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时代农村金融的困境与出路:手机银行

由于现有金融机构在农村拓展金融服务的意愿不强,导致我国农村地区还存在一些金融空白乡镇。手机银行由于其交易便捷,布局成本低,在弥补金融空白方面具有优势,可以成为解决我国农村金融困境的一条出路。本文阐述了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困境,手机银行在我国农村的现状,展望了手机银行在我国农村的发展前景,最后从手机银行的安全与监管、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合作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面对各种互联网金融业态争相涌现,政府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但在2014年"两会"后则加强了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监管,以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问题,指出如果放任互联网巨头开展互联网金融,可能会导致互联网超额利润和金融超额利润的叠加,从而引起新的社会不公。因此,政府需要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鼓励有序竞争,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

手机银行实现金融普惠的着力点——基于互联网金融的社会功能视角

目前,关于金融普惠的讨论大多集中在金融普惠本身,本文则从金融普惠的着力点出发来研究金融普惠,认为手机银行可以实现金融普惠,其着力点表现为金融账户、现金存取、移动支付、征信服务、信贷业务等方面。

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生成与演化

金融风险如果防范不力,可能会演变为金融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就是明证。因此,研究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生成与演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从宏观(金融分权)、中观(金融市场)和微观(金融机构)三个维度来分析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生成与演化机理。在此基础上,给出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建议。

全球手机银行的现状、模式、监管与金融包容

全球手机渗透率超过了正规金融机构的网点或自助设备,加之ICT、互联网和金融的结合,引致了无网点银行服务的出现,使得手机银行拓展了交易边界。通过引入代理商,非洲国家已经成功运用手机银行来弥补金融空白,很好地解决了金融包容的问题。而手机银行在提高金融包容性水平时关键在于定价,考虑到金融包容和手机银行网络规模经济效应,其定价不宜太高,考虑到风险补偿,其定价也不宜太低。此外,手机银行作为一种金融创新,蕴含一定风险,需要监管部门进行合理监管。

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与监管

互联网金融本身及其风险的特殊性,给金融监管带来了难题。表现在:对市场主体来说,互联网金融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但对监管者来说,这也分散信息和转移信息,导致其无法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同时,非金融与金融因素的混合,使得监管者获取信息的难度增加。加之互联网金融所具有的匿名性和虚拟性,隐蔽了监管所需要的关键信息。总之,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监管者获取信息的成本过高,抑或根本无法获得。因此,如何进行监管创新,值得我们思考。

移动支付:原理、模式、典型案例与金融监管

支付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础,移动支付与互联网金融紧密相连,移动支付与第三方支付则是互联网金融的核心。移动支付除了具有交易成本低的优势,还具有可移动性特征。在未来,移动支付可能会取代现金和银行卡,成为主要的支付方式。

汶川地震启示:必须建立有效的灾害预算

我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今年5月12日就发生了汶川特大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和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像地震一类的灾害不仅仅是纯粹的自然灾害,而是自然灾害与人类行为的综合结果。为了最小化灾害的损失,本文从灾害预算的角度,探讨了在我国这样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在灾害预防①(即灾害预警和防治)及灾害救助中,如何编制灾害预算,最大限度发挥财政预算的积极作用。

大数据与股票市场非规范行为规制:一个分析框架

非规范行为是股票市场风险的重要来源,但其较强的隐蔽性增加了识别和防范的难度。为此,有必要运用大数据技术,对股票交易的数量、时间和价格三个变量及其组合进行精准分析,找到引起异常交易的源头并进行预警,提高非规范行为的识别概率;同时对行为主体的证券账户和银行账户信息进行分析,对手机号码、虚拟账户、IP地址等信息进行数据挖掘,形成交叉验证,对非规范行为进行追踪。从事非规范行为的市场主体通常会隐蔽自己的行为和身份,可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行为分析和交易复盘,进而为市场主体"画像"。推广运用大数据技术以规制股票市场非规范行为,需要在解决"信息孤岛"问题的基础上,强化信息监管、舆情监测和不同部门之间的监管协同。

论外部性及其解决途径

关于外部性的定义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外部性的存在会对经济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不管是正的影响还是负的影响,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所以对外部性进行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基于金融安全视角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

本文通过分析发现,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和强制结售汇制度使得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发行的渠道之一,由于汇率形成机制而被动释放出来的大量货币,导致国民经济产生波动。为了维护我国金融稳定,促进金融安全,必须进行汇率改革。本文研究揭示了人民币汇率选择的新特点,以期为制定汇率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金融支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兼论汶川震后之重建策略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财政是经济的脊梁,灾后重建离不开金融和财政的支持。针对我国自然灾害频发的现实,灾害重建中金融支持和财政政策的思辨,灾害重建的路径选择等方面必须加以关注。

互联网众筹融资及其激励约束与风险管理——基于金融市场分层的视角

本文提出了众筹融资机制革新的理论框架,在分析其运作模式的基础上,以金融市场分层为视角,探讨了众筹融资对股权市场分层的影响,进而借鉴Wojciech(2013)的模型,深入阐述了众筹融资克服信息不对称风险的方法和激励各方积极参与的措施。众筹融资,对于生产者来讲,可以帮助他们获得项目融资、降低资金成本,但也需要他们保持良好的声誉,披露项目信息,真正做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创新;对于消费者来讲,不仅可以使其投资范围不再受到限制,而且可以让他们根据自己对项目的判断,成为早期股东,但同时也需要他们承担项目失败的机会成本和回报降低的风险;对于平台来讲,不仅可以由此获取项目的成交费用,而且可以根据平台客户的需求,获得提供证实融资过程、监督项目执行、提供融资建议等服务的费用;对于三方来讲,各方都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提高项目成交比例,因而可以实现激励相容。此外,众筹融资也需要通过声誉、规则、人群的尽职调查和阈值等机制,来规范市场行为。众筹融资虽然具有诸多优点,但在中国仍处于萌芽状态,其发展状况还取决于国内的信用体系、法律制度和大数据分析的发展情况。

证券交易印花税与股市波动关系分析

基于回归分析和GARCH模型,利用上海综合指数和深圳成分指数2008年9月19印花税调整的前后10日、30日和60日的数据,对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调整对股市的波动性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证券交易印花税对股价波动性在短期内有较强影响,而在长期几乎没有影响。

证券投资者教育与国民教育体系

证券投资者教育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证券投资者教育有利于扩大投资者的信息集,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有利于加强对证券投资者的保护,进而实现买者自负。而证券投资者教育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由证券公司来提供,存在一定的悖论,应该主要由国家来提供,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互联网消费金融与中低收入者的消费信贷选择

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中低收入者收入波动、认知偏差等假说,对比分析了互联网消费金融(以互联网消费信贷为例)与传统消费金融(以信用卡为例)展业的差异,结果发现:面对中低收入者的消费信贷申请,互联网消费金融在控制消费者违约风险、价格竞争等方面较传统消费金融更具优势。最后在对互联网企业和消费者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控制应着重于信用教育及信贷后悔权的建立。

手机银行助推农村普惠金融的实现路径

我国农村居民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现有的商业性金融机构由于不能适应这种乡土情结,导致了农村金融功能的缺失。而手机与手机银行的诞生,成为连接农村熟人社会与生人社会的纽带,使农村熟人社会的边界得以拓展(半熟人社会),促进了农村金融功能的发挥,表现在:手机银行具有资金聚集的功能,能够提高农村资金的匹配效率,有助于农村金融风险的管理。通过以上三种途径,手机银行可以实现农村普惠金融。

“互联网+”的经济学分析

"互联网+"主要是基于互联网的交换经济,具有交换标的、交换媒介、交换参与者等三项基本要素。"互联网+"模式很多,但无论何种模式,其核心都离不开物流与支付、信息处理、资源配置这三大支柱。"互联网+"与互联网金融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互联网+"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应当顺应这个趋势,引入负面清单监管模式,明确"互联网+"的法律地位,防止"互联网+"发展中形成行业垄断和市场壁垒,强化"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支撑。还要发挥互联网金融与其他"互联网+"模式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活动在互联网上实现高度融合。

手机银行、农村金融与移动运营商

目前人们对手机银行认识存在误区,认为手机银行就是银行主导,然而在农村地区银行主导的手机银行水土不服,而移动运营商主导的手机银行则能够更好地契合农村金融的需要,典型模式如M-PESA。在未来,人们完全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直接实现资金供求的匹配,不需要银行券商等中介,如P2P融资模式等。本文重点分析了移动运营商在我国农村推行手机银行的重要意义和可行性,并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础设施投入与现实生产力的提高

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重要内容。为了切实发挥基础设施投入的作用,必须实现基础设施投入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即将基础设施投入转变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及科学技术、高素质的劳动者、优质的投资环境及生产生活环境,并以此推动全国和地方经济的平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