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监察案例指导制度研究

职务犯罪监察指导案例制度对于规范职务犯罪调查权的自由裁量、弥补监察法规释法不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制度也是搭建“监察—司法”有效衔接的桥梁。当前行贿犯罪典型案例的适用罪名、指导内容和效力地位仅限于指引行贿犯罪的调查实践,尚不足为所有职务犯罪案件调查权的规范运行提供示范。监察机关对指导性案例的创制权应当具有垄断性,并在罪名认定等方面建立与最高司法机关联合发布案例的会商机制。基于职务犯罪调查权的权力特征,需要进一步区分指导性案例的不同类型及其效力。同时,从技术层面明确类案判断和参照适用的方式,推进调查阶段监察人员援引指导案例展开释法说理。

认罪认罚案件的风险反制与证据开示

证据信息流动受阻的控辩协商就像是在黑暗中进行的交易,指控依据的透明度不足致使被追诉人的认罪决定缺失客观的衡量基准,等同于被“蒙上双眼”的认罪认罚。在职权主义框架内嵌入协商性司法的语境之下,证据开示作为提升被追诉人程序参与和决策能力的技术性规则,其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异化风险的反制效果是从结构风险、辅助风险、错案风险三个阶层的递进式展开。检视先后两阶段自上而下的改革效果不彰的致因可以发现,建构模式的目的偏差和程序规则的付之阙如极大地压缩了证据开示的运行空间。在亟待确立认罪认罚具结前证据交换程序的我国,有必要汲取域外成熟的理论模型,镜鉴极端案例的防范经验,一方面确立全面开示原则和双向开示原则,另一方面构建内嵌于审查起诉环节的程序运行机制。

公安执法规范化视阈下侦查讯问权利告知程序的思考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为新形势下健全公安执法体制机制明确了改革要点和基本方向。全面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核心是刑事执法规范化,完善执法制度机制,为公安机关提供健全、完备的执法指引。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为实现控辩平等对抗,应确保犯罪嫌疑人对诉讼权利的知悉权。权利告知程序是公安机关采取讯问等侦查措施的前置程序,笔者特择取其为研究对象,对域外侦查讯问中权利告知规则进行考察,尝试从明确权利告知的具体内容和完善监督执法等方面提出推行公安刑事执法规范化改革的对策。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视角下我国刑事辩护全覆盖问题研究

在刑事司法制度中全面推行审判阶段刑事律师辩护全覆盖对于保障被告人获得真实、全面和有效的辩护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立足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基本要求,分析我国刑事辩护全覆盖的立法现状及其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如何在保障有效辩护的同时,实现刑事辩护覆盖的改革目标。

审判中心视角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救济程序的建构

为完善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相协调的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和境外追逃追赃机制,新《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一编中增加了缺席审判程序。基于“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缺席审判作为例外的审判方式,克减了被告人出庭受审权、辩护权等诉讼权利,难以满足诉讼制度改革“庭审实质化”的核心要求。设置完备的救济程序是形式缺席审判制度的有益补充。鉴于此,应当以审判中心为考察视角,以国内外反腐形势和立法规定为分析样本,建构我国缺席审判制度救济程序。

监察案件言词证据的转化路径与程序衔接

《监察法》第33条是监察证据制度的基础性条款,为对接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制度安排。在同一监察案件中,监察机关同步初查违纪、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言词证据取证规则的原则化规范,加之调查程序边界的模糊性致使言词证据的转化机制和严格审查陷入实践困境。尽管《监察法》第33条赋予了言词证据进入诉讼程序的独立资格,但在实践中,监察案件言词证据的取证规则和审查规则既要尊重监察调查一体化思维,也应合理设置证据转化和程序衔接机制,切实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同时,为避免出现“监察中心主义”和防范复潮“口供中心主义”,基于法权平衡原理,应破除严格排除非法证据动因缺失的难题,适用口供补强规则提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质量。

区块链时代的刑事证据规则与技术自证限度

区块链借助去中心化、匿名性、不易篡改的技术优势,已然从证据生成和数据存储双重维度介入证据化应用,智能合约刑事风险的客观化也使更多的区块链电子证据进入刑事证据分布范围。尽管理论界对区块链嵌入电子数据的研究趋于自觉和深入,但仅止步于区块链存证的可信度论证,尚未明确界分区块链电子证据和区块链存证。在新兴技术赋能现代司法语境之下,高度依赖技术客观治理模式时,也应警惕技术自治主义的局限性。在证据审查要求和证明标准更为严格的刑事诉讼领域,应当确立分类分级的区块链证据审查规则,统一区块链司法信任基准,并革新公检法三机关的数据协同和信息共享方式,设置公检法司法联盟链避免程序流转减损电子数据真实性。

重复供述排除规则的规范解构与优化路径——以认知—行为模型为切入

作为典型的程序性制裁措施,重复供述排除规则承载着震慑违法取证和人权司法保障的共向价值。在言词证据形成阶段,非法取证与重复供述之间间隔的时间距离,使得研判继续效力产生、稀释和中断的过程愈加复杂。依托审讯和供述心理学的认知—行为模型解构证据规则可以发现,应急源的局限范围和介入因素地僵化套用,极大地压缩了证据规则的司法适用空间,亦减损程序制裁的实际震慑效果。在亟待厘清重复供述审查模式的我国,有必要汲取大证据学学理体系所倡导的整合多学科认知原理和复合经验,一方面构建以综合研判应激源和介入因素的实质审查模式,另一方面规范证据合法性审查程序,并借助指导案例制度提升法官释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