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语言模型“数据为王”:训练数据的价值、迷思与数字传播的未来挑战

伴随着ChatGPT的问世和流行,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涵和影响迅速成为学界和业界的关注焦点。在这场由大语言模型引领的非监督性深度学习浪潮中,一个核心议题就是训练数据。对训练数据的规模和质量的追求,演绎了“万模大战”形势下的“数据为王”法则。而在训练数据的价值、功能和误读的背后,是对数据概念的改写、对数据可供性的迷信和对数据所有权的争夺。训练数据的具体架构和内部机制引发了智能传播生态的重建和信息生产秩序的重构,在这一变革之中也蕴藏着大语言模型时代的数字危机,其具体体现为蒸馏式传播的偏见再生产、过滤式传播的信息保守化和随机性传播的意义之消散。大语言模型及其训练数据急需破除规模迷思,着重思考如何让数据切实成为社会技术系统的一部分。

“屏幕世代”的观看:继承、剥离与视觉的再训练

20世纪末以来,数字技术爆炸式发展构成了媒介演进史进程中一个主要阈值事件。移动终端和智能设备的应用和普及带来了一场屏幕碎裂革命,曾经具有整体性和集体性的大屏幕碎裂为不同尺寸、随处可见的私人小屏幕。屏幕的爆炸和增殖改写了媒介的定义和样貌,使得今日之“媒介”越来越等同于“媒介屏幕”,同时也使得人机交互的界面主要围绕屏幕而展开。当屏幕成为今日人类的视觉假体,观看模式、观看行为和观看经验也在技术创生的影响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屏幕在对旧视觉文化的继承中同时完成着与旧视觉媒介的剥离,在设备、界面与机制的三重坐标下,屏幕正在构建其作为今日新主流视觉媒介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内涵。在以屏幕为核心的新媒介生态中,“观看”作为生物性和技术性交融的结果,再一次在身体、技术、文化、社会等多重力量的作用和训练下进行了一场世代意义上的进化和革新,以及对观看历史的呼应和返回。

人工智能的知识表示和智识极限——从形式化/非形式化论争谈起

自人工智能诞生之日起,关于“知识”和“智能”的关系就成为人工智能的核心命题,它不仅关乎人工智能的路径选取和哲学意涵,更关系到智识的未来。“知识表示”作为人工智能的本体论工程,通过对知识的形式化完成对知识的再生产。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中,一条脉络是对形式化知识表示的不断探索,另一条脉络是以非形式化为旗所展开的对人工智能知识表示的批判。借由这条围绕知识表示的双向线索,人工智能关于“知识”的技术理念和哲学偏向也得以明晰。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在技术、产业和社会层面包揽星光,但它依然没有解决知识表示的形式化/非形式化论争的核心问题。今日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依然需要在知识表示这一难题上继续求索,它以“标签”作为本体论,以“学习”作为隐喻法,却依然在“局势”这一层面难逃其智识极限。也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在人工智能时代高扬人的用途。

UGC未竟,AIGC已来:“内容”的重溯、重思与重构

伴随着ChatGPT的引爆式流行与广泛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然成为数字化社会的又一崭新风向标。而在这一轮人工智能革命中,“内容”正如在此前互联网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那样,再一次被推到了前台,并在AIGC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中焕发着新的生机,同时也产生了新的警示性问题。在这样一个技术迭代的路口,回顾和反思“内容”发展的历史,探讨“内容何以成为今日之内容”“内容何以变得如此之重要”“内容的未来又将通向何方”等问题成为时代必需。本文重返“内容”的历史起点,在对“内容”的回望中发现内容革命的精神原点、产业起点和此后发生的实践错位,在对PGC和UGC以及二者结合的产物PUGC进行脉络梳理和经验总结中,探讨AIGC对内容加以重构的可能性以及隐藏在技术赋权背后的危机与选择。

战争中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武器化与数字化战争的到来

媒体与现代战争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媒体与信息已然成为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决定性参数。从信息战、网络战和赛博战这三个关键概念的内涵及外延入手,通过对这三个术语进行区分,分析战争何以成为媒体奇观。信息战、赛博战可以扰乱国际秩序,重塑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关系,社交媒体的武器化也正在改变着现代战争和现代政治,它造成了“灰区冲突”的兴起、信息游击战的扩散和“我们与他们”叙事的强化这三重现代政治后果。而在社交媒体武器化的背后,一面是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情绪媒体所构造的情感政治和“真相市场”;另一面是跨国科技公司携带自身的意识形态对地缘政治的介入及与民族国家的联姻。通过打开战争与社交媒体之关系隐含的层层褶皱,数字化战争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及关键概念得到讨论和延展,以期在数字化战争的萌芽伊始拨开迷雾、保持警醒。

数字文艺批评的公共性意涵与公共领域平台化新变

文艺批评作为文化实践和理论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时代的变迁中始终凝聚着复杂而多元的公众力量,不论是在公共领域的建构中还是在文化现代化的启蒙上,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新技术革命和数字化浪潮推动着文艺批评进入新的媒介场域,文艺批评的公共性也随着互联网公共领域的平台化而面临新的局面。本文从公共领域的理论传统和中国在地化历史经验两条路径入手,探讨文艺批评的公共性意涵及其社会功能,并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文艺批评经历的几次媒介本体和社会思潮上的转变。在理论与历史的双重视野中,考察今日平台机制给文艺批评带来的新变,挖掘互联网公共领域数字文艺批评的公共性与个体性、圈层化与产业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基于扎根理论的粉丝文化对个体长时段影响研究——以中国早期粉丝文化参与者为例

粉丝文化日益成为一种显性的青年亚文化,同时作为一种不断溢出自身文化边界的网络流行文化而受到商业资本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瞩目。基于扎根理论方法,搜集了15位受访者的资料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及选择性编码,对中国本土粉丝文化对个体的长时段影响进行了归纳与分析。从个人生命历程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粉丝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体发展、社会化、价值创造和媒介素养四个方面,同时这些不同的影响层面又发生着交叉和缠绕的相互作用关系。

怎样在新课程要求下做好高职英语教学的研究

结合笔者的教学体会,主要阐述新课程要求下高职英语教学的实践。

具身元宇宙:新媒介技术与多元身体观

在传播学学科的主流传统中,身体从来都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伴随着具身性思潮的兴起,身体被召唤回归,成为媒介哲学不得不考虑之物。元宇宙以其沉浸性的核心特征再次重启技术和身体的关系。元宇宙外在以VR、AR等技术装置作为人类感觉器官的延伸,内嵌以赛博格化身作为后现代数字文化的主体,呼吁着一种更加多元的身体观。与此同时,元宇宙所蕴含的跨越多重边界的后人类身体也携带着某种“身体危机”,通过元宇宙所构成的结构化的赛博格空间和元宇宙所拥有的媒介物质特性而逐渐显影。正因如此,在混乱边界中探索身体危机的解决之路成为后人类时代的母题。

广告人为何失落了精英气质？

广告人在当今社会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旧日辉煌地位的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是广告专业主义的"失语"。这种悲情的行业状况最外显的指称就是广告人的身份从"精英"转变为"广告狗"。今日的广告人为何失落的精英气质?笔者将从广告人精英气质的起源、广告人精英气质失落的原因、以及广告人精英气质复归的途径这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人机逆转、叙事僵死与无事实时代——生成式革命的影响与危机

生成式AI的范式革新、技术应用和产业转型正在对人类社会产生重构性的影响,这促使我们深入思考生成式革命的浪潮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影响和潜在问题。生成式AI的技术创新催生了全新的内容生态,塑造了新型人机关系,并重新定义了技术哲学的内涵。然而,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后,生成式革命的警示和代价也逐渐浮现出来。Chat GPT的倾向性问题凸显了技术的非中立特性,智能生成需要庞大的故事数据库作为支撑,其便利性背后潜藏着数字八股和叙事“僵死”的危机。此外,深度伪造导致的“无事实”状态也揭示了智能传播的非智能之处。这些都是生成式革命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挑战。

微短剧之维:媒介图谱、影像范式与文化腹语

微短剧作为今日数智时代的影像发明,在取得巨大产业反响的同时迅速占领着当代日常生活,成为人类最新的视觉经验和流行文化。研究在纠正概念误读和产学视差的基础上补充了微短剧现象的阐释维度。在“媒介—文化—社会”三位一体的视阈下,梳理微短剧的再媒介化过程,总结微短剧在影像范式上的新创造——竖屏与浅焦的共谋、短时限下的密集与留白、碎片化与逆碎片的悖论,并深挖在这些特征背后所反映的关于人的失真、创伤回避和上瘾式需求等社会文化心理。最后,本文尝试从媒介融合、产业联动、技术赋能、文化创新这四个方面对微短剧的可持续发展提出路径建议。

数字文艺批评的公共性意涵与公共领域平台化新变

文艺批评作为一项兼具公共性与个体性、美学性与政治性的文化实践和学术生产活动,在历史演进和媒介变迁中不断更新着内容、形式和使命,而在文艺批评随着时代浪潮自我革新的过程中,始终不变的一点是文艺批评一直以来都与公共领域交织在一起。在现实层面,文艺批评作为公共领域的重要活动,履行着公共领域多元、民主的价值内涵,公共领域也担任着文艺批评的空间场域,为批评的公共性传统进行背书。

“元宇宙社会”:话语之外的内在潜能与变革影响

随着以移动互联、应用生态、全息互联网等为关键词的新一轮数字革命的全面展开,以及虚拟现实、沉浸环境、区块链、开放源代码等媒介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加之用户生产内容、趣缘社群也逐渐成为成熟的网络文化生产机制和主体组织方式,元宇宙"顺势而出"在当下被历史性地定位为内嵌在整个互联网以及数字化发展序列中的新阶段,并被赋予了超脱话语层面之外的社会意义和未来想象。从其内在技术、机制和价值设想可以看出,元宇宙作为一个依然携带有硅谷话语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构想和社会实践,在生产与创造、认知与经验、社群与身份三个方面都呈现出有待激发的潜能和变革性影响。但是这种潜能和变革性影响又深受物质世界的制约,元宇宙社会也因此展现出和现实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连接。

元宇宙作为媒介:传播的“复得”与“复失”

元宇宙预示了数字革命序列中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和网络整合,在昭示着互联网产业大变局之时,也同时宣告着对传播领域的重塑和搅动。虽然"元媒介"的概念先于元宇宙而存在,但它却准确预言了在数字时代新旧媒介相互构成、相互塑造、相互依托的辩证关系,基于这种辩证关系,元宇宙正在加固一种"对传播的传播",即"元传播"的过程。于是,作为元媒介和元传播的元宇宙体系以其内在机制和技术特征为数字时代的传播召回了语境与共识、声音与言语,同时显影出此前为我们所忽视的媒介的自反性与基础设施特性。与此同时,元宇宙也以去身体、去真实、去开放和去隐私,警告着传播在这场变革中所面临的风险和危机。

元宇宙转向:重思数字时代平台的价值、危机与未来

网络平台已成为数字时代的全球性基础设施,并借助互联网企业服务与功能的不断提升,具有了强大的网络效应。然而,随着互联网巨型平台企业的崛起,这种网络效应也呈现出公共价值缺失、垄断性和集中化趋势加重等危机“。元宇宙转向”恰于此时发生,并携带着实时性、在场感、融合性、互操作性、持续性等基本特性,重新搅动了今日的平台格局。虽然元宇宙在技术层面将跨越当前平台时代的种种局限,但作为平台权力的延伸,平台资本主义并不会消失,而是借助元宇宙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将继续对数字治理提出新挑战。

现实之镜:饭圈文化背后的社会症候

媒介技术的变迁改变着文化的发展样态,同样,一种文化的兴起、演变及其运行规则,也折射着媒介技术的特征和机制。饭圈文化是粉丝文化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和互联网产业模式的转变所衍生出的新样态,是粉丝群体以网络社交平台为主要空间、围绕偶像所展开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它有特定的圈层传播模式和群体内部的运作机制。数字媒介背景下的饭圈文化已然成为一种重要的症候性文化,它化身为一座时代"镜城",媒介、技术、资本、主体、社会都在其中得以显影。本文梳理了有关中国当代饭圈文化的三种常见研究方向,并提出了当前中国学界关于饭圈研究的遗漏和不足。本文重点聚焦饭圈文化在中国的在地化经验、特色和所彰显的社会背景,最后对饭圈文化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以期饭圈文化在不断"破圈"的同时,发挥更大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整合作用。

媒介变迁视阈下本土青年亚文化的发展及引导策略研究

青年亚文化对学术研究领域而言是西方的“舶来品”,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启,国内青年群体从政治青年向文化青年转变,使青年亚文化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纵观国内青年亚文化领域的发展变化,不管是从文本之内的内容、形式,还是从文本之外的生产机制、传播模式、消费方式等都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因此,笔者在本文中重点关注青年亚文化在不同的媒介时代下.

奥斯卡金像奖的文化自恋与他恋

2020年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落下帷幕,韩国电影《寄生虫》成为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的最大赢家,与之相对照的是好莱坞两大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和昆汀·塔伦蒂诺,一个颗粒无收,一个执导影片仅获最佳男配角奖。这无疑成为奥斯卡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也成为好莱坞在文化自恋与他恋之中的一次与往日诀别的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