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价《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长篇文学名著之一,问世六百余年以来,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一部通俗的历史和军事的教科书。建国后,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学术界对此书曾经展开过热烈的争论。可是,在这之后的一、二十年间,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讨论却一直中断下来。粉碎“四人帮”以后,学术界重新广泛开展了对《红楼梦》、《水浒传》等我国其他古典长篇文学名著的研究和讨论,而唯独对《三国演义》的研究与讨论迟迟未能充分展开。为此,本刊特将刘知渐等同志的三篇文章,连同本刊整理的《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情况综述》发表于此,以后还将陆续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以期引起学术界重新开展对这部古典长篇文学名著的研究和讨论。

胡祗遹诗文中的元初戏曲史料

胡祗遹是武安(今河北武安县)人,生于金亡前八年,卒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六十七岁。从事“伊洛之学”,喜爱新兴的诸宫调和杂剧。钟嗣成《录鬼薄》把他列入“有乐章传于世”的“前辈名公才人”中,但文学史家对他很少论及。原因是封建文人轻视民间文学,从而轻视关心戏曲的作者,以致他的遗著不为人所注意。如清朝乾隆年间编篡《四库全书》时,撰写《四库全书提要》的“馆臣”们,在胡祗遹《紫山大全集》的“提要”中批评胡祗遹不该写那些有关戏曲的文章。他们说:“以阐明道学之人,(?)媟狎(?)之语,其为白璧之瑕,有不止萧统之讥陶潛者。”因之,《紫山大全集》不受重视,很少流传。其实,胡祗遹不轻视戏曲演员,正是他的进步之处。从《永乐大典》辑録出来的《紫山大全集》中,所保留有关元初戏曲的诗文,是元代戏曲的最早史料,十分可贵。

《水浒》的书名及其所谓“真义”——罗尔纲同志《水浒真义考》质疑

罗尔纲同志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水浒真义考》,内容是说《水浒》这个书名,取义于《诗经》的“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原诗是称赞周朝的祖先太王东迁岐下,奠立基业,《水浒》以此为名,其“真义”就是要打倒宋朝,自己来做皇帝云云。

韩愈、柳宗元的评价问题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人们对韩愈、柳宗元的评价,常常不符实际。有些人扬韩抑柳,也有些人扬柳抑韩,而且抑扬得离题甚远,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那时的评论家,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就只能从个人的好恶和偏见来评论韩、柳。我们对于这些评论不必苛求,但也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建国以来,人们对韩、柳的研究和评论不算太多,而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

曹君直、朱彊村批校本《乐府雅词》读后记

1982年春节,我们利用假期在枇杷山重庆市图书馆善本书室读了曹元忠(君直)、朱孝臧(疆村)批校的《乐府雅词》,总共花了三个半天的时间,对题记和校订情况,分别作了摘录。 《乐府雅词》为南宋人曾慥(伯端)所选编,他在宋高宗绍兴十六年丙寅(1164)为此书作过一篇小引。他说:

建安文学编年史

前言 中国史籍中的编年史极丰富,从公元前四世纪以来,出现过《春秋左氏传》、《汉纪》、《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明实录》、《国榷》、《明通鉴》、《续通鉴》、《东华录》、《清实录》之类或繁或简的编年史,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可惜文学方面的编年史,至今尚付阙如。使得文学通史或文学断代史的教学与研究,缺少坚实的历史依据。

韩柳文艺思想比较

韩愈、柳宗元都是中唐时期的大文学家,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基本一致。虽然所属集团不同,但他们都拥护唐王朝的封建统治,都赞成扩大庶族地主阶级权利,都主张改良封建统治秩序。由于扬柳抑韩的倾向曾经盛极一时,有人说韩愈“无意中变成了大地主集团的代言人,而柳宗元呢,还保存着中间阶层改良主义的思想”云云。这个论断是不符事实的。从这个角度来对韩愈、柳宗元的文艺思想进行抑扬,也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 “比较出真理”,这句话很有用处,对韩愈。

韩愈、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异同

由于学术讲究领域长期存在“抑韩扬柳”倾向,有些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把韩愈、柳宗元作为唐代政治上的保守与进步两大势力的代表,再从而把韩愈、柳宗元作为唐代哲学思想上的唯心与唯物两种倾向的代表,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最好的办法。

中国戏剧晚熟的根本原因——读《古艺拾粹》书后

正在审读鲜述文女士的《元曲概论》初稿时,适接到隗芾教授的《古艺拾粹》一书,读了其中的《中国戏曲形成较晚的原因》一文,认为戏剧的发达与社会商品经济有密切联系,“一语破的”地指出中国戏剧晚熟的主要原因在于“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反过来说,希腊戏剧之所以成熟比中国早一千多年,是由于他们的商品经济发达较早,奴隶主和自由民都要看戏,所以戏剧早成熟。鲜述文也认为中国戏剧到宋金元时代才成熟,

元曲家刘时中研究中的问题

元曲家刘时中的研究,过去不多。近年有些人开始研究,但问题仍然不少。兹就管见,略陈一二于读者。 一、元代有几个刘时中? 七十年前,王国维在《录鬼簿校注》“刘时中待制”条下写了一条注文说: 按杨朝英《阳春白雪》:“刘时中号逋斋”;又云“古洪刘时中”,则南昌人也。 元又有二刘时中,一见《世祖本纪》,一见《遂昌杂录》,均非此人。照王氏此说,元代有三个刘时中,但没有说清,而且还有错误的论断。

关于元稹、薛涛的关系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六年二期发表了陈坦同志对邓剑鸣、李华飞《薛涛与元稹关系问题及其他》一文的《辨误》,是有道理的,但邓、李二同志不过是受了彭芸荪和张篷舟二先生的影响,才造成这一失误。为弄清这一问题,我曾作过一些探索,不妨写出来向读者就教。薛涛是女诗人,不幸堕为歌伎(失去良民身份的艺人),交游广泛,因而声名远播,传说既多而讹误亦多,唐、宋、元、明、清的笔记,往往采自一些讹误的传说,以讹传讹。而近世考证家多按自己的主观进行判断,如彭芸荪《薛涛小传考释》说:

从宋江的历史说到《水浒》对宋江历史的夸张

在有关宋江的讨论中,曾经有人说历史上的宋江没有接受招安,没有打过方腊,同《水浒》人物宋江不一样。并说历史资料上有关宋江接受招安、从征方腊的记载,都是南宋初年评话艺人“捏造”出来,才被史学家写进历史,不足凭信云云。

元好问《续小娘歌》写作时间考

元好问的《续小娘歌》十首,是一篇纪录南宋地区青年男女被送往蒙古掉换牛羊成为奴隶的组诗,具有“诗史”的价值。但历来对于这篇组诗的写作年代,都没弄清楚。清人凌廷堪的《元遗山年谱》,系此诗于癸巳(1233),施国祁的《元遗山年谱》,则系此诗于次年甲午(1234),翁方纲的《元遗山年谱》对此诗不曾系年,闻缪钺先生在三十年代发表过《元遗山年谱汇编》,至今未能觅得,不知对此诗系年如何处理?

编写《元代大文学史》的指导思想

五十年代以来,我就想独立编写一部中型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不允许这样做。过了“十年动乱”时期,资料散失,年届七旬,也不可能写全部中国文学史了,仅仅编过一本《建安文学编年史》来作为文学史新形式的探索。另外还想编一部断代的文学史,作为中国文学通史的一个片段来进行探索。经过一些朋友的鼓励,决定编写一百万字的五卷本《元代大文学史》。从一九八二年起,已经开始搜集资料的工作,因为只有一位业余的私人助手,进度很慢。直到一九八四年。

《天宝文学编年史》序

我曾在拙著《建安文学编年史》的序文中,谈到文学编年史有助于文学史的“更新”,有助于总结文学发展规律。我曾希望有兴趣的文学史工作者,都来写几段文学编年史。由于这个工作比较吃力,响应的人不多。现在看到熊笃同志的《天宝文学编年史》初稿,十分高兴,特写下自己的一点感想,作为此书的序文。

建安文学编年史(续)

建安十一年丙戌(二○六) 1.曹操征高干,途中经过太行山的羊肠坂,写了一篇五言诗,题为《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嵬嵬.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 悲.熊羆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太息,远行多所 怀。我心何郁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 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 哀。(《文选》卷二七)五言诗产生于东汉中期,到东汉末年已有所发展。曹操这首五言抒情诗。

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

一九五九年一至五月,郭沫若同志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第二篇是《替曹操翻案》,第三篇是《中国农民起义的发展过程》三篇文章都是因为作者在话剧《蔡文姬》里面把曹操作为正面人物来处理,改变了《三国志演义》和传统戏曲里的曹操形象,所以写点历史论文来替曹操“翻案”,同时也替话剧《蔡文姬》作点宣传。 这三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笔者当时也参加争鸣,写过《罗贯中为什么反对曹操》一文,不同意郭沫若同志对《三国志演义》中曹操艺术形象的否定,但对于历中人物的曹操也未深入研究。后来,因为写《曹操评传》,研究了东汉末年的历史。

李贺评价问题

李贺(七九○——八一六),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县境)人,是唐朝王室的后裔,常自称“宗孙”或“诸王孙”。但他父亲李晋肃,只做过“边上从事”一类小官,家境不很丰裕,成为没落贵族。又因父名晋肃,“晋”字和“进”字同音,为了回避父讳,也不能考进士,失去一举成名的机会。后来大约还是通过荫子制度,敝了“从九品上阶”的小宫——奉礼郎。他郁郁不得志,二十多岁就离开了人间。留下诗作二百多首,受到当时和后世的称赞。

如何理解杜甫的“诗律”

杜甫在夔州时,写了一首题为《遗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的七律。全诗是:江浦雷声暄昨夜,春城雨色动微寒。黄并坐交愁湿,白鹭群飞太剧干。晚节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唯君最爱清狂客,百遍相过意未阑。对于“诗律”和“诗律细”的理解,历来就不一致。

论杜甫成为“诗圣”的内因和外因

当前学术界正在讨论唐诗繁荣的原因,如果对于代表唐诗最高成就的杜甫作些研究,找出杜甫成为“诗圣”的内因和外因,解剖一个麻雀,再由此而进一步探索唐诗繁荣的原因,或者会有点眉目吧. “诗圣”一词,不过是说杜甫诗歌达到了最高成就的意思。就好比唐朝人把张旭叫做“草圣”、把李思训叫做“画圣”一样,只是因为他们的草书和绘画分别达到了最高成就,因而分别称之为“草圣”和“画圣”;这与儒家所谓“圣人”毫不相干。郭沫若同志为成都杜甫草堂所书楹联,不是也有过“诗中圣哲”字样吗?十年浩劫期中,扬李抑杜的声浪,一时高涨,郭沫若同志未能免俗,写过《李白与杜甫》一书,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杜甫作了一些过分的歪曲,学术界已有辨正,这儿不再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