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法统治下的教会腐败问题研究

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会凌驾于整个社会而成为"上帝之国",在各种世俗利益的诱惑下,教士们质朴而纯洁的灵魂在蜕变,教会腐败之风盛行。教权的绝对至上性,神职人员的腐朽堕落是促成教会腐败的直接原因,而平信徒痴迷的"信仰观"助长了腐败之风,最为根本的是,"法制"竟然成为教会腐败的"帮凶"。教会腐败直接引发了宗教改革,结果是《圣经》权威取代了教皇权威,教会的权力受到法律的限制,最终政教分离原则得以确立,宗教呈多元化发展,宗教信仰自由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研究这一课题对当前建立廉洁社会具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地方高校法律诊所发展模式的可行性探讨

法律诊所实践教学模式的引进,极大地丰富了法学的实践教学内容。但是,随着这一教学模式的深入开展,各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都遇到了师资薄弱、资金短缺、学生实践机会少等问题,寻求新型的法律诊所模式的构建,是突破传统模式的瓶颈所需。新型法律诊所模式主要包括:对诊所进行部门化,扩大学生的参与面;让诊所面对社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设"法律讲堂",把司法引进校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强化学生法律诊所实践课堂的参与度,实行全程实践教学;扩大资金的来源渠道,以保障法律诊所教学可持续发展。

信仰型杀手的人格研究——以电影《七宗罪》中的角色John为例

自古以来,宗教信仰在信仰范畴占据着重要位置,是很多人的心灵家园。然而,现实中有些人却以宗教之名行屠杀之事,是为信仰型杀手,这一群体的人格极具争议性。文章以电影《七宗罪》中的罪犯John为契入点,分析其变态人格类型以及形成变态人格的因素,并结合时下我国相关犯罪现象,提出预防的对策建议。

性贿赂犯罪中的从众心理及其预防

在中国官场,官员落入性贿赂深渊,是在腐朽官僚亚文化压力下,出自于其从众心理。从众心理的形成源于明规则的乏力、潜规则的盛行及非理性权威下的作用。对性贿赂的治理,应注重疏堵并举:既要注重用法律规制性贿赂,遏制"盲从",也要通过提倡正确的性道德观、为官守则,使其自觉地拒绝"盲从",最终达到良好的性贿赂预防效果。

“揭发型”立功的刑法解读

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应认定为"揭发型"立功。共同犯罪案件中,无论是实行犯、组织犯、教唆犯,还是帮助犯,犯罪分子只有揭发的是共同犯罪以外的他人的犯罪,经查证属实的,才成立立功。在一般犯罪案件中,"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应该理解为揭发与本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无关的他人犯罪行为。

刍议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法律规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后,我国对商业贿赂的治理越来越重视。体现在刑事立法领域,主要有《刑法修案(六)》对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条款作了补充修改和完善,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发布,成效卓著。但在商业贿赂刑事构成、法律责任形式、行贿与受贿关系等方面仍存在着缺陷,为此,完善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法律规制有着重大的学术和司法实践意义。

论性贿赂犯罪动机的生成及其预防

性，是人类自身的生理功能和生理需求，是一种正常的、本能的生理现象，其本身并无尊卑贵贱、是非曲直之分，只有当以非法手段获取性需要实现非法目的时，才成为法律需要干预的对象。在这些需要法律干预的非法性关系形式中，首当其冲的是性贿赂。所谓性贿赂，在我国学术界，一般将它定义为：“通过向国家公务人员提供色情和性服务，来谋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从定义可知，性贿赂是以“性”为介质与“权力”之间的一种权色交易。目前，性贿赂正在成为当前职务犯罪的新动向，而且性贿赂的手段也花样翻新。

贿赂犯罪“欺骗”审讯的问题反思与改进路径

在我国,"欺骗"审讯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立法"犹豫不决"、侦查"或缺或滥"、审判"几无认定非法"等。但在以"心理操纵"为基础的现代审讯中,"欺骗"是一种必要的"道德失范",它迎合了有效惩治犯罪、实现实体正义的侦查讯问价值,符合"小恶制大恶"的功利主义判断准则,备受古今中外审讯实践的欢迎。"欺骗"审讯并非无底线一律合法,合法的"欺骗"审讯必须不违背被讯问人的"自由意志",保证被讯问人供述的真实性,在个案运用中应把握合理的限度--不得已而为之、恰到好处。此外,立法应严禁诸如非法的允诺性欺骗、超越道德底线的欺骗及导致虚假供述的欺骗等。

权力乱性

社科院蓝皮书《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2013-2014》称，官员形象危机呈“多元高发”态势，主要集中在五大风险领域：“贪”（贪腐问题）、“渎”（失职渎职）、“色”（性丑闻、强奸）、“假”（包括火箭式提拔、“被影响”、“造假造谣”等）、“枉”（暴力执法、遭遇暴力抗法、作风粗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