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时期的立法改革

本文对魏晋时期立法改革的成就和条件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一改革是中国古代法律进化的里程碑;而它取得的成就同当时立法方式的改进特别是法学理论的进步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古代地方法制的功能结构与发展

为了统治超大型国家的需要,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结构。地方法制的存在成为国家的必然选择。统一的法律与不同习俗之间的矛盾,是贯穿地方法制历史演变的重要线索。其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由粗疏而越来越严密,地区性特别法成为主要形式。地方法制的规范化程度越来越高,省例的形成便是这种规范化的结果。同时,官府与民间的互动在地方社会秩序形成与维系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强。

破解《皇明条法事类纂》之谜

《皇明条法事类纂》是明代法制重要文献。经对正编与附编对勘,发现正编中大部分"有目无文"的条目,其文字就在附编中。有新的证据表明该书确实是署名者戴金所编次。该书存在的若干谜团是清代后期有人为出手此书而故设迷局弄巧成拙的结果。该书对于了解明代法制演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宋代法意之殇

法意是古代法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宋代是法意这一概念特别受到重视的历史时期,它对于缓和司法过程中法律与人情的冲突,达到法律与人情的平衡,起了重要作用。在宋代,法意概念本来为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却没有被后人所把握,其湮没无闻的原因令人深思。

法制现代化研究与20世纪的法制变革

本文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研究的对象与方法进行了探讨 ,认为法制现代化研究应该着重研究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过程 ,特别是 2 0世纪的中国法制变革过程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以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再论中国古代民间规约——以工商业规约为中心

民间规约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自治规范,是古代法律秩序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法律秩序的生成过程中,民间自治规则始终是社会法律秩序的建构基础。民间规约和官方法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互动关系。要全面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民间规约,工商业行会规约的地位和作用绝对不容忽视。

古代法制的生成及其演进逻辑——以事制为中心

中国古代法制在其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事制与刑制并驾齐驱的两面:一方面是通过"议事以制"——"制事典"——"令以存事制",编成令典;一方面是历经"不为刑辟"——"正法罪"——"律以正罪名",编成律典。它们是中国古代法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人定规则的生成、成文法的出现、法典编制成功及"诸法合体"格局的突破,是中国古代法生成发展的三个关键节点。而从先秦的"制事典",到中古的"益事律"、"存事制","议事以制"的传统一脉相承,演绎了中国古代法源远流长的另一面。

中日宪政初始阶段比论

在近代宪政的初始阶段,中国和日本分别通过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制定宪法的任务。笔者认为,应该重新审视以往比较研究中关于在近代宪政道路上日本获得了成功而中国遭遇了失败的论断。事实是通过辛亥革命,中国的立宪事业摆脱了跟在日本后面亦步亦趋的状态,走上了新的道路,提升到了新的水平;日本的明治立宪虽然比较顺利,但是历史证明它并没有取得真正成功。

张汤的悲剧及其启示

张汤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酷吏。这是由于司马迁写《史记》，作《酷吏列传》把张汤做了主角。在酷吏的行列里，张汤其实不算是坏人。笔者不是作翻案文章。只是想提示人们注意历史人物复杂性的另一面。张汤的悲剧性结局似乎预示了中国法治的历史处境。读解张汤传，对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法制建设不无教益。

朱熹法律思想的价值重估

朱熹法律思想的核心是以天理与人性重构了正统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本文对其"灭人欲, 存天理"学说的意义进行了辨析,肯定了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关于朱熹的明刑弼教思想和义理决狱主张,笔 者仍坚持给予批判,同时认为朱熹对法律的现实主义观点今天有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的誓、盟与成文法的关系

本文讨论了中国古代的“誓”、“盟”在成文法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指出，誓是古代最早期的立法形式，但诉诸言辞而不诉诸文字；继乏而起的盟具有准法律的意义，并且采用了书面的形式。成文法正是在此基础上合乎规律的发展，而贯穿三者的则是“盟誓以相信”的示信于民的精神。

“乱政作刑”考释

《左传·昭公六年》记子产铸刑书,叔向写信批评他,内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这段话是研究古法史的一条重要材料,经常为人引述。然而,究竟何为“乱政”?“禹刑”、“汤刑”、“九刑’指何而言?所谓“乱政作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迄今尚无圆满的解释。

读《汉书·刑法志》札记两则

一西汉文帝改革刑制是法史上的一件大事。汉文帝十三年进行的刑制改革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以徒刑及其他刑罚代替肉刑,二是确定或曰重新确定徒刑的刑期。①《汉书·刑法志》关于后者的记述是如下一段文字: “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春,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这段文字颇不易解,以致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也对之持存疑态度,谓: “前段之文似是降等之法,今不能详矣。惟云完为城旦春,满三岁为鬼薪白粲,是完城旦春与鬼薪白粲同为三岁刑。……诸家说城旦春者并云四岁刑,《志》云完城旦春满三岁,其等次相符,独卫宏言作五岁,完四岁,与众说不同。……或云《志》文‘满三岁’当下属,言满三岁者为鬼薪白粲也,然下文又云‘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隶臣妾二岁刑也,与此段文法正同,‘满三岁’不得下属为解,或说亦未是,今姑阙疑。”

也谈传统文化与罚金刑

崔春华同志在《传统文化是否限制罚金刑》一文(《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中向石英同志提出商榷,他认为传统文化并没有限制罚金刑,同时还对如何评价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意见。笔者读后感到,该文的某些论点尚不能令人信服。特不揣冒昧,提出几点意见,向崔春华同志请教。一崔文在题为“传统文化并未限制罚金刑”的第二部分中征引了大量史料,意在说明罚金刑在历史上并没有受到限制。然而,这些按照王朝顺序排比的史料清楚地显示出。

文帝改制考释

汉文帝改革刑制,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主要内容是废除“刻人肌肤,残人肢体”的肉刑。这是汉文帝的一个历史功绩。遗憾的是,由于《汉书·刑法志》的记述过于简略,对于废除肉刑前后刑制变化的情况,人们颇有误解。《睡虎地云梦秦简》的出土,为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提供了材料。

封建官吏考核制度述论

封建王朝官吏考核制度,是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封建国家不仅需要设置大量的官吏,建立庞大的国家机器,而且为着这个国家机器能够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进行运转和发挥作用,还特别注意了对官吏实行考核。韩非子曰,治国之要,在于“因任而授官。

关于唐代官吏俸料钱一条史料的辨证

《晋阳学刊》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发表的阎守诚同志《唐代官吏的俸料钱》,文中援引《新唐书·食货志》关于唐会昌年间规定的俸料钱数额,与唐初的数额加以比较,从而得出了唐末一、二、三品官吏俸料钱增加了一百五十多倍的结论。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关于《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的唐会昌年间的官吏俸料数额可能有错误的问题,是已故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

秦简廷行事考辨

云梦秦简出土后,整理者将其中的廷行事解释为成例,即判例,这是不准确的。文献典籍中的有关记述表明,行事一词中找不到成例的义项,更没有当年判例的意义。整理者将廷行事释为成例的两个依据不能成立。根据对秦简相关原文的分析,廷行事其实就是官府行事,或称官府的实际做法。这种实际做法和法律规定不一致,则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结果。

论张斐的法律思想——兼及魏晋律学与玄学的关系

张斐是西晋初期的律学家,曾任明法掾,并为晋《泰始律》作注。《晋书·刑法志》所载其《注律表》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关于张斐的法律思想,法史界已有专文论述,并予以高度评价。笔者认为,对张斐提出的法学理论及其历史意义尚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他在研究方法上深受魏晋玄学的影响,为我们认识魏晋律学与玄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也值得我们注意。故撰此文予以讨论。

中国古代民间规约引论

通过对古代乡村民间规约演变过程的考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间规约的历史存在形态:唐代后期的社邑规约、宋明时期妁乡约、明末清初产生的民间慈善组织规约和清代晚期的乡规,以及四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民间规约既不同于私人契约,又不同于国家法律,是民间社会组织的自治规范。民间规约是国家法律的补充,它的产生,标志着公共领域不仅为国家所独占。由于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民间社团组织的发展和发挥作用的空间极为有限,但民间规约在组织协调人际关系、建立稳定和谐社会秩序方面仍然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