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公众:清末民初的国人译编书籍与西药知识的传播

清末民初,国人自行编译的西药书籍开始涌现,兼具学理性、实用性与市场价值。以丁福保、汪惕予为代表的作者,将日本的西药书籍编译为中文,并与期刊、医学速成班及西医各科书籍配合,向公众传播新颖、系统而简明的知识。这些书籍为近代中医接触西医疗法提供了指引,为普通人应对疾病提供了用药指南,也为一些读者“自学成医”提供了捷径。这一案例反映了近代西学知识如何被商业化、社会化,影响观念与生活。国人通过阅读来自学医药知识的既有风尚,为这类西药书籍的流行提供了土壤,却也开始引起一些医生的批评。可见西方医药知识在华传播过程中,“专业化”路径与“公众化”路径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

生命的宽度

曾经听人说过：如果你在今天死去，那么，你所在的公司会立刻轻而易举地找到人代替你的位置，你所做的一切将一点一点被尘封。少数人或许会为你抱头痛哭。而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拥抱阳光

云淡，风清。阳光静静地流动着。

“西药”的良莠:新式秘制药在近代中国的风行与反响

19世纪后半叶,欧洲秘制药输入中国。20世纪初,日本、北美秘制药在华销量大增。在剂型、包装、宣传方式上都有别于中国传统丸散膏丹的新式秘制药,至民国初年已风行各省,华商纷纷仿制。新式秘制药常被视为“西药”,然又多因成分有害或疗效不明而引起中、西医界的批评。华人西医多认为此类药品有损西方医学的形象,但也有西医与药商利益共通。同时,传统的自疗习尚和追逐秘方的心理为这类药品的流行提供社会土壤,部分药品也确为缓解疾痛提供便利。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定药品管理法规时,将欧美的“专利药”概念译为“成药”并将之本土化;药商公开药物原料的规定,让“秘制”开始消解。

晚清湖北的西医先行者——施维善

英国人施维善（Frederick Porter Smith）是近代基督新教差会派往华中地区的第1位医疗传教士，也是湖北省第1座教会医院——普爱医院的创始人。施维善于1864年5月抵达汉口，7月开始医疗工作，于1870年12月因身体原因离开汉口。除了医疗传教，施维善尝试与汉口的中国医生交流，并对汉口民众开展卫生启蒙，撰写了多种著述，取得了一定成效。施维善还致力于中文名词的翻译，并撰写了相关书籍。

早期教会医院的日常运作与中西交往——以晚清汉口为中心

成立于19世纪中期的汉口普爱医院、仁济医院,是基督新教在华中最早建立的两座医院。本文以此为案例,探析近代早期教会医院的日常运作、社会关系与医疗视野下的中西交往。医院实行象征性的收费制度以维护秩序,就诊日程向弱势群体倾斜,开展诸多外科手术,吸引各个阶层的病人就诊。医院的地方影响力不断扩大,但未与官府或其他华人精英形成稳定联系,其运营的绝大部分资金由在汉外侨捐助。通过医院报告考察医疗传教士与地方民众的交往,可见华人对外国西医的"信任"与"偏见",背后隐藏着相对固定的逻辑。与同时期多数医疗传教士批判、鄙夷中医不同,普爱医院的施维善医生与当地中医、中药铺的往来交流,使中西医药知识获得双向传递。上述考察希望深化对晚清教会医院与医疗传教士的历史认知。

战争与医疗:阳夏战争中的伤员救护

中国近代陆军军医制度始于清末新军。在武昌起义引发的阳夏战争中,交战双方军事医疗工作的不同情形,反映出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制度运作的差异。清末,湖北军医组织与机构长年简设,饱受批评。革命爆发后,伤员救护的需求与困境凸显。原有军医均上阵救伤,专业性有限而人才稀缺。湖北军政府竭力调动武汉地方资源,与红十字会紧密合作。与此相反,北洋军的军医制度落实较为充分。荫昌领兵南下,颁布战地医疗规则,军医大队随军奔赴湖北。袁世凯复出令救护工作进一步拓展。清军在京汉铁路沿线设立兵站及野战医院,医药及伤员通过火车运送,并不断调派军医学生南下支援。伤员救护工作还受到政治斗争的深刻影响。清军对双方伤员的非人道行为,加速了外界对清廷的疏离,反映了战争实践与制度条文的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