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激励机制的强化

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推动企业开展合规,是当前我国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中的一种重要方式。企业合规检察建议主要适用于轻微犯罪涉案企业,以推进企业合规为目的,通常制发于相对不起诉决定之后,一般也不为企业设置确定的考察期。由于缺乏正向实体的激励手段、怠于合规的惩戒后果以及持续动态的监管程序,企业合规检察建议存在激励机制不足的问题。为了落实严管与厚爱相结合的涉企犯罪司法理念,发挥检察建议促进企业合规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必要进一步强化企业合规检察建议的激励性。未来可以从提升检察建议的专业性、建立企业定期报告制度、激活行政处罚激励机制等方面解决这一问题,以推动企业合规检察建议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对侦查卷宗的法律限制--比较法视角下的考察

基于现代司法审判对于口头主义的严格强调,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都对侦查案卷在审判阶段的使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以避免法官庭前形成预断以及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然而,侦查案卷一直以来在我国的使用却不受任何的限制,其可以畅通无阻地从审判前阶段进入审判阶段,并直接作为法庭调查的对象和法官认定事实的根据。在当前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目标下,对侦查案卷的限制已迫在眉睫,我们有必要在汲取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等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侦查案卷进行有效的限制。

论委托人与辩护律师的关系——以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为切入的分析

"委托人与辩护律师的关系"在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中处于核心的地位。相较于委托人与辩护律师基于合意而成立的民事合同关系,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对辩护律师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体现在二者交往的多个方面,包括关系的成立、权利的分配、利益冲突的解决、关系的终止等。在这些规则的背后,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和维护司法正义义务是贯彻始终的二大基本理念,其中,忠诚义务是核心,维护司法正义则为律师划定了行为的边界。在律师职业伦理亟待重新构建的我国,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对我国在诸如调整委托人与律师的关系,即强调忠诚义务、引入有效辩护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浅论刑事立案初查

由于刑事立案初查制度尚未在刑事诉讼法中得以肯定且规定不明,初查在实践中遇到合法性存疑、初查措施的强制性存疑以及初查证据的证明力存疑等多重障碍。通观我国的立法与实践,初查具有准侦查行为的性质。我国应当通过降低立案审查标准、认初查合法化、确定初查证据附条件的证据能力等方式来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法庭剥夺律师辩护人资格的理论反思

近年来,律师被法庭剥夺辩护人资格在我国刑事审判中时有发生。律师不被允许继续参与庭审,通常发生在律师被驱逐出庭、主动退庭、未按时出庭或被法院认为不具备辩护条件等情形中。为了维持法庭秩序、维护司法权威,应当承认法庭在特定情形下剥夺律师的辩护人资格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为了避免法庭权力被滥用,减少负面影响的"外溢",也应当对法庭实施这一行为加以限制,包括高度重视当事人的意愿、从严限定法庭剥夺辩护人资格的事由、严格界定作出决定的主体并规范相应的程序机制。与此同时,还应系统性地加强对辩护律师的权利救济、重视对被告人的辩护权保护。

浅论检察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兼评王玉雷案

从王玉雷案中可见,在检察环节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检察官落实客观义务、检察机关实现法律监督以及公诉权引导侦查权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中国当前的司法制度下,基于检察机关冲突的角色定位、公检之间错位的关系、检察机关"权责不一致"以及检察官缺乏客观义务的理念等多方面的原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检察环节尚未得到充分和有效的落实。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以期促进非法证据排除在检察环节得到更好的落实。

刑事错案申诉再审制度实证研究

刑事诉讼中的申诉制度和审判监督程序可概括为"申诉再审制度"。通过梳理和分析近年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的20个错案的判决、申诉、再审等情况,发现错案申诉难和再审改判难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包括:申诉案件复查的职责分工不够明确;错案申诉复查阶段的律师参与不足;自我纠错的申诉再审制度存在缺陷;认定错判的证明标准不够明确。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建立相对中立的刑事申诉复查机构,改良再审刑事案件合议庭的组成模式,明确刑事申诉案件再审的证明标准。

论电子数据的双重鉴真

作为一种对电子数据的同一性加以鉴别的方式,鉴真在涉及电子数据的案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与物证所具有的"单一载体"不同,电子数据表现出"双重载体"的特点,外在载体主要为承载电子数据的外部存储介质,内在载体则是使其证据事实被人所知悉的各种表达方式。这就意味着在对电子数据进行审查判断时,存在双重鉴真的过程,要对其外在载体和内在载体分别进行鉴真。鉴真在对证据的同一性加以鉴别的过程中,也有助于保障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和相关性。2016年出台的《刑事电子数据规定》结合电子数据的特点,发展了针对电子数据双重载体的鉴真方法,初步搭建起了内外载体鉴真不能的排除规则框架。在电子数据鉴真未来的发展中,立法者需要在有效实施鉴真方法、建立完备鉴真排除规则等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论涉案企业合规的刑行衔接及其实现

涉案企业合规的刑行衔接是制约改革走向深入的关键。立足于“去犯罪化”的刑事合规整改在预防同类以及其他违法风险方面存在不足,检察机关推动企业合规的刑事激励也在方式、范围与效果上存在局限,因而有必要在刑事程序结束后引入行政合规与行政激励。在当前的改革试点中,刑行衔接主要表现为涉罪企业不起诉后的刑行衔接以及涉罪企业与其他企业合规的刑行衔接。较为理想的制度安排是,在不起诉后的行政处罚程序中,行政机关延伸企业合规监管,激活行政处罚激励机制,引导开展行政合规,并基于合规互认予以从宽处理。此外,行政机关联合行业协会督促存在类似风险的关联企业、行业企业开展合规建设。刑行衔接目前已在试点中有大量探索,未来有必要汲取实践经验,促进刑行衔接走向制度化和长效化。

论对公诉方案卷笔录的法律限制——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视野下的考察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克服案卷移送制度以及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裁判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已成为改革的关键。在案卷移送制度难以废除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案卷笔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对其在审判阶段的使用加以严格的法律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对庭前法官接触案卷的范围进行限制,对庭前法官阅卷可能产生的预断进行限制,通过对案卷笔录证据能力的否定来限制其在法庭审理中的使用,通过集中审理原则的贯彻来限制案卷笔录对法官心证的影响。

辩护律师忠诚义务的三种模式

作为辩护律师的首要职业伦理,忠诚义务是指辩护律师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又要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在比较法的视野下,美国、德国和日本律师职业伦理中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忠诚义务模式,分别是"完全的忠诚义务"模式、"不完全的忠诚义务"模式和"混合的忠诚义务"模式。在这三种模式下,律师在辩护权的行使、利益冲突的处理、退出辩护的自由以及执业行为的边界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三种模式的形成与律师的身份定位、刑事诉讼模式、律师职业发展传统以及法律人才的培养方式等因素存在紧密联系。在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亟待重塑的我国,有必要汲取域外经验,在我国引入一种"受限的忠诚义务"模式,一方面强调律师要在法律不禁止的范围内承担积极的维护利益义务和消极的尊重意志义务,另一方面也要求律师承担有限的公益义务。

论刑事律师的利益冲突规制

作为律师职业伦理中的重要规则,利益冲突及其规制在我国刑事领域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规制利益冲突体现了律师消极的忠诚义务,是司法程序理性运行的要求,也有助于维护律师的职业形象。根据利益冲突的严重程度,可将利益冲突划分为直接的利益冲突和间接的利益冲突。基于对利益冲突的严重性、实体真实的发现、当事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律师自由执业的机会等因素的考虑,律师存在强制性规避和任意性规避两种方式。违反利益冲突规则既会使律师个人承担责任,也会带来程序性的法律后果。目前,律师利益冲突的规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在利益冲突的类型划分、律师规避、法律后果以及司法审查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徜徉于哲学与法学之间——“事实与证据:哲学与法学的对话”国际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中国证据法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讨论主题范围的日渐扩展以及程度的不断加深,证据法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越来越难以通过法学这一单一学科予以解决,急需与其他学科的学者进行对话,在这一背景之下,"事实与证据:哲学与法学的对话"国际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顺利召开。围绕"如何运用证据认定事实"这一问题,本次研讨会从"证据"和"事实"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司法认识论"、"事实认定的规则与方法"、"司法证明的标准"、"概率与证明"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精彩的观点交换与交锋,在讨论中各位学者既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也引出了许多有待深入研讨的话题。

科学证据时代下刑事法庭的证据审查

在21世纪科学证据的时代下,科学证据的运用给现代刑事法庭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一方面提高了事实查明的可靠性和准确度,另一方面也对法官的自由心证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现代刑事法庭要坚持法官的自由心证,并通过增强法官知识上的能力和加强程序上的保障,来不断提高法官审查科学证据的水平。

法学教科书的新探索——评陈瑞华教授的《刑事诉讼法》

历经多年等待,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所著的《刑事诉讼法》姗姗来迟。作为《刑事证据法》的姊妹篇,这部教科书以刑事诉讼基本问题为研究对象,以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确立的诉讼制度为基本线索,全面阐述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和基本制度,并对各种诉讼制度背后的制约因素和理论根据作出解释。

法律职业伦理的学科建设与教学模式

作为法学专业核心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的学科建设与教学模式备受关注。法律职业伦理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无法被传统的法学二级学科所涵盖,且法律职业伦理对于法学教育与法治实践的促进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应当将法律职业伦理定位为独立的法学二级学科。法律职业伦理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征,包括法学学科内与法理学、行政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学科的“小交叉”以及法学学科外与伦理学等学科的“大交叉”。从表现形式上看,法律职业伦理的规则体系是其具象层面,法律职业伦理的观念理念是其抽象层面。从规范效力来看,法律职业伦理可以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层次。法律职业伦理教学模式应当符合其学科特征,应坚持教学内容的规范化、教育方法的实操化、教育环节的全程化与教育效果的深层化。

企业合规教育的本土展开

作为舶来品的企业合规近年来在我国备受关注。身处“大合规”的时代背景,为了应对社会对合规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也为了在整体上培育基于风险防范的合规意识,我国高等院校有必要高度重视企业合规教育。企业合规作为一项新兴事物,展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具有专门的研究内容,且高度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考虑企业合规自身所具有的多元特征,围绕当前我国正在推行的企业合规改革探索、结合授课学校自身的学科优势与办学特色,企业合规课程可以分为基于系统知识体系构建的理论教学和基于实操训练的实践教学。随着我国企业合规本土实践和研究水平的不断发展,企业合规教育的未来发展将会经历三个阶段:企业合规作为法学专业选修课、企业合规作为法律硕士的研究方向、企业合规作为“法学”的二级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