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企业生产率与技能溢价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劳动力(技能工和非技能工)和生产者的两部门"效率工资"拓展模型,试图从企业生产率的视角理解最低工资如何影响技能溢价。理论分析表明,在最低工资制度的外生冲击下,企业生产率在技能溢价的形成中同时扮演着"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双重角色,进而本文提出两个基本命题。随后,利用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251个地级市统计数据,展开了系列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最低工资与技能溢价显著正相关,具体表现为:企业生产率越高,最低工资对技能溢价的正向作用越大;最低工资显著改善了企业生产率,从而扩大了技能溢价。由此可见,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不能抑制技能溢价,反而加剧了这一现象。

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研发创新:“挤出”还是“挤入”

面对日益凸显的"脱实向虚"格局,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将发生相应转变。本文利用2007—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半年期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并考察了上述关系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实证结果显示,金融资产配置会显著降低当期企业研发创新,但金融资产持有份额有助于推动未来时期的企业研发创新,而金融渠道获利则呈现抑制效应。同时,上述效应在不同子样本依旧存在,但金融资产持有份额的作用在私有企业中更为凸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金融资产持有份额和金融渠道获利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前者更多是"蓄水池"的功能,而后者更多是"替代品"功能。因此,为避免过度金融化带来的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加强对企业金融渠道获利的监管显得尤为关键。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立足于金融部门的视角,从需求跟进论出发,对银行和股票市场在经济增长进程中的演化重要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时验证了两者与保险市场的作用关系。传统的OLS、GMM估计发现,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而股票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经济增长。时变参数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近年来股票市场的演化重要性越来越大,而银行信贷则呈现轻微下降的趋势。

金融结构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门限效应研究

一国金融结构决定了实体经济面临的金融服务类型与质量,并通过信贷配置功能影响收入分配。基于1996-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以金融发展规模及其结构特征作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与收入不平等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结构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整体和农村层面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但在城镇层面未得到验证。具体而言,随着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提升直接融资比例对整体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缩小效应凸显,但在农村层面的积极作用趋于弱化;随着直接融资比例的扩大,金融结构对整体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缩小效应减弱,但在农村层面得到强化。兼顾金融发展的规模与结构,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管制,以提升直接融资比例,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

两因子随机死亡率状态空间模型及长寿风险测度

引入状态空间模型对传统两因子CBD模型拟合阶段和预测阶段进行联合建模,并基于卡尔曼滤波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进一步考虑到死亡率数据的小样本特征,结合Bootstrap仿真技术和生存年金组合折现模型对长寿风险进行测度。利用1996~2011年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结合模型解释能力、参数估计结果和误差项正态分布检验结果,两因子状态空间模型要优于传统CBD模型;年金组合规模的扩大可以消除微观长寿风险,但不能消除宏观长寿风险和参数风险;宏观长寿风险占据着不可分散风险的主导地位。

金融部门人力资本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近年来持续推进的金融体制改革并未明显改善实体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短贷长投”之谜亟需得到诠释.本研究以人力资本不断流向金融部门作为切入点,基于“固定资产投资-短期负债”敏感性的检验框架,试图提供一种可行解释.本研究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金融部门的人力资本配置,结合2008年中国经济普查微观数据库构造地级市层面的度量指标,并匹配至2011年—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开展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伴随着金融部门人力资本的提升,短期负债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正向作用被强化,且该效应在信息不对称严重的企业和地区更为凸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部门的人力资本上升强化了信贷供给方的市场势力,企业债务期限显著降低,具体表现为短期负债增加而长期负债减少.本研究结论表明,人力资本偏向金融部门导致债务期限结构与长期资金需求无法有效匹配,是中国实体企业“短贷长投”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瞪羚企业的创新溢出效应——影响及作用机理考察

以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为支撑的瞪羚企业除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外,还可能对现存企业具有创新溢出效应。本文通过爬取超过2万家我国瞪羚企业的详细信息,系统考察瞪羚企业对上市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上市企业周边瞪羚企业数量和平均创新水平显著提高了上市企业创新绩效。机制检验表明,瞪羚企业的创新溢出效应主要作用渠道如下,第一,通过知识溢出影响上市企业创新;第二,通过促进与瞪羚企业合作研发继而提高了企业创新绩效,表明瞪羚企业的创新溢出具有“合作效应”;第三,通过“竞争驱动效应”影响上市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表明,在知识广度较低的上市企业、非国有性质企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好的地区中,瞪羚企业的创新溢出效应更为明显。本研究结果为企业如何借助瞪羚企业等新创企业的创新溢出来提高自身创新能力提供实践启示。

高等教育与大学毕业生认知能力--来自高校扩招的证据

高校扩招后大学毕业生的能力下降了吗?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争论焦点。基于2014年和2016年的CFPS数据,本文利用数学计算能力和算术推理能力来识别教育的人才培育功能,利用识字能力和记忆能力来识别教育的信号筛选功能,系统比较了扩招前后大学毕业生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基于队列—双重差分方法的估计结果表明:首先,相对于高校扩招之前,扩招后大学毕业生的数学计算能力和算术推理能力显著提升,但其识字能力和记忆能力没有显著改变。其次,扩招后大学毕业生认知能力的提升不因城乡、性别、扩招幅度与本专科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最后,机制分析表明,大学期间的学业竞争和培育质量对扩招后大学毕业生认知能力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的发现支持了高等教育对大学生能力的提升得益于教育的人才培育功能,而非筛选功能。

中国实体企业的金融化分层与投融资决策影响机制

本文将金融资产划分为流动型和投资型两大类,引入传统的三期动态投融资模型并拓展到无限期框架,系统考察了金融资产配置如何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理论表明,流动性金融资产有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并促进未来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即扮演着“蓄水池”功能;而投资性金融资产在提升企业杠杆率的同时会挤出未来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即扮演着“替代品”功能•特别地,流动性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功能在不同期限保持一致,但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替代品”功能在长期将发生反转,资金池增加会降低企业在未来时期的杠杆率并促进固定资产投资•随后,本文基于2007年~2019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半年期数据,以金融资产持有份额和金融渠道获利分别作为流动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金融资产的度量指标,利用多项式逆滞后(PIL)框架实证检验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投融资变动的时变影响,结果证实了上述理论推断.

经济金融化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通过构建包含厂商、家庭和银行的AD-AS产品市场均衡模型,本文推导得到企业目标资本结构的测算方程.在此基础上,以金融渠道获利作为经济金融化的度量指标,基于2007年~2015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半年期数据,系统考察了经济金融化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及其偏离度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企业资本结构偏离度越大且调整速度越慢,尤其在非国有企业、过度负债企业和小规模企业更为凸显,即存在非对称效应.此外,本文还发现经济金融化显著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偏好改变及抵押担保能力下降有助于理解其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负向作用.可见,基于金融渠道的获利模式促使企业形成对高杠杆率的路径依赖,加剧实际资本结构与目标值的偏离度,从而不利于宏观去杠杆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家族企业形成方式、风险偏好与对外直接投资

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系统考察家族企业形成方式如何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发现,创业家族企业与改制家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更倾向于在东道国以新设实体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且投资规模更大。特别地,当家族所有权较高、家族化年限较短以及董事不存在海外背景时,家族企业形成方式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更强。进一步地,机制检验表明改制家族企业具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投资决策更加审慎、稳健。相较而言,创业家族企业具有更强的创业导向和风险偏好,承担风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更强。在克服模型内生性、排除竞争性解释和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研究验证了家族企业形成方式的组织印记效应,有助于理解家族企业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差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实体企业"短贷长投"

如何理解我国实体企业"短贷长投"现象是现阶段"稳金融"工作的重要命题之一.本文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切入点,系统考察"固定资产投资-短期负债"敏感度的动态调整,试图提供一种可行性解释.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提升了短期负债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正向作用,且该效应在信息不对称严重、风险偏好程度高及实体投资需求大的企业更为凸显.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短贷长投"行为的促进作用取决于长期资金缺口,而且"短贷长投"行为损害了企业经营绩效,排除了企业"短贷长投"行为"有意为之"假说.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使金融机构变得更加谨慎,中长期贷款减少导致企业债务期限显著缩短,具体表现为短期负债占比上升而长期负债占比下降.本文结论表明,通过强化金融机构的短期信贷合约偏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与长期资金需求无法有效匹配,进而加剧了实体企业"短贷长投"行为.

利率市场化、债务软约束与信贷所有制歧视

由于政府“父爱效应”导致的债务软约束问题,国有企业往往能比非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这种所有制歧视普遍存在于中国信贷市场中。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否减少信贷所有制歧视。研究发现,在贷款利率管制时期,国有企业的负债率要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但在贷款利率管制取消之后,国有企业负债率呈下降趋势,而非国有企业负债率呈上升趋势,两者差额趋于减小,这意味着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信贷所有制歧视程度有所下降。本文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企业和非银企关联企业中,利率市场化改革减少信贷所有制歧视的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利率市场化通过加强银行竞争和减轻债务软约束,减少了信贷的所有制歧视。本文的研究对于政府如何利用利率市场化改革来消除信贷所有制歧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最低工资标准的资源错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分析

通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251个地级市统计数据,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离散程度作为资源错配的度量指标,本文实证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资源错配的影响,并重点探讨了潜在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有利于改善资源错配,且该效应在东、中、西三大区域趋于增强。同时,最低工资标准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资源错配具有异质性影响,伴随着国有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资源错配得到改善,非国有企业和出口企业并未受到显著影响。进一步的传导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通过增加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和对企业生产率的非对称提升作用两条途径,最低工资标准使得企业生产率的分布收紧,从而改善了资源错配。此外,上述机制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从而使得最低工资标准的资源错配改善效应存在异质性。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而言,企业生产率的非对称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对于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而言,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尽管最低工资标准在短期内可能会通过推动劳动成本上升而降低社会就业,但从长期看有助于通过"倒逼机制"来改善资源在不同企业间的错配,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

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效率提升--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经历了长时期的市场化改革,中国金融体制依旧存在着众多非市场因素。信奉金融自由化信条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倾向认为,中国金融体系必定存在严重的低经济效率。本文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算了2000~2013年中国的省级绿色发展效率,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随后构建Tobit模型从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两方面全面考察了金融体制改革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效率测算结果显示,绿色发展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整体较为低下且呈现"U型"的演化趋势,而规模效率较高并呈现先上升后稳定的态势。进一步的计量模型发现,金融发展显著改善了纯技术效率,并足以弥补其对规模效率造成的损失,从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增长。特别地,金融结构与经济效率显著相关,股票市场较银行业更有利于提升经济效率。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强化了金融体制改革对经济效率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坚持市场化改革导向,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并辅之以合理的金融资源分配政策,将有助于实体经济的长期增长。

金融资产配置、宏观经济环境与企业杠杆率

本文利用2007-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半年期数据,系统考察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宏观经济环境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金融资产持有份额上升有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而金融渠道获利增加显著推升了企业杠杆率,且上述效应主要体现于短期负债。同时,在经济增长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被弱化。本文结论表明,金融资产持有份额扮演着"蓄水池"动机,但金融渠道获利刻画的"金融化"特征反而会加剧企业杠杆率。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杠杆"进程中,需要特别关注企业对金融渠道获利的过度依赖,企业对高杠杆的路径依赖将不利于宏观层面的去杠杆。

要素重置、经济增长与区域非平衡发展

研究目标:要素错配对经济增长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影响。研究方法:运用提出的测算框架将经济增长分解为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和资源配置效率,并通过构建反事实框架重点探讨要素错配如何影响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研究发现:2000~2013年要素再配置仅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9.2%,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积累和部门全要素生产率;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要素错配和要素禀赋分别可以解释区域非平衡发展的56.5%、30.7%和12.8%;要素完全有效配置将使得人均真实收入年均增加31.4%,但提升空间趋于缩小。研究创新:拓展传统经济增长分解方法并构建反事实框架研究要素错配的经济效应。研究价值:有助于深入理解要素配置在经济增长和区域非平衡发展中的重要性。

金融结构影响收入不平等的边际效应演化分析

现有关于金融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多集中于金融发展的规模因素,忽略了金融结构的重要性。考虑到当前阶段中国仍处于"金融抑制"状态,如何将有限的金融资源分配到不同金融部门尤为关键。基于金融部门与结构特征的双重视角,在1996—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对不同区域(城镇、农村和整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其边际效应的动态演化特征。全样本估计结果发现,提升直接融资比例有利于缓解农村和整体两个层面的收入不平等,但在城镇层面不存在积极效应。同时,金融结构在不同时期的边际效应存在结构性突变,2002年后仅在农村层面存在缩小效应。进一步,面板分位数估计结果表明,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恶化,金融结构在农村地区的缩小效应凸显并趋于增强,而在整体层面趋于稳定。由此可见,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管制以提升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

最低工资制度、生产率与企业间工资差距

本文利用251个地级市统计数据和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试图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理解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显著改善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该效应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趋于减弱,即存在非对称特征。同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决定平均工资上涨的重要因素,越是人均工资低的企业,生产率对工资上涨的正向作用越大。由此可见,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有利于降低企业间工资差距。此外,地级市层面、双重差分估计及联立方程组等系列稳健性检验仍支持上述结论。

金融结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基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双重视角的研究

基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双重视角,本文试图研究金融结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在系统梳理金融结构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上,本文结合中国发展现状提出了待检验的系列研究假说,并采用1996-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理论分析表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对金融服务的可获得能力存在差异,致使金融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直接影响;金融结构通过信贷配置功能影响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间接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提升直接融资比例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直接的缩小效应,并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加速城市化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且城市化的中介作用要强于经济增长。由此可见,以"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为导向,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管制以提升直接融资比例,将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