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的抒情——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沈从文的文学理想较多注重观念形态上的艺术自律,它对个体自由的追求在文字德性、生命重造上的展开便是文学经典的塑造以及经典塑造背后的文化进步使命,其内容则表现为抽象的抒情和从抽象的抒情出发的自为色彩浓厚的文学实践。由于这样的文学自律原则无法与新文学的载道传统分离,沈从文的文学理想相应地表现出多重的矛盾性,包括他对现行文学政策的理解,对情感诉求方式的独立性的肯定也决定了他的文学理想的不合时宜之处。所有这一切都可看作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寂寞。

文艺观峰人与文艺高峰的甄别

文艺观峰人作为具有一定艺术素养和文艺鉴赏能力的普通公众,在文艺发展史上其主体力量集中体现为对文艺高峰的甄别、裁定。观峰人通过体现为公共意志的艺术裁定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艺术高峰的总体艺术水准、艺术价值。对于观峰人而言,优良的艺术素养是一种能够将文艺"语法"内化的文艺接受能力,只有具备这一能力,文艺观峰人才会自觉地将文艺语言序列转变为文艺结构和文艺意义,并明了文艺话语如何发挥作用。文艺观峰人是文艺杰作的期待知音,文艺杰作的创造者(文艺立峰人)总是期待着知音在鉴赏中走近艺术,进而裁定出文艺高峰。公众的裁定因公允而权威。在艺术家一端,艺术家的创作能力是艺术质量的保证;在欣赏者一端,公众的"文艺能力"是艺术质量被证实的保证。"文艺交往"将两端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对艺术价值的展现。观峰人与立峰人的"文艺交往"是一种促进真善美高度融合的"全面文化"。没有这种"全面文化"的实现,就没有文艺高峰的筑就。

论《雪晴》集叙事的距离控制

《雪晴》集在第一人称叙述中表现出来的作者与家乡"人事"的距离和作者对尚武精神的反思,反映了沈从文适当调整他的回忆性乡土书写叙述策略的努力。在《雪晴》集中,叙述人的讲述、描写、思考在故事的当下进展中进行,却又将讲故事的本领和议论、说明性的因素适当调和起来,这自有作者对不能始终如一从容行文的理解,但如果从讲述效果的取得来看,此种做法可能一方面促进乡土书写所着重处理的诗意境界和外部现实的联系,一方面揭露血淋淋的乡土械斗的残酷性。

再谈中文系的失宠

当下中国大学中文专业的失宠,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实用性专业和职业化教育对大学原有系科设置、教学资源的挤兑,一方面由于学科内人文意识和价值担当的式微。面对大众化的教育态势和实用主义思潮,中文专业应该自省不足、完善学科设置,力戒工具化。这要求中文学科需在承认并正视失宠的前提下不断探寻和建构自救的长效机制,立足市场社会、立足生活实际营造批判性思维氛围和形成引导性力量,以发挥情感、心性教育之长,从而开创新的中文教育传统。

形式演变视野中的文艺高峰

中外文艺发展史上若干时段的文艺高峰无不证明形式标准的效应。没有形式的不断变化和创新,便没有艺术发展。伟大的艺术家总是自觉追求形式的突破,在形式突破的过程中创造艺术杰作,从而建立新的形式尺度,垂范后世。历史地看,文艺高峰一方面体现为形式表达的突破,一方面体现为相关艺术理论的创建。这也说明文艺高峰的筑就和理论创建的关联性。

“从现实学习”与学习现实——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沈从文创作转折片谈

上个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整体上呈现出由浪漫化的乌托邦书写到现实化的批判书写的发展态势。这一转向自有作者不能始终从容行文的内在紧张使然,更多的则是他出于感应时代变化做出的"从现实学习"、学习现实的主动选择,内蕴某种程度的功利性抱负和政治意识。

“文学系列”与文学现代性——读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这里所提出的“文学系列”概念来自俄国形式主义的重要理论家尤·迪尼亚诺夫。在1927年写的《论文学的演变》一文当中，迪尼亚诺夫对文学史研究做出了划分。他说：“采取什么样的观点决定着历史研究的类型。这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一是关于文学现象起源的研究，一是关于文学变化性的研究，也就是这个系列演变的研究”。他认为，“文学系列”是在文学演变的历史空间中呈现出来的功能和形式要素组合，文学现象的价值直接构成“演变的性质和意义”，“研究具体事物及其结构的规律而不考虑历史的方面（这就等于取消了文学史）”。

复调艺术与反抗绝望——《过客》重读

《过客》写作于1925年3月2日，发表于3月9日的《语丝》第17期，一个月之后，即4月11日，鲁迅在致读者赵其文的信中，谈及该文的主题：《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

《道德箴言录》的智慧

罗兰·巴尔特说，阅读拉罗什福科有两种方法：“断续引证或顺序阅读”。“断续引证”意味着阅读者以主动的姿态积极地将作品的“惯习性表达”调整为“适合我自己的环境，将其不具名的形式纳入我的情况或我的情绪声音之内”。而“顺序阅读”则表示阅读者有可能被动地进入展现“作者、作者的偏执及其时代的”氛围当中，从而忽略“我们读者”自身的趣味与意图，这样的阅读结果便是“我逐次阅读这本像是一段叙事或一篇散文的格言集，

苏格拉底为何要去死——重读柏拉图《申辩》

苏格拉底之死不是因意气之争而遭遇的死,也不属于那种＂不自由,毋宁死＂的死。意气之争大多源于某一件具体的关涉名或利的事,故随着事情的过往,意气之争所致的死并不具有历史的恒久性。显然,苏格拉底之死不是这样。苏格拉底是雅典城邦的公民,他享有城邦公民的基本权利,

典型环境下的非典型人物——李健吾“非典型性”文艺创作观

李健吾从现实文艺运动的需要出发,提出"典型环境下的非典型人物"的文艺创作观,并付诸戏剧创作实践中。其思想外托于对20世纪30年代风雨飘摇下社会环境的剖析视野,内依于现实主义理论对事物普遍性的观察要求和对偶然性及戏剧性的回避。

高雅艺术软实力的特征和作用浅谈

高雅艺术意味着艺术活动无论在创作与接受层面，它都必须自觉追求艺术观念、本文和表达形式的全面雅致化。雅致化的追求决定艺术活动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审美趣味、人格完善、情操陶冶等要求。

沈从文文学理想复杂性片论

从创作动力上看,沈从文生命观的文学式表达涵盖了文学理想、文学实践的芜杂,从而对生命的丰富性的理解程度决定了文学理想、文学实践的深度模式。按照沈从文的理解,文学理想与文学实践对个体自由的追求在文字德性、生命重造上的展开便是文学经典的塑造以及经典塑造背后的文化进步使命,其内容则表现为抽象的抒情和从抽象的抒情出发的自为色彩浓厚的文学实践,它总是不断地在生命的时间感受和梦想的寄托上完成作者一厢情愿的浪漫抒情。由于这样的文学自律原则无法完全地与新文学的载道传统分离,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也相应地表现出多重的矛盾性,譬如生命感受的集体与个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抽象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是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

阿Q革命身份试论

阿Q革命身份的自我获得并不意味他拥有革命的主动选择机会,实际上他被卷进革命大潮以及对革命目的和方法的理解都是以个体最为本能欲望的直接满足为旨归的。无业游民和文盲的身份无法帮助阿Q提升革命的道义和精神,阿Q只能再次被动地置身于"暴虐的意义场域"参与革命的暴力杀戮,贯穿其中施虐者、受害者在阿Q身上的不能长久统一导致他成为革命的替罪羊的角色。阿Q这种身份的安排反映了未庄宗法制度家族、血统观念对他的约束和牵制的有效性,而未庄乡土社会的整体氛围又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宗法社会起着维护作用,因此阿Q革命不是有意脱离群众,而是在革命基础和信任机制上被原始的蛮动力扭曲,直至双方出现了相互疏离的局面。

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

在余秀华的两部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和《摇摇晃晃的人间》出版之前,余秀华就在网络上爆红。人们关注她是因为她是一个患脑瘫症的农民诗人。女性诗人、农民身份、脑瘫症,这本来就能形成话题,供人们做茶余饭后的谈资。阅读一两首余秀华的诗,再静下心来思考她的爆红,进而坚持读完她的一本诗集,

论《边城》关于命运的三种叙事

本文以为《边城》文本在叙事语态上存在三种时态,即过去之事、现在之事、未来之事。三种时态分别对应于回顾叙述、同步叙述、预示叙述。由于女主角翠翠的贯穿作用,关于她的生母的爱情、关于她的正在进行的爱情、关于她的将来的爱情都和谐地统一在翠翠命运的递嬗当中,它在推动着叙事走向深入的同时也展现了边城乡下子民生活的无常与无奈。

巴赫金超语言思想刍议

“对话”关系是巴赫金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它的哲学基础在于把生活的本质理解为"对话"。这明显带有本体论的色彩,但巴赫金的超语言思想又是从具体的话言活动领域出发,从言语体裁与表述,表述与言语主体,表述与符号化的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来揭示"对话"对生活的诗意呈现。而诗意呈现也不断反映"对话"建立着心灵、自我、社会的有机联系。

巴赫金论长篇小说话语——兼谈汪曾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观

巴赫金关于长篇小说话语的论述主要在"语言向心力与离心力"、"杂语和对话"、"语言形象及其塑造"等几个方面展开,这也是他提出的"体裁修辞学"诗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本文认为语言向心力与离心力讨论的是标准语的规范作用和分殊处给予长篇小说话语的意义,杂语和对话讨论的是形成长篇小说话语诗性特色的基础,语言形象则来自长篇小说话语描述语言、被描述语言之间的张力。此外,本文还认为巴赫金关于长篇小说话语的思想尤其是语言形象的看法和汪曾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观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基点在于两者都把语言理解为小说的核心要素,主张从语言层面而不是从其他层面去看待小说的本体问题。

“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实施准备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的通知》精神以及中小学教师示范性培训项目实施方案和中西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实施方案,教育部师范教育司7月5日在北京召开了2010年“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简称“国培计划”）实施准备工作会议。

高效课堂经验交流暨观摩大会在昌乐举行

课堂教学是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热点问题,也是落实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最具实质意义的关键环节。多年来,全国许多学校以务实创新的精神深化课堂教学改革,积极探索高效课堂建设,在高效课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积累了丰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