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配额交易政策下闭环供应链谎报决策与协调研究

本文以单制造商和单零售商组成的闭环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考虑碳配额交易政策下制造商回收努力难度和新产品单位碳排放量信息不对称,探讨不同权力结构下制造商的谎报行为及其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商主导供应链时,制造商不会谎报其私有信息;零售商主导供应链时,制造商会低报回收努力难度同时高报新产品单位碳排放量;制造商与零售商权力均等时,制造商仅高报新产品单位碳排放量。制造商的谎报行为始终会损害零售商及供应链总体利润。针对制造商的谎报行为,本文采用两部定价契约进行协调,并验证了该契约能有效激励制造商反馈真实信息,并使供应链绩效达到最优。

基于机器学习的高职生学习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学习绩效是衡量高职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以混合学习模式下的高职生为研究对象,基于“学习预备—学习过程—学习结果”的3P分析框架,收集学生个体特征、学习行为和阶段性学习结果数据,对比多种机器预测模型,结合聚类分析探究高职生学习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高职生学习绩效影响程度排序为学习行为特征>阶段性学习结果特征>学生个体特征,课外学习行为>课内学习行为,学习次数>学习时长,小阶段学习结果>大阶段学习结果;群体特征呈现优秀学生学习时间投入多但学习效率不理想,普通学生技能和素养不强的特征。基于此,从教学对象、教学资源、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四方面提出干预,以提高学习绩效。

文化自信视角下大运河文化在沧州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路径研究

大运河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是“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重要一环。当前沧州大运河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存在传播主体单一、传播内容匮乏、传播媒介利用不充分,传播效果不明显等问题。针对青少年群体的大运河文化传播应整合大运河文化教育资源,打造特色思政课程;拓宽大运河文化传播渠道,实现新媒体互动传播;依托大运河文化旅游资源,设计“IP+文旅”青少年研学活动,以此来推动大运河文化高质量传播,引导青少年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

四川省“十四五”期间农产品冷链物流碳排量预测

“十四五”期间农产品冷链物流需求增加与低碳化经济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通过构建农产品生命周期,引用数据测算四川省冷链碳排放量。针对不同农产品的产量数据,有选择地使用灰色预测模型和ARIMA模型进行预测,最终得到四川省“十四五”期间农产品冷链物流碳排放量约为5651.74万吨,并提出相应建议。

应用于动力电池热管理的重力型热管仿真研究

针对应用于车用动力电池热管理的重力型热管开展了建模与仿真研究,采用控制变量法分析了不同充液率、内壁面接触角和初始压力对热管启动性能与换热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充液率的增大,传热性能在提升,当充液率为85.7%时传热速率达到峰值。随着接触角的增大,传热性能在降低,当接触角为60o时传热速率达到峰值。随着初始压力的增大,传热性能在降低,当初始压力为3361 Pa时传热速率达到峰值。

体制·文化·过程:当下中国政治生态现状的三维审视

政治生态主要由体制要素、文化要素和过程要素三部分构成,三者共同构成了政治生态的三维空间。从体制的维度看,尽管我国政治体制整体上处于良性状态,但仍然不能避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惯性,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体制惰性,以及由于政治体制组织结构设置不合理、体制运行动力的行政命令化导致的体制张力。从文化的维度看,当下中国官场政治文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超前、滞后和断裂三个方面:即党政干部所拥有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超前的,但部分党政干部的伦理观念和实际工作作风则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意识形态的超前和行为方式的滞后共同导致党政干部群体在价值和实践上的断裂。从过程的维度看,我国政治过程生态的不足之处主要集中于:公权力在资本市场的逐利现象,政府部门和官员在逐利过程中的悖德行为,及其在处理各类社会政治问题中的强制方式。当然,政治生态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谓的优势与不足都只是相对的概念,只要本着公平、正义、科学、民主的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努力,政治生态就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就会由政治生态的失衡达至均衡、和谐。

党治社会:区域化党建过程中的内卷化倾向研究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区域化“大党建”战略,是符合我国现实发展要求的时代课题,是毛泽东同志“群众路线”思想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继承和发展。尽管区域化党建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突破条块壁垒、理顺党政关系有所贡献,但是,由于其在制度、文化和政策执行过程中内在的结构化困境,使区域化党建过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内卷化倾向。这种内卷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合作机制下的党建工作责任“回流”,党建工作全速发展下的虚假“创新”,以及党建参与主体积极响应下的个体“疏离”。导致内卷化倾向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化党建组织架构的“联谊性”导致制度疲软,党建工作运行的行政推动导致执行受阻。区域化党建工作要想克服内卷化困境,亟需做到权力落地,要赋权给基层工作者、社会组织、基层百姓,从而构建社会力量联通政府和百姓的闭合网络,让基层社会各治理主体之间真正形成协同共治的内生动力。

找回家庭:重构现代国家建设的社会基础

家庭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工业社会的发展,原本隶属于私人领域的家庭事务逐渐进入公共空间。家庭政策是现代国家干预家庭事务的基本方式,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家庭与国家之间的权力边界。当前主要有三种家庭政策模式:家庭事务分离模式、家庭事务共担模式和家庭事务转移模式。前两种家庭政策模式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弱化了家庭本身的存在价值;东亚国家普遍采用的家庭事务转移模式,试图淡化国家与家庭之间的权力边界,家庭成为国家的政治同盟。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家庭事务转移模式同样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家庭成员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与集体主义的国家建设路径之间矛盾加深;二是东亚家庭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角逐中日渐式微。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构建的思路与对策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构建取得进步,但也存在不足,集中表现为科技投入存在较大差距,科技创新共享平台建设不足,区域科技合作机制有待完善。因此,应该加强政府引导,密切政府、银行、企业等合作,构建开放化与网络化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打造科技创新园区,加强产业对接协作,并从体制机制、资金、人才等方面采取保障措施。

论教育廉洁的文化品格

教育廉洁的文化品格,是指廉洁文化在教育系统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品行、品性等方面特点的总和。根据教育系统反腐倡廉工作的实际及其发展方向,教育廉洁文化品格的特征有:蕴含着崇高的道德品质要求;体现着公平的价值理念;遵循着法治精神。

中央苏区农民政治动员中的性别与权力

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的革命性探索时期,他们通过婚姻制度改革和对家庭角色进行政治赋权等一系列政治动员策略的有效实践,将长期消失在政治领域之外的女性和分散于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成功动员为革命事业的积极参与者。这种融入了性别视角的动员措施在改变苏区两性关系面貌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性别冲突,中共发现并应用了性别差异所内含的积极动力因素,又通过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抑制并整合了其对革命总体目标的破坏性因素,在权力与性别相互博弈并不断取得动态平衡的过程中,苏维埃政权在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广泛的群众认同。

自由主义VS父爱主义:国家干预的正当性理由分析

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最低限度的国家干预,它将伤害原则作为国家干预的正当性理由。但是,由于伤害原则自身的局限性使得它并不能成为国家干预理论唯一的正当性理由。父爱主义理论在重新解释个人自主的内涵的基础上认识到个人偏好的可塑性,提出了在保护个人自由的同时促进个人福利发展的父爱主义国家干预原则,并重新确立了国家干预的正当性依据。

新加坡文化软实力的制度载体与价值内核

新加坡是地处亚洲一隅的城市国家,通过精致打造本国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在内的文化软实力,使得其国家形象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认同。新加坡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得益于其高效的制度载体和本土化的价值内核之间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其中制度载体主要包括新加坡国际化的精英教育模式,合作与互补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以及法治廉洁的社会政治环境;价值内核包括新加坡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文化与"家庭为根"的东方价值理念。在新加坡对自身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和建构过程中,其对政府在国家人才建设方面所具有的长远规划责任的强调,对执政党的严格约束,对法律的强势执行力度以及对核心价值观念的配套政策支持体系等等都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融媒体与我国城市基层党建的空间拓展

面对融媒体时代的来临,全面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对我们党的建设和长期执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为进一步推动融媒体融入基层党建工作,打造智慧党建,构建新时代大党建格局,需要从制度空间、文化空间和过程空间三个维度探讨融媒体对我国城市基层党建的空间拓展。首先,融媒体拓展了学习型党组织、服务型党组织和创新型党组织的制度空间。其次,融媒体改变了基层党组织的文化传播方式和文化传播内容,在兼顾文化传承和价值引领的同时拓展了基层党建的文化空间。最后,在基层党建的过程空间方面,融媒体通过推动党内参政议政方式的变革,使党内民主得以在更为广阔的虚拟空间进行高质量的运转;通过大数据辅助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拓展了党内监督的可操作化空间;通过线上线下媒介平台的全面配合,加快了党民之间的互动进程,促进了党建引领社会各主体协同共治的过程演进。

同意的困境——基于以同意理论证成政府家长式干预的视角

在自由主义语境中,对政府家长式干预行为可行性的分析诉诸于对个人意愿真实性的探求,而同意理论作为个人意愿的有效表达方式成为家长主义者和反家长主义者论辩的重点。但是,由于同意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使得通过诉诸于个人意愿的方式证成政府家长式干预行为的路径遭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困境。

基于微信公共平台的服务营销策略分析

服务营销是企业增强自身竞争力、吸引顾客的有力手段。近年来,服务营销中服务意识薄弱、产品同质化等问题比较突出,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微信公共平台逐渐被各行各业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基于微信公共平台的服务营销策略进行研究。首先,对服务营销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总结归纳了当前我国服务营销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服务产品创新不足、服务意识薄弱等;再次,分析了微信公共平台对于促进服务营销发展的意义;最后,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微信公共平台的服务营销策略。

新媒体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空间的拓展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及其广泛应用,它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当代中国政治空间的拓展是这种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具体而言,新媒体对当代中国政治空间拓展,在政治体制层面,主要表现为政府职能转变、政治监督和善治等;在政治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念的世俗化、现代政治精神的生成等;在政治过程层面,主要表现为民意吸纳、政治动员和政治回应等。在当下中国,对于新媒体及其产生的政治影响,要有心理和观念上的准备,更要有制度上的准备。

新闻摄影在数字时代的真实性考量

数字时代的到来将会带来一场席卷全球的科技大变革。近乎于所有的行业都将受其影响,摄影技术也不例外。此时也诞生了摄影艺术的新形式——数码摄影。数码摄影技术的应用固然推动了社会发展,但由于人们对新摄影技术的过分依赖原有的摄影观念也开始解体,虚假照片和虚假新闻的充斥使人们很难分辨出真伪,从而使一些蛊惑人心的谣言在网络中留传,新闻记者的道德缺失同样大大的影响了我国的新闻事业,所有这些数字技术对新闻图片真实性的冲击是空前的,面对这诸多问题我们有必要更全面地认识数字时代的摄影。[1]

女性群体内部政治参与的非制度性障碍分析

扩大女性政治参与是衡量性别平等的重要尺度。但是维护女性权益并不仅仅意味着要求两性在政治参与中具有同等的代表数量或是要求女性居于领导席位,女性群体内部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差异促使我们不能够将女性简单看做同一的身份群体。在女性群体内部,因为经济不平等造成的阶级阶层划分,因为错误"承认"造成的非主流群体和个人的从属性社会地位,共同形成了女性政治参与过程中的非制度性障碍。对女性权益的维护要求建立多元的公共领域,积极保障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地位的女性可以进行广泛的公共参与并无障碍地表达自己真实的声音。

政治哲学视域下融入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模式分析

在政治哲学视域下，融入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存在着以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模式和以承认为核心的政策模式。在以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模式中，公共政策的核心在于对一个社会进行权威性的价值分配，但是它没有合理地解决女性作为一个身份群体在文化上的承认问题，甚至忽视了女性主体地位与主体选择的结果。以承认为核心的政策模式是在承认社会中女性群体与男性价值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的差异基础上进行的，但它往往强化了两性的差异，从而将女性限制在现有的性别分工之中。所以，对性别平等真正有利的政策模式将是以分配为核心的政策模式和以承认为核心的政策模式相结合，形成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的政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