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石 老师是用来牺牲的

他曾经是一名大学教师。为了理想。他毅然放弃大学教师的安逸生活，全身心投入于乡村建设的研究和实践。他还把名字改成“老石”，寓意从事新农村建设之意像石头般坚定。十年来，他奔忙于各种支农项目的调研、宣讲和指导，乐此不疲。他走了，他的理想并耒倒下。一向低调沉稳、笑呵网忙碌着的他，默默地感召着越来越多的人。

大学生“村官”的问题和出路

大学生“村官”从政策设计者的出发点上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至少可以有3个方面的积极意义：第一，解决目前非常麻烦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第二，解决农村发展人才匮乏的问题；第三，解决大学生教育品格培养缺乏和实践经验短缺的困境问题。因此，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农民需要新“农会”

一提到农会．一些人头脑中马上就会出现以下场面：梭镖、火把、斗地主、分田地。然后这些人就被自己的幻象吓坏了，惊呼：建立农会还了得？！ 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 农会原本是”农民民间协作组织”的简称，不仅可以协作农民生产、交易、学习和娱乐，而且还会教农民依法维权，使社会稳定有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会! 农会只是在革命年代才与革命相联系。在今天全民上下奔小康的征途中．农会则将是推进“三农”问题解决的一把金钥匙。 为了有别于历史上的以革命为主导的农会．我们把新兴起的农会叫做“新农会”。“新农会”包含了农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信仰等方面一切有序运作的民间团体。 看来．从“三个代表”的高度．与时俱进地看待“新农会”作用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我们要从蓬勃的现象、鲜活的实例、国外的经验、有疑问的探索和专家的评价等几个方面告诉农民朋友，这种“新农会”是怎样的一个新事物。

普法女能人王素美

王素美的课确实讲的好,她总是把生硬的法律条文变成一个个鲜活的例子;她善于理论结合实际,将法律条文与村子的现实结合起来分析,这也是她受人敬佩的地方。 尤其今年,税收锐减,只收几十元钱。特产税、车船税、教育附加费不征,农民认为这是他们学法的成果,也是法律的胜利。法律成了大家心中的保护神。

枝江“绝食事件”的背后

2003年2月13日,我们接到本刊通讯员的电话,告知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镇宝月寺村村民吕帮列因为村民选举和账务问题在市政府绝食。我们马上与当地市委宣传部取得联系,获得了百里洲镇党委的一份答复文件(传真件),接着又与绝食当事人取得联系,获知了吕帮列本人的一份《绝食请求书》。后来,恰逢一批非常有责任感的大学生在该地进行社会调查,获知了该事件的比较详细的经过。因为我们无法及时获取现场材料,所以,暂不能作出代表本刊立场的评价。我们期待通过后续采访,将该事件的后续发展情况报道给大家。 在这里我们只是将相关各方的意见原原本本地摆在读者面前,希望大家对这件事的是是非非给予评判。

三岔村的民主之路

这支由十几人组成的工作队,吃、喝在村里,顿顿有鸡有酒,有时他们收来的还不够自己吃的,他们的费用成了农民的沉重负担。 现在村里有了民主议事会、有理财小组,村民们有什么看法就可以通过议事会,或者通过选举表达出来,这个昔日的上访村再没有发生上访、暴力冲突事件。

合作:走向成功之路

中国已加入WTO,中国分散的小农经济将何去何从?毛泽东说: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办合作社。所以我们挑了几个当前合作社搞得很成功的例子,希望能对广大农村有所启示。

到农村去

早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间教育运动的先驱陶行知先生就痛心地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

贫困山区的县委书记

我们是从神农架林区进入房县的。汽车在盘山公路上缓缓向前,车窗外是漫山遍野金黄金黄的灌木林。房县地处鄂西北,与神农架毗邻,为湖北第一大县,面积5110平方公里,人口50万,属国家级贫困县。 半道上遇上几位到林区收购黄姜的村民。

宣传“三个代表”的“女博士”

刘凤兰,山东省招远县辛庄镇白石夼村人。记者在白石夼村采访村民时,一个女村民自豪地说:“刘凤兰呀,她是我们村的“女博士”啊！” “女博士”本是个

恶在这里生长——记一个没有进行民选的村庄

题记: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

合作社实践与本土评价标准

真假合作社问题的争论关系到对今天合作社运动整体形势的判断和未来政策的走向。这种判断的关键分歧不是对现有的合作社运动状态的描述,而是对合作社标准的不同把握。影响比较大的合作社判定标准有四种:即国际合作社联盟标准、严格的合作社法标准、宽泛的合作社法标准和在实践中的"多元兼容和混合标准",采用第四个标准更为符合丰富多彩的合作社现实实践。按此标准,今天的合作社70%都是真的;或者说真假合作社的争论没有意义,应该留给合作社更多实践的空间。我们要能够从合作社的现实实践中寻找到我们本土的评价标准。从今天的合作社发展现实而言,重要的不是马上严格规范,而是给他们以宽松的发展环境,在实践中摸索标准,边发展边规范。

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重建

农村的文化确实不同于城市文化。城市文化可以依赖于昂贵设备投入和商业化的操作,是物质化的甚至过分商业化的追求。但是农村的文化却是另一种情境,简陋、粗放是外表,实质却是纯朴、真诚和简单。

乡村文化重建的路径选择

农村衰败的文化考量以往,许多人认为农村贫困是因为物质条件太差了,所以扶贫都是投入大量的物力和财力,这种被称作'输血'的扶贫措施非但没能使贫困地区富裕起来,相反却滋生出'等靠要'的懒汉风气,一些地方更是越扶越贫。后来扶贫方式逐渐转变,变成修路、送技术、送文化,这种方式被称为'造血'式。但最后'血'造出来了——路有了,农技推广站有了,文化站建立了,却仍未获得预期效果。

理想寓于行动——实践式教育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发展人才计划

主持人语：新世纪初，中国乡村社会日趋凋敝，“三农”问题日益突出。与此同时，随着大学教育市场化、产业化指向下的大规模扩招，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群体，从人人仰慕的天之骄子，日渐成为普通劳动者的一员。这种落差使一部分人迷失自我、日渐迷茫；但也有一部分人坚持理想，并走向农村，

城乡链接与农民合作

30年前的改革使农村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并建立了两权分离架构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体在生产要素市场化、人才城市化和资本全球化的多重压力下前途不明。农村的"原子化"倾向使社区文化和社会价值的再生产难以为继。这些困境促使我们对以城市、以资本为主体的发展方案进行反思。寻求生产者联合和农村社区文化重建的探索已经开始。这些宝贵的探索对21世纪中国的"三农"前途、对城乡关系的调整以及对重新认识和定义"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2009年7月17日至21日,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与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在中山大学联合举办了"农民合作组织与农村社会工作"的讲习班,参加者共65人,既有来自中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的学者,也有来自国内的农村基层组织者和致力于推动农民合作探索的社会工作者等。本刊择要发表此次讲习班的部分内容。标题为编者另拟。

从牛圈里走出来的印度新乡村

描绘印度农村,我们经常会把它和贫困、肮脏、痛苦联系在一起。然而,眼前的这个印度村庄着实让我们有点吃惊,村子异常的干净。中小学的孩子们跑出来献花——那是从树上采来的鲜花。村长介绍就是这些孩子们每周用两个小时义务打扫村中的卫生,这真是个一举两得的聪明方法。

大学生过剩还是不足?

大学毕业生汹涌而来,大学生过剩已经成为一个令上上下下都头疼的问题了。但是这多少让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我们的大学毕业人数比例同其他国家相比,同未来发展需要相比都应该是非常低的,怎么就已经过剩了呢?

民间的新乡村建设运动

在中共中央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前,民间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多年。以致有人说,在中国“不知道‘新乡村建设’就不是研究农村问题”。那么,新乡村建设运动都做了什么?前景如何?

乡村文化重建的路径选择

农村衰败的文化考量 农村的现实让我们意识到：农村在物质贫困的同时，更为根本的是精神贫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生产能力和物质状况都比较差，但是农民能战天斗地，克服重重困难，改造农田，兴修道路和水利工程；他们主动参与基层政府的管理工作，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