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少年中国”想象

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存在一种"少年中国"的国家想象,它是中国传统"家天下"的国家观念向现代公民国家观念转变的产物,更是一种基于共同体想象基础上的政治与文化的现代性构想。以李大钊的这种观念为例可发现,"少年中国"既是健康、青春的现代民族国家性格的隐喻,又是现代国家观念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不仅仅是成长/启蒙主题的表述,更是一种民族性格的想象。这种"少年中国"视界的哲学基础早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到了1915年之后则超越了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启蒙观,从而带有了唯物史观的色彩。

“父”系人物与张炜小说的道德文本嬗变——兼对张炜小说“父”系人物道德意义的考察

山东籍作家张炜小说中存在一个性情和遭际类似"火"的"父"系人物群落,"硬汉子"和"觉醒者"、"父亲"和"泛父亲"是其"父"系人物群落的组成元素。"父"系人物群落作为一种道德意义的符码,体现了上个世纪末乡土文学新的主题建构。

师范院校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思考

师范院校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存在着无视教学对象的特殊性、课程本身的特点以及沿袭套用传统考核模式的教学弊端,笔者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认为只有重视教学对象的多层次性、细致比较当下的教学现状并进行针对性地整改,才能促进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才能符合党制定的民族教育政策的相关要求。

青年问题与“五四”时期傅斯年的新文学观

新文化运动初期傅斯年追随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以开阔的视野、刚烈的性情投身新文化运动。他以青年学生的身份,在批判周边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与志业的基础上提倡新文学、新文化,筹办并主编该时期的《新潮》杂志,积极推进新文学的传播,促进了新文学在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及社会民众中的影响。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上,傅斯年对该时期新文学的建设做出了探索,既形成了富有个性的新文学观,也体现了其新文学领导者的作用。

论田汉戏曲创作的“开放性”品格及当下性意义

田汉的戏曲改编和创作在处理古今艺术传统、中外艺术传统方面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他在时代精神的基础上继承传统的戏曲题材和艺术形式,在中国气派的基础上融合西方的戏剧精神和艺术技巧,为当下戏曲创新呈献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新社会文化史与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范式转向

新社会文化史强调对历史结构的"深描",将个人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主张在"自下而上"的过程中从文化意义上研究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形象",发掘象征被赋予意义的实践的历史,以此寻找重新解释历史的文化语码。这种史学观影响并造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视角、学科话语和描述方式的范式转向。

论张炜小说的民粹主义倾向

山东作家张炜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倾向,体现在作家对"土地"、"人民"的深厚感情,城市 乡土文明的决绝对立,回归野地的生活理想,乡村生活的诗意"狂欢"诸方面。他文本的民粹主义倾向具有意义的多指向性和变异性,同时他小说中的民粹主义倾向还揉杂了山东儒家文化的多种质素,具有本土传统话语的特点。

《八路军军政杂志》“通讯”的战争叙事

由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出版发行的《八路军军政杂志》是展现抗战相持阶段我党政治、军事动态的重要阵地。它的通讯文章细致地体现了相持阶段党的军事高层的战争策略,而服务于战争策略的这种战争叙事对后来中国主流的抗战文学中的战争叙事影响很大。

世纪末思潮

20世纪初叶，“异域的新声”传入中国，中国现代文学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化终于在文化“他者”的影响下有了“现代”的特质。在舶来的琳琅满目的文化图景中，一股有违传统审美习惯的西方“世纪末”文化思潮在当时出现。这股思潮以颓废主义、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为内核，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大幕，成为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潜在势力。关于“‘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个话题，学界已经有了较为具体的研究，具备了成为现代文学研究“新关键词”的基础。

论《晨钟报》“时评”栏的创作

活跃于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北京《晨钟报》是当时京城民众舆论的一块重要阵地。它的"时评"栏目张扬一种积极的民族、民主意识,并以此考量社会新近发生的重大政治性事件。栏目的文章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引经据典、鞭辟入里的评论使得该栏目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透视《晨钟报》"时评"栏文章的创作能够在钩沉历史的基础上再现二十世纪中国早期报人的办刊风格、社会责任以及强烈的新政治渴求。

草原知青小说叙事与草原文化

草原以及草原文化对草原知青小说的叙事影响很大。其中,草原以及草原文化是作为"他者"存在的文学叙事空间,更是叙事对象。草原文化在知青书写中深刻影响到了创作者深层的生活方式、精神价值观、生命方式以及创作思维,更影响到了他们的审美表达。以"草原性"为核心,草原知青小说叙事以伤痕叙事为元叙事内容的知青文学来说是一种积极的补充,并因此彰显了草原知青小说独特的审美个性与文学史意义。

新世纪以来萨满题材小说的体验式书写

新世纪以来,萨满题材小说创作更多关注创作者的民族或生存区域的物质史与文化史,解剖母体民族或区域在时态演进中层层累积而成的历史与文化,以此来体现并强调一种异质化的文化品性。在对斗争史、英雄史、生存史的表述之外,这类小说还关注沉浸在民族史或区域史地表下面的微观精神景观,例如宗教、生命禁忌、民族或区域传说、独特的生存经验以及其他繁杂的地方性知识。

20世纪50年代鲁迅形象建构的唐弢模式——以唐弢对冯雪峰《阿Q正传》研究的批评为中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建构鲁迅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围绕着该话题,鲁迅身边的人如许广平、冯雪峰、胡风、唐弢等的言论既有目标的一致性,彼此间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挖掘这些典型人物的话语差异对理解该阶段鲁迅形象的生产有重要的意义。1958年,唐弢在《论阿Q的典型性格》一文中对冯雪峰阿Q研究的批评就呈现了这种巨大的话语差异性。唐弢在当时批判冯雪峰的政治语境里,论事识人,以官方话语为蓝本,结合当时的政治任务,分析了冯雪峰的鲁迅研究中存在的"反现实主义""反阶级论"等倾向。该阶段,他通过自己的体验化叙事塑造了"人间"鲁迅,又在时代话语下剥离了当时不利于鲁迅形象生产的因素,完成了对鲁迅形象的维护和再塑造。

“血和泪的文学”及其纷争

基于文学的时代使命,郑振铎提出了"血和泪的文学"口号,由此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创造社诸多作家对该口号进行了批评,虽有意气的成分在内,但他们却敏感地认识到了这个口号的笼统与肤浅。然而,诸多评论并未涉及该口号的理论身份问题。应该说,该口号与人生问题密切相关,虽然具有流于形式、流于口号的倾向,但却是从文学本体论出发的启蒙主义的文学主张。通过系列论争,最终以沈泽民为代表的革命文学作家实现了该口号理论意义的变异和增值,实现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关于"革命文学"的倡导。

民国国文教材中的胡适新诗

新诗进入中学国文教材与胡适关系密切。其发源,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胡适等人书生意气之争的结果。胡适在美留学时与任鸿隽、梅光迪等人有过关于中国文学＂文与质＂的论争,论争的结果在胡适看来就是＂非拿事实来证明不可了＂,这正是胡适白话新诗创作的缘起,他自己后来称之为＂孤独的文学实验＂。正是这种＂孤独＂,他被朱自清称为“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

民国中学国文教材中的周作人作品

民国中学国文教材中,周作人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新文学作品是如何进入中学国文教育系统的？在进入这个系统时各自在内容、形式方面经历了怎样的知识选择？在这个知识选择过程中,哪些知识被规避,哪些知识被放大,剩下的哪些知识最终与当时中学国文教育的知识体系实现了共谋并涵养了经典性？立足于语文教材建设的角度,这些问题值得考察。

民国教材编选《背影》《荷塘月色》状况分析

朱自清的散文进入民初中学国文教材频次是比较高的，其中又以《背影》《荷塘月色》为典型。通过爬梳这两篇文章在民初中学国文教材中的存在状况，可以更为真实地把握朱自清散文在当时国文教育中的知识生产情况。

文学文化学视野下的草原知青小说

文学文化学以文学与文化的交互作用作为研究视角对草原知青文学展开文化类型学的分析,不仅可以明晰地类型化草原知青小说的文本风貌,更可以勘清影响其不同风貌形成的内在知识单元,从而为草原知青小说的深入研究奠定文化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可发现草原知青小说叙事风貌深受国家政治文化、地域及民族文化的影响,由此显现了独特的文学身份与价值认同。

浅论郭沫若史剧的“历史”叙事与意义生成

本文借用历史学意义的"叙事"理论对郭沫若历史剧的意义生成展开探讨。笔者认为,郭沫若的历史剧叙事具有"模糊性"的特点,借助历史叙事达到了历史剧镜像/反镜像的意义生成策略。这种历史叙事"再现"历史的同时亦表明了一种价值的判断,是其历史剧政治性意义生成与传播的原要元素。

《静静的大运河》文本意义的诗性表达

《静静的大运河》文本意义的诗性表达主要借助叙事与叙事节奏的调节来实现的。作品有两套话语系统,一是现实的,一是魔幻的。此外,作品还有很大部分的民风民俗、自然景物描写,借此既丰富了小说的艺术世界,亦调节着小说的叙事节律,保证了作品思想意义的在轨,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借物质文本所进行的深沉的道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