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文本与历史记忆:明清时期洱海地区白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历史变迁

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族群研究理论已揭示出族群身份认同在族群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在今天云南白族的形成过程中,其所具有的稳定自我认同的族群历史过程,并非止步于南诏与大理国时期,而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变化。13世纪以降,随着国家力量的深入,洱海地区的白族知识精英对祖源的追溯,经历了从认祖于九隆到追祖于南京应天府的转变。与此同时,遵循着白人上层最初的九隆祖源,在白族准精英引领下的民间社会,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白"的认同。自清末民初起,白人认同内部的这一张力由于其上层集体身份意识向"白人"认同的回归而趋于消解。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之前,白族已经成为具有稳定自我认同的自觉的族群。

“汉”、“土”之分:明代云南的卫所土军——以大理诸卫为中心

一、问题的提出明朝平定天下以后,在其统治范围内实行卫所制度,"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①并将其统治的一部分人划为世籍军户,驻屯全国各地,实行屯田,成为一代定制。王毓铨、顾诚、于志嘉等学者的相关研究,②使我们对明代的军屯、军户及其赋役等制度史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明清云南土司地区赋役征收及少数民族编户问题探析

有关明清云南土司的编户赋役问题,学界关注较少。如运用历史政治地理及社会经济史的视角,对明清时期云南土司地区的赋役征收及少数民族编户问题进行考察,即可发现,元明两朝均已对云南土官、土司征收赋役,并已完成对部分少数民族的编户。明朝初年,中央王朝曾在云南各地土司编里甲造黄册,以征收赋役。明代云南各属土司中既有编户、编丁并承担赋税的“内地土司”,也有既不编丁,也不编户,甚至不承担赋役的“边外土司”。少数民族地区编户赋役的实施,是明清王朝国家治理直接深入西南边疆地区的重要标志。

清代南澳厅考

南澳岛地处闽粤两省交界的海域之中,乃海疆要区。稽查清代典籍,发现即使是官方纂修颁布的《会典》、《一统志》以及《清国史》等,对清代南澳岛的行政设置的记载莫衷一是,直接导致了清代以来广东、福建两省地方志以及相关学者研究中对清代南澳厅政区设置的认知上的诸多歧误。本文以清雍正朝内阁档案为主,结合实录、政书以及方志的相关记载进行分析、考辨,试对清代南澳岛的行政设置有一个清晰、准确的界定。

明末清初金沙江中游川滇土司争界案

明清西南地区政区边界管理呈现州县、绿营与土司多方势力交织互嵌的复杂样态。处于邻界地带的土司及土民,对边界的认知并非随着王朝政区边界划定而及时改变。从明至清,川滇金沙江中游段省界经历了从王朝划定的“犬牙交错”到“被忽视的省界”,再到相对清晰的“此疆彼界”的过程。随着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控力度逐步加强,边界管理以及省界意识也随之加强。

16—20世纪滇池流域的乡村聚落与人地关系——以柴河三角洲为例

本文选取滇池南缘的柴河三角洲为研究对象,试图在小尺度范围内复原明清以来柴河三角洲乡村聚落的发展、分布,并进一步揭示明清以降在人类活动加剧的背景下滇池流域的人地互动。研究发现,从明代中后期至清代,柴河三角洲在滇池水利开发、三角洲营田技术的运用以及南岸入滇河流自然沉积的共同作用下得以迅速沉积,最终形成于18世纪。聚落随着三角洲的沉积不断向滇池岸边拓展。受到土地开发过程和土壤肥力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聚落分布的密度则从三角洲上部到底端逐渐递减。

元明时期云南“蛮夷语”地名考释

文章从历史地名学和语言学的角度,试图结合古汉语、白语和彝语等语言的对勘,对《元混一方舆胜览》、《元史·地理志》以及景泰《云南通志》所载的"蛮夷语"地名的通名和专名分别进行史源和语源考辨。认为,元明地理资料中所见的"蛮夷语"地名应当是与当时的官方标准地名相对应的当地"蛮"、"夷"语言中的地名词汇系统的记录,这些地名多能在现代彝语中找到对应的词汇。

民国元年云南军政府南防调查考论

民国元年,云南军政府在蔡锷的领导下,由参谋部派员实施了对南防的调查,并留下了珍贵的原始资料——《云南南防调查报告》。报告核心内容是对民国元年南防军队布防、建制、装备的调查。此外还涉及气候、交通、通讯、经济等基层社会调查。这次调查对稳定云南具有重要作用,推动了边疆军事近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