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中“工商业兼地主”的政治身份认定——主要以南昌县为例

"工商业兼地主"的主要成分不是地主,而是工商业家,确切地说他们是"工商业兼土地业主",且在政治上享有"公民权"。在南昌县土改中,对"工商业兼地主"的政治身份认定,由于采取了冲击、清算与剥夺的方式,最终沦为了"地主"。土改中不断出现的侵犯工商业问题并不是群众单向的利益诉求导致的,而是自上而下综合作用的结果。

“中国当代史三校工作坊”简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渐趋活跃，尤其基于大量地方档案史料之开掘和利用的历史研究，引起大批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和积极参与，无论从学术论文的发表还是各类专著、史料集的出版以及各类学术会议的举办等，都显示出较大活力。诸多以往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史图景和地方性知识得到成功的展现与建构，尤其在新的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新的历史知识的增长等方面成效卓著.

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

1949年,在新解放地区,中共进行了紧张的支前借粮和公粮秋征运动,外加人民币贬值的损失和公债任务,造成农民负担沉重,从而导致1950年春中南各省普遍发生了饥荒。各地许多已经消失的"匪乱"重新活跃了起来,进行抗粮抢粮的请愿和暴动,一度造成政府和民众关系紧张。为此,中南局通过发动群众对"地主"进行"减租退租"斗争,成功把"农民—政府"之间的冲突引向了"农民—地主"的"阶级"矛盾。中共政权有意坚持在新解放区实行农民继续交租,后依法减租的政策,刻意推迟"土改"时间,以便有充分理由对地主阶级征收高额的阶级累进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表明,中共的"土改"并不意在简单地改变乡村土地制度,而是要把它当作新政权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依附体,以及各项行动合法性的理论源泉。

“习惯”与“业权”:明中叶以降鄱阳湖区的圩田开发与草洲使用纠纷

明中叶以后,鄱阳湖南岸的南昌、新建等县在沿湖大量修筑圩堤,新开发出数以万亩的圩田。伴随农作物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对于肥料的需求也相应地迅速增加,使得湖洲上自然生长的野草逐渐变为一种"稀缺"资源。一直以来新建与都昌两县百姓共同在被称为"三河草洲"的地方採草肥田,但在新建人正式向王朝纳粮登课之后,都昌人越湖採草的"历史习惯"与新建人对草洲"业权"的主张之间发生冲突。康熙十九年,都昌、新建两县知县曾、杨二人酌定"征银折米"之法,都昌县负责征收草租,移解给新建县,此法一直延续至晚清、民国时期。1949年中共新政权建立之后,草洲、湖港收归国有,废除了明清以来形成的私有产权体系,但新的湖区生产秩序又未能迅速建立,于是沿湖各县的草洲、渔港纠纷大量涌现。在中共政权的介入和调解下,沿湖各县群众签订了大量新的草洲、湖港使用协议。这种"协议治理"的纠纷解决模式,成为新政权应对资源、边界纠纷的主要策略。

货币、公粮与工商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财政经济的困难与重建

1949—1951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收支不平衡,赤字数额大。广大人民在欢呼“站起来”的同时,不得不背负起伴随着胜利而来的财政负担。在加强对农业税、工商业税的征收和管理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政权积极利用货币发行和公债推销等金融手段增加收入、回笼货币,在短时间内结束了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实现收支平衡。这一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政权财政汲取能力的提高。但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资源的汲取能力并非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突然大幅提高的,而是逐渐形成于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有力打击了处于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中间掮客”群体,不仅强化了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而且将财政税收重新置于中央政府的行政控制之下,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建设以及工业化战略的推行。

明末以降鄱阳湖地区“水面权”之分化与转让——以“卖湖契”和“租湖字”为中心

在产权形态上,"湖权"可分为"水面权"和"湖地权"。由于鄱阳湖是个典型的季节性湖泊,存在两个变动的物理"表面"。在"春泛渺水"时"湖权"主要表现为"水面权",但是"冬干现洲"之后"水面权"与"湖地权"兼而有之。明末以降,鄱阳湖地区存在一个活跃的"水面权"交易市场。由于水面不能像土地一样进行空间上的物理分割,"水面权"的交易无法以面积为单位进行,只能以虚拟的"股"或"分"为单位进行转让。在清代,"水面权"的交易主要有一般租佃、永佃和杜卖三种形式。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永佃"这一概念不仅存在于民间社会,而且"永佃"这种交易形式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只不过,这种"永佃"并不是一种完全的市场行为,而是受到其他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所致。

“失序”下的“秩序”: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中的司法实践——对鄱阳县“不法地主案”的解读与分析

在新中国初期的鄱阳县,一般的刑事和民事案件几乎销声匿迹。在大量的案卷中,主要以各类土匪、特务、反革命、恶霸和不法地主案为多。在新旧法制交替和没有明确法律规范的审判中,各级部门对审判对象的选择和各类案犯刑期的判定,有着很大的随意性。这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司法实践中"无序"的一面,但在审判程序上或最终的判决结果中,却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自身逻辑内的"秩序"。这种"秩序"有三个原则:一是注重群众的参与和对案犯的处理意见;二是重视审判程序在形式上的完整;三是判决的结果偏重于中共新生政权与案犯之间的历史和现行关系。

退社与外流:“大跃进”前的农民抗争——以无为县档案为中心

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对中国快速实现工业化之历史贡献卓著，是历史的一种面相；与此同时，在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的压力下，中国农民的生活日渐不自由和艰难，口粮不足一直威胁着他们的家庭生计。在“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下，“人口多劳力少”的农户生活变化尤为明显。1956—1958年，某些农民除了抢粮、闹粮和退社等正面、主动的抗争之外，还有一些消极的、退让式的抗争行为，主要包括了自杀与外流。此时，无论是地委、县委或乡社干部，以及社员，就已经在面对农村不断出现的非正常死亡现象。面对这一系列农村制度变革，农民一直在试图抗争，只是抗争的手脚被严重束缚。任何企图组织大规模集体抗争的行动，首先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口粮与资金的短缺。大规模的集体抗争没有出现，根源不全在社会控制，也在于这种“釜底抽薪”式的社会结构。反思这段历史，对于深刻理解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是有所帮助的。

统计与政治(上)

第十一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3年11月2日至3日在上海郊区的江南水乡金泽古镇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统计与政治"。本届论坛旨在聚焦中外现当代重大历史事件(如特定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等),探讨统计与政治的关系,以及统计在政治中的具体应用——在某些颇具争议的统计数据的获得上,作为"政治算术"的"统计"究竟如何扮演了别样的政治工具的角色。也许历史罕有真相显现,"统计"亦难摆脱"政治"之纠缠。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从探讨"统计"与"政治"的关系入手,撬动被"政治"密闭发酵的封缸中的历史事件,以"去政治化"的"统计",促进历史共识的凝聚。以下内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并经所有发言者校订与补充。评论及讨论部分的发言标题为编者所拟。因为篇幅所限,部分内容未能一并刊出。

历史学的研究方向与范式——曹树基教授访谈

曹老师，您好!非常高兴能采访您。据我所知，您在走上学术道路之前，是一个小木匠。那么，后来又是怎样走上学术之路的呢？为什么选择了历史学作为专业？ 我是1956年出生的，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已经做了三年的木匠。听到高考的消息后，丢下锯子，复习备考，后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曲折地录取。我是1978年3月份入学的，是不住校的“走读生”，属于补充入学的学生。

清代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建立及其演变——以江西鄱阳湖区为中心

明清时期,官方没有制定一套明确的法律体系规范渔民对沿海或内陆水域的使用。明初的湖池"闸办"与渔户"承课",虽从国家制度层面限定了谁可以在特定水域捕鱼,但没有对渔民的捕捞行为建立有效的限制规则。在湖区,来自同一个家族、村庄或使用同一类网具的渔民往往形成利益团体,以维护他们的资源份额,防止他人侵占。大多数水面的占有者并非个人,而是以家族为单位,族内的子嗣共同享有份额。那些在渔民社群中累积的"合同议约"文书,不断把民间的习惯或非正式的传统变成正式的书面规则,包括准入权、捕鱼范围、捕鱼时段、捕鱼网具等多层次的制度安排。大体而言,明清鄱阳湖区的渔民更趋向于通过建立非正式制度解决捕捞场地、捕捞时段的分配以及捕捞过程中各类船、网之间的物理干扰问题,而对渔业资源的提取困境则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事实上,鄱阳湖区渔业捕捞秩序的生成及进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从“化外之民”到“水上编户”:20世纪50年代初鄱阳湖区的“民船民主改革”运动

在明清中国,官方对于江河湖海等水域社会的管理主要依赖于税收制度、营汛驻防和不定期的船只登记。但是,因流动性大、居住分散、情况复杂,那些活动于江河湖海之中的大量渔、船户一直是国家需要面对的治理难题。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陆上社会大规模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在积极推动水域社会的民主改革,力图将国家权力深入到以往力量薄弱的水域社会。1953年初,"民船民主改革"在各大内河、湖泊水域全面展开。本文以江西鄱阳湖地区为例,主要利用沿湖各县渔政档案,以及1950年初各县党政部门处理的大量"把头"、船民的卷宗,并结合相关中共高层文献,不仅意在梳理"民船民主改革"运动在湖区的开展和实践过程,以及水域被纳入国家行政管理的过程,而且希望借此讨论水域社会船民、船帮组织的旧有复杂结构以及外力介入下的社会经济秩序重建。

近代中国城市商业活动中的“码头权”——以江西南昌市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城市许多行业中,形成了一种排他性的“码头权”。这些形式各异的“码头权”相互交织构成了近代中国地方商业运作的基本秩序。在早期,“码头权”仅指的是对某一码头享有独占排他的停泊权利。随后,人们逐渐将“码头权”泛指为“一种对某一区域或行业享有的独占营业及工作特权”。“码头权”的生发有赖于城市商业的发展,以及货物搬运需求的增加。在早期,“码头权”的获得大多依靠“先来后到”“历史习惯”“帮派械斗”等民间规则,而后有关“码头权”由来的表述开始出现“当差”等国家制度因素。“码头权”作为一种历史上层累而来的排他性营业或工作权利,也可进入市场交易和流通。其中搬运业“码头权”的交易单位多以“股”或“担”的形式出现,系以箩夫的搬运工具“扁担”或“箩筐”作为权利转让的表征。该种“码头权”纠纷很少发生在两个单独的个体之间,而更多是发生在两个群体之间,如箩帮、船帮等。其原因在于搬运业“码头权”不是个体所能轻易掌控的权利,而是多人合作的“股份制”权利。

“沧海桑田”:近代长江中游的沙洲变迁与滩地开垦

长江水道是一个开放、动态的自然系统,既有水土流失、江水泛滥、沙洲涨等自然变迁,也有人类为了在滨水低地进行土地开垦而进行的大量人为改造。江心洲属于典型的滨水低地,系长江中上游来水带之泥沙遇阻减速淤积而成的土地,必仰赖于堤坝的捍卫。堤坝作为低地社会至关重要的水利设施,实际上是国家干预与地方社会自组织治理相结合的产物。滨水人群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和改造,则主要围绕洲地的涨、开垦与治水展开,呈现“人与自然”动态制衡的演进过程。晚清以来,张家洲北汉逐渐发育为弯弓型河道,北岸受水流冲刷加速崩塌,南岸则逐渐淤积出水,形成“北崩南淤”的态势。原来居住长江北岸的各姓居民先后奔赴南岸垦荒,致使新淤洲地争垦纠纷不断。各群体通过组织超越村落和家族的垦团,并积极利用垦荒条例或土地法规来实现各自的占垦诉求。这表明,近代国家及其制度建设在新淤洲地的“确权”过程中扮演了比过去更为重要的角色。

从租客到铺东:清至民国城市店铺产权形态的演变

在性质上,“铺底权”与我们熟知的“田面权”相似,指的是在租赁过程中铺客投资于他人之土地及其建筑物上而生出之物权。但是,“铺底权”的内涵却远比“田面权”复杂,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核心要素:一是不动产铺房的永久租赁使用权;二是商铺装修与经营添置的动产,包括家具、设备、货物、门窗、牌匾等;三是商铺经营形成的无形资产,包括商业信誉、顾客群体、招牌字号等。在清代,铺底尚属民间的商业习惯,铺底的倒卖与转让无须向国家纳税,证明铺底之存在的关键凭证是一系列的民间交易契约。进入民国之后,在延续旧有习惯的基础,上,大理院、司法院的判例都对“铺底权”给予了正式承认,视其为一种具有效力的法律物权。然而,现代国家并不总是从“财政汲取”的立场来保护和维持“铺底权”,反而为了建立更为“清晰和简单”的产权治理体系,对此习惯物权采取了消极态度,不仅逐渐限制“铺底”的创设,而且还禁止铺底的买卖、租赁等市场行为。

“封船打差”: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赣北区的田粮运输——以都昌县档案为中心

自1941年国民政府推行田赋征实政策起,大批量赋谷的调运就成为了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难题。在广大的南方地区,田粮赋谷主要依靠水上运输。为了维持田粮运输的顺畅运行,国民政府在国统区推行"封船打差",强制征雇民船为其运输田粮赋谷与军事物资。在"封船打差"的地方运作过程中,船只征雇秩序的混乱,经办人员的敲诈勒索,船户的逃避承差等,都使得都昌县政府难以按期完成征雇任务,田粮运输也因此大受影响。而在"封船打差"的背后,水上保甲并没有起到当时设计者预期的管理船民和征雇船只的作用。国民政府对于水域社会的有限控制,其实是处于一种相对虚弱的状态。国家的力量难以有效渗透到水域社会,是"封船打差"政策难以推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时财政下的商会整合与商民应变——以20世纪40年代的唐江镇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为应对抗战建国之需要,国民政府积极颁布商会团体管制法令、推行县政建设运动,以增强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随着战时商会政策的出台与落实,以及战后商会与商业秩序的整理与重建,新南康县政建设运动逐步强化了政府对唐江镇商会及其同业公会,乃至下属各营业商号的控制,进而促使基层商会逐渐成为政府征税的代理人。由此,政府与商人的关系越趋紧密,而矛盾也日益凸显。一方面,地方财政不容乐观,政府需要商人的支持,力图吸纳和笼络一些有势力和资本的商人,以扩大战时状态下的财税收入;另一方面,商人群体为了提升对地方政治经济事务的话语权,主动参与地方政治的热情也越来越高,试图以金钱换秩序。然而,这并不意味地方政府可以实现对镇商会的绝对控制,双方始终处于一种既合作又博弈的状态。抗战胜利后,唐江商人在地方参议员选举中获得一定席位,提高了他们在地方事务上的话语权,部分制衡了政府对商会的控制力。

第四届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8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发起了中国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旨在鼓励青年学者关注经济史研究的基础问题和前沿研究,促进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该研讨会至今已连续举办三届,分别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19年)和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0年)承办,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在青年学者中亦取得了热烈的反响,已经成为经济史领域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

“从水出发的中国历史”第二届水域史工作坊纪要

"水"之于中国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但以"水"为视角观察中国历史,能获得怎样的认识?2019年7月16-17日,来自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吉首大学以及云南大学等单位的25位学者聚首春城,参加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承办的第二届水域史工作坊,讨论“水”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关系。

清代四川津贴与捐输的兴起及其制度演进

田赋及其附加税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议题。清代四川津贴由地方官自行按粮摊征到征银,如同田赋正额;捐输从地方官劝捐到按粮摊征。咸同以降,川省财政支出日益加增,四川总督按年奏征津贴与捐输几成定例,可视作“非正式”的田赋附加税。晚清四川学额、中额增长,实由津贴与捐输“合力”所致。基层州县津贴与捐输的征解,往往由乡村职役、衙门差役共同完成,与地丁银征解系统无殊。受行政与财政改革、地方权势转移、办理地方公事等影响,基层州县津贴与捐输的经收公局及其局士构造均有变化。津贴与捐输制度,为审视晚清社会变迁与财政结构变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提供了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