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争端预防与解决的非裁决性国家间机制:联合解释、筛选机制和联络点

过去30年的国际投资法历史见证了投资争端解决的最佳方式——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出现,以及投资者在这一机制中的作用不断扩大。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投资者(通常是私人实体)对东道国提起国际仲裁的体系。在该体系下,国家只能作为被告。尽管投资者具有主导作用,但一些双边(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机制确实存在。其中,国家—国家争端解决及约束性解释已经使用多年。新近出现了其他机制,如国家联络点或监察员。随着投资法进入新纪元,需要其核心——现行ISDS运行机制进行反思,一些国际投资法改革的努力侧重增强国家在投资争端解决中的地位,并增加这些机制的受欢迎度。本文探究了三个"柔性"非裁决性的预防或解决投资争端方式,这些方式原属于国家—国家争端解决程序范畴,近年来得到一定适用:联合解释声明(包括依据一般国际法作出的嗣后协议或惯例,以及通过外交照会和定期条约内容审查作出的澄清);筛选机制;以及联络点或监察员。

消逝的选择合同相对人的自由

休·柯林斯(Hugh Collins),现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教授,在合同法、商法领域有很深造诣,是《欧洲合同法评论》的创始人之一。柯林斯早年求学于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曾任牛津大学布拉斯诺斯学院讲师和研究员,代表作有《欧洲民法典:前进的方向》等。《消逝的选择合同相对人的自由》就选择合同相对人的自由这一话题展开了探讨,一方面,个人的自由权与自由市场得到了普遍承认,因此不受限制的选择权得到了保障;另一方面,对被拒绝的个人行使选择权的后果是破坏了市场中的公平机会,并导致了社会排斥。迫于该困局的压力,每个自由社会都在重新思考选择合同相对人自由的范围。作者通过对选择合同相对人的权利和相对人拒绝的权利二者之间的冲突,来理解私权领域的公共利益,并对选择合同相对人自由的最小范围进行了探究。当前中国确立了自治原则,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交往,赋予了民事主体选择合同相对人的自由,并对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民事主体的选择自由进行了限制,从而保障公共利益。而其他主体如果因种族、性别歧视等原因消极行使选择自由,则会违背公共利益却难以受到相应的规制。本文对于如何在纯私权领域界定选择自由的范围具有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