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刑法的最新修正及其适用

在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我国知识产权刑法规范体系进行了大幅修改,不仅加强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规范供给,而且彰显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从具体内容来看,《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知识产权刑法的修改,主要表现为通过增设新罪和拓展旧罪的方式扩大知识产权刑法的规制范围,通过调高法定刑的配置加重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处罚。透过知识产权刑法规范可以发现,此次修法充分体现了全面保护知识产权、积极保护知识产权和法秩序相统一的最新立法理念,这些立法理念对知识产权刑法相关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经正式施行,应当对侵犯著作权罪、侵犯商业秘密罪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等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系统解释,以便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目的能够在司法层面得以充分实现。

祖国大陆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毒品犯罪立法比较

科学而严密的刑法规范是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的重要手段。通过比较分析,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之所长,是进一步完善祖国大陆地区法律规范的重要途径。我国台湾地区在防制毒品犯罪方面有着比祖国大陆地区更长的历史,其立法经验也显得更为成熟。我国台湾地区将毒品依其成瘾性、滥用性及对社会危害性的不同予以分级,对不同级别的毒品所涉及的犯罪行为分别设置轻重不同的刑罚,将制造、贩卖、运输、持有专供制造或施用毒品器具的行为、转让毒品行为、服毒驾驶行为等予以犯罪化,其刑罚规范具有明确化特点。这些立法经验,都是值得祖国大陆借鉴的。

网络诽谤“情节严重”标准之探讨

"情节严重"作为诽谤行为入罪的一个必要条件,恰当确定其认定标准无疑十分重要。而网络诽谤因其实施域境等的特殊性,司法解释简单地以"点击"、"浏览"、"转发"之"数量标准"作为"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不仅有司法"偷懒"之虞,更是凸显其实质上的不合理性;应当代之以"导致受害人的社会评价严重降低或者名誉严重贬损的"判断标准。

对交通肇事罪有关司法解释的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0年11月10日通过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应当引起注意的是,该《解释》的一项内容规定,交通肇事只造成财产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只有行为人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才构成交通肇事罪。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从实质上改变了《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罪客观要件内容的规定;违反了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不得相互转换的法律原理;并且与《刑法》第4条所规定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冲突,应当修改。

近年我国涉黑犯罪组织资产处置实务考察——以C市为样本

黑社会性质组织愈来愈企业化,大多以各种非法手段聚敛了巨额资产,不少黑社会性质组织还掌控有公司。因而,恰当处置涉黑资产已成为当今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文章取样C市近年对涉黑犯罪案件资产处置实务,展示其处置情况,总结其中得失,剖析其所失之因,期望能为完善立法与公正处置涉黑犯罪案件资产提供借鉴。

运毒行为的刑法适用

对运输行为按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内容来定罪,既解决了运输毒品罪与走私毒品罪、贩卖毒品罪的区别,又解决了非法持有毒品罪与运输毒品罪的区别问题。按行为人犯罪意图的实现程度来认定犯罪的结束形态,可以解决运输毒品行为的犯罪预备、未遂与既遂问题。

恐怖活动犯罪的多元解构规制

我国《反恐怖主义法》对恐怖主义概念的界定与《刑法》对恐怖活动犯罪设置的区位,决定了恐怖活动犯罪虽是基于特殊目的的犯罪,但不限于以政治目的为要件。根据我国恐怖活动犯罪产生原因、呈现态势、危害后果的差异,将其多元解构为民族极端型、邪教极端型、政策歧见型恐怖活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类型的不同又决定了规制措施也应当有所区别。相比于传统单一化的惩治理念,分类治之的解构思维更能长期、有效地打击恐怖活动犯罪。

关于"执行难”的一种解读--原因与对策探讨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生效民事法律文书--包括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判执行困难,甚至执行不了,使其实质上成了一纸空文,形成了"执行难”现象.这已经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司法的权威性,进而损害了民众对司法机关、对政府的基本信赖,破坏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因而,解决"执行难”问题,已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迫在眉睫的问题.有关部门几经努力,虽有所收效,但离民众期望之距离尚远,更无彻底改观之迹象.本文试对"执行难”的原因与解决对策略陈管见,希冀有助于改观"执行难”现象.

自由之否证与拘束之提倡:法官裁量权辨正

日常生活中的裁量并不自由,其针对的是自由限度之外的事项,要求具备辨别能力的行为人以周知的一般规则进行衡量和判断。法官裁量权是法官的一种审判权力,权力扩张的本性决定其必须受到限制。拘束是法官裁量权的应有品格,独立是法官裁量权行使的前提。法官必须以自己的良知去感知正义的内容,并以此为指引去认定案件事实,理解和适用法律,且必须公开判决的具体理由,以保证法官裁量权的正当行使。

我国异种有期自由刑并罚规则探讨

《刑法修正案(九)》关于异种有期自由刑并罚规则的规定存在逻辑混乱、缺乏法律依据、不利于预防犯罪、有违罪刑均衡原则的不合理之处。对此理论界的解决方法有吸收说、折算说、分别执行说、折衷说,权衡利弊。分别执行说因其弊端较小、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且与刑罚执行变更制度相契合,较为可取。刑罚执行变更制度需提高假释适用率、严格使用减刑、加强执行管控,方能与分别执行说相辅相成,发挥两者最大作用。

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对策

近年来,个别巨额逃税案的处理结果引发社会民众普遍不满,反映出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的适用陷入了困境。一方面,逃税罪“除罪”的法理依据有待商榷;另一方面,适用初犯免责条款所展现的社会效果值得考量。基于此,建议将“重型初次”逃税行为入刑,注重衡量行为人在实施逃税行为中能够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情节,使法官能够依据全案事实决定是否可以对行为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期案件的处理结果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新中国六十年知识产权刑法立法发展与评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六十年里,知识产权刑法立法历经了前期近三十年的缓慢初创阶段、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阶段与形成体系阶段,最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整个知识产权刑法立法历程始终受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状况与发展需求的制约,也反应与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科技与文化的发展;但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科技与文化的快速发展,现行的知识产权刑法规范也出现了与相关知识产权法不协调等不足与缺陷,亟待完善。

限制加重原则之反思与并科原则之提倡

限制加重原则因存在违背刑法基本原则、缺乏科学适用标准、不利于刑罚目的实现等固有缺陷而受到理论界的广泛质疑。虽然经过两次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其进行“打补丁”式的修正,但是仍没有消除其在“总和刑”和“最高刑”限制上存在的逻辑悖论,甚至带来刑期适用不均衡、部分犯罪被虚化、“犯罪有奖”等问题。基于并科原则在体现量刑公平正义、实现刑罚目的和发挥刑罚功能等方面的合理性,应当在立法上以并科原则取代限制加重原则,以便从根本上解决数罪并罚制度的并罚原则问题。至于并科原则可能带来“刑期过长”等问题,可通过刑罚执行中减刑、假释等制度的适用及其规则的调整予以消解。

论共同犯罪案件的分案

为了防止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侵犯,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对案件的合并与分案审理进行了详尽的规定,我国相关立法中却未明确规定。通过对共同犯罪的界定、实务中共同犯罪案件的分案情况、依据以及分案对辩护影响的研究,笔者认为应当摒弃"一案化为常态、分案处理为例外"的观点,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共同犯罪案件一案或者分案处理的标准,适当保留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制定统一的规范,防止司法实践中随意、混乱的不当分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