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结构、区块链技术与农村金融创新

农村金融创新可以遵循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两条不同的路径进行,从技术进步的视角来研究农村金融缔约的信息结构演变,为农村金融体系的诱致性创新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通过构建“金融机构-农户”的演化博弈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出区块链技术引入前后农户和金融机构的演化稳定策略,然后运用matlab进行仿真实验,对影响博弈双方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进行验证。研究表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非对称加密、智能合约、共识机制等技术特性,不但能够提高农地经营权抵押效率,而且能够改善信贷合约缔结的信息结构,降低金融机构的贷款成本,增强农户违约受损的防御程度和诚信度,从而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满足农村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

信息共享、风险分担与农村银保互动机制

通过保险分散农村信贷所蕴含的风险是农村信贷风险分担的重要途径,也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趋势。农村银保间信息共享可以有效防止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农村银保间风险分担可以通过利益捆绑和激励相容解决道德风险。通过研究张家界市的"信贷+保险"缔约过程与履约条件发现,银保合约创新分担了信贷机构的信贷风险,改善了缔约中的信息结构,降低了保险机构的运行成本,提高了农村金融体系的效率。

农村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增长与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内在的联系。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农民工"通过"干中学"积累了知识,并在流动中使之产生了溢出效应,同时农民在社区中积累的社会资本在流动过程中依托特有的流动方式得以延伸,降低了农民获取工作的信息成本与在城市生存的交易费用。"农民工"的非正规学习及其知识普及所导致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成为中国近3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源泉。

农户的融资需求、约束条件与农村金融发展——基于湖南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实证研究

农户在生产与生活中的资金缺口构成了农户的融资需要,但形成金融需求则还受其他条件的约束。通过分解农户的支出结构,发现随着农户的市场交易范围扩大,农户的消费性需求在日趋增长,特别是住房、医疗与教育投资成为拉动农户消费性金融需求的强大动力;生产性金融需求则主要受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户的家庭类型、产业结构、劳动力流动以及赊销等因素的影响。提高农户的生活水平,改善农户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公共产品投资,将进一步改变农户资金融入过程中的约束条件,促进农村金融发展。

精准扶贫、信息共享与贫困农户金融服务创新——以张家界金融产业扶贫为例

精准扶贫的特点在于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信息共享,并以此降低金融机构向贫困农户获取信用的搜寻成本,为贫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创新奠定了新的基础。精准扶贫将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识别出来,集合为贫困户数据库,在此基础上与农村的社区信用结合形成了基于精准扶贫的信息共享机制,从而扩大了农户的信用范围,提高了贫困农户的金融缔约能力,降低了贫困农户企业家行为的成本,为提高贫困农户的自生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逆向淘汰、财政补贴与农业的低效率发展——基于湘北农村的调查研究

农村社会劳动力转移的逆向淘汰趋势将使我国的农业逐渐失去自生能力,而不具备自生能力的农业经济组织是不能依靠财政补贴提高经济效率的。如果在劳动力逆向淘汰使农业生产失去活力的条件下,政府提高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势必导致我国的农业发展陷入低效率均衡的陷阱。

公共领域、农地产权与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分享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运用产权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产权博弈的方法来研究我国农地产权合约,得出我国的"土地发展权"是农民、村集体与政府三方长期博弈的均衡解的结论,并进而论证"农地发展权分享"合约将是我国在既有约束条件下利益各方基于理性选择的结果,从而为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实施"农地发展权分享"的政策性建议作出经济学解释。

信息生产能力与农业保险对农村金融市场信贷配给的影响——基于湖南岳阳市农村金融市场的实证研究

利用修正的S-W模型论证贷款人的信息生产能力与其风险及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并在模型中引入农业保险,分别考察农业保险对农村信贷利率、风险及贷款人收益的影响;同时通过对岳阳市辖内六县市的调查案例和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农业保险降低了农村信贷配给,降低了信贷机构风险并增加了信贷机构收益,农业保险对农村信贷规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农户的逆向淘汰、需求型金融抑制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

农户在城市化过程中的逆向淘汰趋势,将使农村的微观经济组织逐步失去活力,农户投资效率低下,农民对于借入的资金预期收益几乎为零,从而失去向正规金融融资的积极性。因此,发展农村金融的关键是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赋予农民金融产权,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使农村社会内生出专业化分工体系与金融体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农户的经营预期,从而增加农村经济组织对于资金的需求,逐步解除我国农村社会的需求型金融抑制,发展我国农村金融。

知识溢出、风险分担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基于农民工“群团流动”的经济解释

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我国30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在原有的制度与知识等约束条件下,中国农民的非农转移采用了"群团流动"的形式。农民工流动过程中以血缘、地缘或者业缘为基础,采取"群团"的方式结伴外出,既节约了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的信息成本,又分担了他们转移过程中的风险,而且增加了知识的溢出与扩散几率,是中国农民在既有约束条件下的组织创新。

金融风险、剩余博弈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监管

日益膨胀的金融风险泡沫危及我国的实体经济体系,主动刺破泡沫、释放风险还是完善机制、分散风险成为我国生死攸关的金融决策。文章论证我国金融体系形成的内在逻辑及其监管的利益博弈,提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监管实质在于获取最大的金融剩余,从而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认为构建一个有效的分层次监管体系的目的是提高融资效率与风险分散效率,并就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分级监管制度提出设计方案。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经济组织自生能力研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是发展现代农业,因此,我国必须深化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大基础设施与其它公共产品的投资力度,改善农业的生产与农村的市场交易条件,促进农村经济的社会化分工与生产专业化,增加农民的收入,促使高素质的农民留在农村,增强农业经济组织的自生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

转型期农村信贷担保机制创新研究——以福建大田县红星村为例

农村有效抵押担保的缺乏及资金外流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导致我国农村金融呈现出机构"难贷款"、农民"贷款难"的双重矛盾,农村信贷担保短缺成为农村金融市场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本文以三明市大田县红星村贷款担保基金协会为例,用声誉机制模型描述了协会的可持续性,以学习曲线来论证乡村企业家能力形成的内在机理,分析了红星村模式中熟人社会信用与商业信用的联结机制,并以此论证农村金融创新的内生逻辑。

农户健康风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创新--以湖南望城官埠口村为例

农民看不起病固然与其财富积累有关,但更为关键的是传统的风险分担机制与信用机制不能适应现代医疗服务的要求,从而导致农户的健康商品购买能力下降。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我国农村现有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但是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救助能力不但与政府的投资力度有关,同时还受农民组织程度与医疗系统的影响,因此,必须构建"政府—市场—社区"三者有机结合的农村健康风险分担机制,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效率。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国外理论与方法

古典经济学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视为农业分工的细化与专业化的程度深化,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转变发展方式的研究;但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对均衡分析的偏好,对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这种动态的经济现象提供不了科学的分析框架。发展经济学研究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的地位与二元结构收敛的条件,并对技术进步与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等问题均有研究,但对农业发展方式的内在逻辑与机理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分析体系。在现有文献中,奥地利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将经济发展视为一个过程,对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较合理的解释框架,尽管国外鲜有利用这两者分析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文献,却为构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与企业家成长

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实质是企业经理人员在激励和约束不对称的条件下,企业家的行为扭曲。他们将自己的创新能力从市场的开拓和产品的开发等创新活动中转移到寻找制度的漏洞,利用制度的不完全性和改革的不彻底性,侵占国有资产。因此,国企改制的目的,就是要矫正企业家行为,为企业家的成长设计出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其中财产抵押制、年薪制和股票期权制在整合国有资产与企业家利益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农资赊销中的金融合约:社区信用与捆绑销售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农资赊销是一种普遍的农村社区信用形式,是中国转型期产生的一种特别的金融合约,在其所出售的农资价格中不但包括了经销商与农户基于赊欠金额的利率,而且捆绑了服务、咨询以及开拓市场等一系列相关费用。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农资经销商使其营销网络延伸到农村社区,其行为构成了社区活动的组成部分,并能低成本地运用社区信用资源,从而使农户获得了一条高效率的生产性资金来源。因此,通过金融创新,开发服务于农资经销商的金融产品,可以构建一个以社区信用为基础的农资赊销网络,为农户提供一个低成本的农业生产资料融资渠道。

社区信用、债权博弈与内生性金融创新——湖南农村乡村债务化解案例

"债权界定产权"是中国农户基于社区信用而内生出来的一种制度规则,并逐步演变为化解乡村债务的主要手段。论文通过构建一个基于社区信用的产权博弈模型,认为累积在社区信用中的特定社会的制度性知识传统能够降低"产权博弈"的成本,使之成为农村社区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基于社区信用的"债权界定产权"的产权博弈,是社区信用整合社区信息的一种方式,降低了农村社区中缔结金融合约的成本,从而为农村的内生性金融提供了发展逻辑。

经济金融化的效率边界分析——兼论金融资源“脱实向虚”的原因

经济发展过程的金融化是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理性选择的结果,但实体经济的金融化趋势存在一个效率边界。文章以修正的费雪方程式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货币市场三部门模型,用投资收益风险比来衡量经济金融化的效率边界,认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收益风险比的差异比较是金融资源"脱实向虚"现象的原因。在利润最大化的约束条件下,企业将资产金融化是一种理性选择,利用金融工具进行资本化运作,在短时间内扩大资本以达到银行贷款要求,符合企业家行为的经济理性;此外,因为企业行为的外部约束,我国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且现今投资环境不佳。

县域城乡一体化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嘉禾县为例

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理论和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初步构建了4个方面21个指标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两步主成分分析方法测算出2003-2012年嘉禾县在城乡空间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生态环境一体化等4个方面的相对得分,并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了嘉禾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相对得分,具体分析了4个方面的趋势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嘉禾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嘉禾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