低补阙式史注,鄙弃自注。这些观点引发了后代史学家许多争议,开创了史注研究的议题,客观上推动了史注批评的发展。

清朝的史注体式

清朝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总结时期,学者们以深厚的学力和高度的责任感,对以往的文化典籍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采用各种形式注释历代史书,在史书注释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将古代史书注释工作推向顶峰。

史书自注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

史书自注是中国古代史注中很有特色的一种体例,历代许多史学家采用这种体例阐述思想,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自注的发达是中国古代史学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认真总结史书自注这笔丰厚的史学文化遗产,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轨迹,发掘其深刻内涵及现实价值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内藤湖南对中国古代史注的误断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其《中国史学史》一书中对中国古代史注提出了许多见解,但是许多认识如史注在目录著作中的地位、刘知几的史注观、史注与史评的关系、史书自注的肇始及史书他注的终结等问题与史注发展的实际不一致,很有必要予以澄清。

北宋在环庆原诸州的防御措施

在北宋与西夏的军事对峙中,环、庆、原诸州处于最前沿,经常受到西夏铁骑的进攻。为了巩固边防,北宋政府注意加强环、庆、原诸州的防御体系建设,主要采取了驻扎军队、修筑堡寨、实行兵民结合、加强与附近州的军事策应等措施。

史注传统下的“汉书学”

《汉书》文赡而事详,在史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班固在撰述中多用古字古义,给读者完整理解其含义造成不便。从书成不久开始,直到晚清时期,学者对《汉书》注释活动从未终止,在魏晋隋唐和清朝时期两度出现注释高潮。东汉末年以后至民国时期的"汉书学",从很大程度上讲就是《汉书》注释之学。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注三题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书注释得到很大的发展,著作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其兴起的原因、所反映的特点以及产生的历史影响,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分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陇东的民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陇东是个多民族活动的地区。根据史书记载并结合一些碑铭资料,可以看出主要有匈奴族、羌族、鲜卑族以及卢水胡、西域胡等。他们分布范围广泛,人口众多,是当时这一区域的主要人口组成部分,对该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出现民族融合的趋势。

北宋时期环庆原州的蕃部

北宋时期,环州、庆州、原州缘边地区分布着大量的蕃部,他们人数众多,族属复杂,其社会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蕃部的政治态度及其去留对宋夏双方都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北宋政府注意采取积极措施,善待蕃部,安抚蕃人,起用蕃官,隔断其与西夏的交路,也采取了得失并存的纳质牵制办法。

泾河上游石窟文化的地理环境概论——以北石窟寺为中心

泾河流域在古代历史上是丝绸之路出长安向西域的咽喉地段,作为丝绸之路经行的必然结果,在泾川、西峰、镇原等地留下了大量的石窟。陇东石窟具有突出的地方特色,它在历史上出现及其兴盛是由其特定的自然、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决定的。

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的文献学意义

清朝学者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是清人《三国志》注释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该书以"证"为注释主旨,兼采诸家《三国志》注释之优长,发前人所未发,补前人所未逮,对《三国志》本传、裴注及后世诸说多有新解,推进了《三国志》及裴注的研究。

庆阳农谚与农业文明传承

庆阳是先周农耕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庆阳农谚是当地劳动人民对千百年来农业耕作经验的生动总结。庆阳农谚注重对人地关系与农业生产技术的归纳,强调不误农时,重视田间管理,对役畜的科学饲养与使用,提倡勤俭持家等,以简明流畅的语言,概括了农业生产和生活活动的相关知识,集中反映了庆阳农耕文化中的精耕细作、科学管理等进步思想。

唐宋时期的灵州道庆阳段

安史之乱以后,原有的丝绸之路遭到阻挠和破坏,灵州道上升为沟通中原与河西及西域的主要通道。庆阳段处于灵州道进入关中的颈部,实为灵州之门户,关中之屏藩。文章对灵州道庆阳段的基本线路、沿途城寨,史书记载庆阳段的行旅,党项族与灵州道庆阳段的关系,以及唐宋政府对保护该路段所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探讨。

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史料比较法

裴松之《三国志》注不仅在史注内容的拓展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而且在史注方法的创新方面也有显著的成就。他在注释中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将本传前后文、本传与注文、注文与注文相互参照来辨别历史是非,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

试析范仲淹的水利思想

范仲淹关注国计民生,在各地任职期间注意疏浚河道,兴利除弊,造福一方。其兴修水利的活动,开创了疏导积潦的模式。范仲淹的水利思想是中国古代水利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农政全书》中多次征引和评断其理论与方法,足见其地位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