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的理性思辨——兼与台湾中央警察大学余振华教授商榷

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存在的法理根基是对个人自由独立性的保障,亦是该理论所要求和体现的价值,其新客观违法性理论弥补了主观违法性理论与旧客观违法性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缺陷与矛盾,这对我国目前的刑法犯罪论体系的改革与重构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司法过程中仍应坚持"刑事违法性",这是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形式合理性所决定的。

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的开放性启示

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存在的法理根基是对个人自由独立性的保障,此亦是该理论所要求和体现的价值,其新客观违法性理论弥补了主观违法性理论与旧客观违法性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缺陷与矛盾。行为无价值是以结果无价值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这对我国目前的刑法犯罪论体系的改革与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来说,在司法过程中仍应坚持"以结果无价值为基础的行为无价值二元论",这是由法制社会所要求的形式合理性所决定的。

论信赖原则的法社会学根基

风险社会是科技急速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必须接受的现实。为适应无处不在的风险,不少国家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策略,但这无可避免地加剧了个人的危机感。风险社会学家对此进行了理性反思,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是价值理性的回归,重建社会信任。在刑法领域,信赖意味着宽容,意味着行为人不必负担过重的注意义务,并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是法的中立性与均衡性的体现。

论刑法中的信赖原则

信赖原则作为过失犯罪概念中注意义务的认定基准,是资产主义的发展在刑法理论上的必然结果。其立论根基是刑法的"谦抑性"与"人道性",因为信赖原则强调在过失危害发生的情况下,应充分考虑个人行为的可非难性,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从理论意义上看,社会相当性理论、被容许危险理论以及危险分配理论是信赖原则的理论根基,而危险分配理论又是产生信赖原则的直接原因。

对大陆法系刑法中犯罪过失理论的整体性反思

中国刑法典中的过失概念将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两者结合同时分析并判断过失之内涵。美国模范刑法典与德日刑法学理论都只是从认识因素角度对过失内涵加以界定。大陆法系刑法学中犯罪过失概念的再认识有其必要性,过失犯罪整体概念中的注意义务与注意能力系其概念之内涵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德日刑法中犯罪过失概念的理论重点在于行为人在违反注意义务的情况下实现犯罪构成要件。其中,注意义务分为预见义务与回避义务。过失犯罪之行为不法的认定基准不只在于注意义务违反性,而更在于行为人有预见且回避结果发生之能力,却未尽力去避免。中国传统犯罪过失理论通说是以"4要件"为基础并进而展开相关专业性阐释与研究,但司法实践中对犯罪过失之判定却缺乏可行的规范性标准。基于人权保护与保障理念,中国刑事立法及其理论研究应该更加积极地阐释与分析犯罪过失客观事实上的"过错归属性"问题。

论风险社会与刑法中的信赖原则

风险社会是由科技急速发展的结果。为适应各种需要,新自由主义开始由一种学术理论进一步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与范式化。风险意味着新的契机与挑战,而阻击"风险"在于信赖,彼此信赖的人们更具有能动性、积极精神与自由。通过对信赖原则在当今社会的巨大功效及其所具社会进步意义之探讨,论证了信赖原则概念的人文主义根基。

对风险社会中刑罚价值立场的整体性反思

风险社会是科技急速发展的结果。为适应各种需要,刑法要如何去找出损害与利益的平衡点,做出适切的利益分配,这是我们的焦点。即使再强调重刑主义,我们也无法驱散内心对风险的恐惧以及工具理性对人性的抹杀。其实,非重刑化与风险加剧之间的不均衡性却反映着其本身最深刻的均衡。

论医师组织协助义务框架中的客观归责与信赖原则

客观归责如何在医师组织协助义务框架中得以适用,是困扰刑法理论及其实务的一道难题。在组织医疗分工行为中,为防止医师及其辅助人员出现技术性瑕疵之危险,医师必须有效履行组织与协调义务。若没有组织分工与彼此协调,而病人因此出现危害结果,相关医师就无法主张信赖原则并以此排除其行为客观归责之判断。

论刑法中信赖原则的历史定位与体系地位——以德日刑法犯罪论发展史为视角

刑法中的信赖原则作为在一个共同参与社会分工团体行事的法则,通过分析其与刑法学相关理论概念历史性变革的关系,阐明该原则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信赖原则如何影响注意义务来否定过失责任的承担。信赖原则作为构成要件中的阻却事由,其关注重点在于面临危险时是否采取了合理地回避结果发生的措施。

论现代刑法中信赖原则法理之适用——以组织型医疗过失犯罪为视角

判断信赖原则如何具体地在组织型医疗体系中得以适用,这是困扰刑法理论及其实务的一道难题。论题从自由执业医师之间以及医院各科医师中的归责评价与信赖原则适用判断出发,对处于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中不同医师之间适用信赖原则的情况予以分析,并结合涉医刑事司法实践,进一步明确相关医疗行为之客观注意义务的范畴及具体情况中客观归责之判断与信赖原则之适用的角力空间。

论刑法中信赖原则适用要件及界限——兼述其与客观归责理论的关系

通过刑法中的信赖原则概念理解,论证信赖原则适用客观要件是其主观要件适用的前提。对于信赖之存在性以及相当性的判断,必须结合具体的客观事实进行具体的认定,即只有在一定社会中具有社会相当性的场合,才能肯定信赖原则的成立。并通过分析信赖原则与客观归责理论的关系,进一步论证了客观归责理论对信赖原则限定适用的机理。

刑事司法语境中恶意欠薪入罪化的体系性反思

《刑法修正案(八)》新增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国家机关是该罪的犯罪主体。欠薪行为入罪化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具有恶意。"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规定对关于恶意的证据认定做了有力补充。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为结果犯,影响该罪成立的是追诉时效。该罪的免责条款规定较为严格,而这实际上与该罪设立之初的立法原意相违背,应当予以修正。

新论近现代技术进步与哲学和刑法学发展之辩证唯物关系

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刑事法"理念"的进步与发展。技术发展与古典犯罪论体系和晚近犯罪论体系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康德法权哲学思想对于"构成要件"这种法实证主义所要求体现的模型具有所谓"康德式"的批判。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晚近犯罪论体系中的较量以及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技术条件下的变异。

“恶意欠薪”入罪化的体系性反思

"恶意欠薪"入罪化弥补了现行刑法的局限性,完善了规范劳资关系的法律体系。"恶意欠薪"入罪后的司法效果及其司法资源是否过度消耗不应作为其立法判断的必要条件。"恶意欠薪"行为主体、犯罪数额及其免责意义有待进一步的思考。"恶意欠薪"入罪化还存在体系性"短板",需进行制度性完善。

新论财产罪法益——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纵观财产罪法益的发展史,各种学说层出不穷,可谓百家争鸣,但终究莫衷一是。侵犯财产罪的法益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国刑法学界,对其界定不一将直接影响各种行为的性质与认定。各国学理与司法实务中存在各种争议,重新审视财产罪的法益势在必行。反思财产罪法益,借鉴民法占有的事实推定与权利推定理论,将刑法上的占有“拟制为所有”,非法之债“拟制为债权”,把此两者纳入财产罪法益的范围之中,重构新的财产罪法益体系并将其分为三个地位不同的层次予以解析,进而提出“法益抵消原则”,这为一系列侵犯财产罪的疑难问题分类释疑提供新思路。

对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的整体性反思——兼与台湾中央警察大学余振华教授商榷

对个人自由独立性的保障是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存在的法理根基,亦是该理论所要求和体现的价值。新客观违法性理论弥补了主观违法性理论与旧客观违法性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缺陷与矛盾,这对我国目前的刑法犯罪论体系的改革与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具而言之,在司法实践中仍应坚持"刑事违法性,"这是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形式合理性所决定的。

论社会压力与贪官人格的形成——对现有“涉贪主体人格心理分析”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不良压力,影响甚至改变着其自身保持较为稳定状态的人格中的"可变成分",并进而产生贪官们特有的心理与行为表现。人格不同于心理,也不同于特定行为的外在表现。人的"需要"膨胀应当是与社会文化有关。显而易见,除去无道德评价意义的本性"冲动"的"贪婪"是一种社会的"催逼",是社会发展压力下的必然结果。人们不得不做出更多更快的自我调整来应对更多压力的到来,即使这份"调整"是在违背道德与法制。

论医疗过失犯罪中信赖原则法理之适用——以垂直型组织医疗分工实践为视角

判断信赖原则如何具体地在垂直型组织医疗体系中得以适用,这是困扰刑法理论及其实务的一道难题。医师对医疗协助人员遴选、监督、任务交付中的信赖原则适用判断,即对医师与病人、受过培训或者未受过培训的辅助人员之间适用信赖原则的情况予以分析。结合涉医刑事司法实践,进一步相关医疗行为之客观注意义务的范畴,明确具体情况中客观归责之判断与信赖原则之适用的角力空间。

对现代医疗过失犯罪中注意义务理论的整体性反思

通过现实案例比较分析,对医疗过失犯罪中医师之医疗行为及其注意义务予以理论分析。医疗组织分工之外的单个医师之注意义务,即单个医师所要履行的注意义务,具体为说明义务、亲自诊查义务、转诊时之注意义务。违反说明义务之行为在刑法意义之构成界定上存在争议。亲自诊查义务在现实状态中实存操作上的困难性。在医疗过失认定中,转诊义务与转诊时之注意义务两者存在内涵差别。医疗组织分工中的医师注意义务不再是涉及单个医师之注意义务,而是指在医疗组织分工过程中的医疗行为之注意义务,譬如监督义务、服从指示义务以及组织协调义务。

论风险社会中刑罚价值立场的抉择性反思

风险社会是由科技急速发展的结果。为适应各种需要,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理论、学术而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范式化。阻击'风险'在于信任;彼此信任的人们更具有能动性、积极精神与自由。个体化的过程是充满矛盾的、混合性的、多元作用力角逐的过程。刑法要如何去找出损害与利益的平衡点,做出适切的利益分配,是我们的焦点。即使再强调重刑主义,我们也无法驱散内心对风险的恐惧以及工具理性对人性的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