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就业改善——来自长三角地区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长三角地区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评估了各城市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通过采用时点固定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长三角地区就业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近十年来,长三角地区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有显著提升,但各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发展差距,出现不平衡现象。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就业具有明显的促进效果。在长三角地区内部,数字经济对上海等核心城市的就业起到全方位、多角度的促进作用,而对于其他非核心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仅对就业规模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应大力推动长三角地区内部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加快缩小“数字鸿沟”。同时,对于非核心城市,应促进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加速数字产业化进程,积极培养优质数字人才,实现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就业质量的持续提升。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立法推进研究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的建设对于深入推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存在政策优势明显、企业下沉积极和发展潜力巨大的特点,但也面临着服务能力急需提升、农村物流信息化程度偏低和可持续发展保障力度不足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应当认识到立法对于推动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必要性,通过加快推进物流专项立法、号召制定农村物流服务标准条款和立法推动农村物流信息化建设的路径助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

脂质包衣的姜黄素/玉米醇溶蛋白纳米粒的制备及性能表征

以磷脂及玉米醇溶蛋白为载体材料,采用“两步法”构建了脂质包衣的姜黄素纳米负载体系。首先利用溶剂共沉淀法制备姜黄素/玉米醇溶蛋白纳米粒,然后将脂质体与姜黄素/玉米醇溶蛋白纳米粒共同挤压过膜以制备脂质包衣的姜黄素纳米粒。制得的纳米粒粒径较小(90 nm),粒径分布(polydispersity index, PDI=0.234)均匀,同时具备较高的包封率(95.3%)和载药量(17.8%)。随后研究了不同姜黄素纳米粒在不同pH、光照、高温条件下的稳定性、抗氧化活性及模拟胃肠道环境中的释放行为。稳定性实验表明,相较于未包裹的自由姜黄素及未包衣的姜黄素/玉米醇溶蛋白纳米粒,经脂质包衣后,颗粒具备更好的水分散性、光热稳定性以及抗氧化性,同时体外释放实验也表明,脂质包衣的纳米粒能够更有效地阻止姜黄素在胃部的泄露,提高姜黄素口服递送至小肠的效率,且在小肠部位缓慢释放。由此说明,脂质包衣的玉米醇溶蛋白纳米递送体系能够显著提高姜黄素的水分散性、理化稳定性及口服递送效率,扩展了姜黄素在食品工业及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

我国股东提案权的保护机制研究——以《公司法》修改为视角

我国现行《公司法》对股东提案权制度的规定尚较粗略,导致股东在行使提案权时,常出现行权受阻或救济不力的现象。股东提案权的实现对于维护公司中小股东权益、避免董事会专权和激发公司运营活力等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亟须完善我国股东提案权的保护机制。通过研究域外法对股东提案权的保护,总结其立法经验,再结合我国实际加以本土化改造后可得出改善策略,以保障股东提案权的行使。借助修法契机,同时考虑公司治理的新特点,提出从保障行权和完善救济措施两方面入手完善我国股东提案权的保护机制。

新《职业教育法》背景下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法治推进路径

推进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是我国在新征程上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新《职业教育法》的颁布施行为探寻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法治推进路径提供了契机。现代化的农村职业教育在保障教育公平、培养新型农民和打造善治乡村等方面作用明显。当前推进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面临着无法适应农村“空心化”、办学条件落后、合作匮乏和教育同质化现象严重的问题,总结其困境成因是办学定位模糊、配套制度不健全和政府作用发挥有待提升。未来应在法治轨道上从明确办学定位、健全配套制度和全面提升政府投入力度这三个方面推进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

我国“过劳死”法律救济与完善路径研究

近年来我国“过劳死”现象频发且有年轻化趋势,在此问题上暴露出法律救济不力的问题。通过对相关理论的诠释和对现状的分析,发现当前我国“过劳死”法律救济存在无法可依、劳动监察执法不力和工会组织作用较弱的困境,本文提出从完善立法和多方防控两个角度对此困境进行破解的建议。

数字赋能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问题与出路--以浙江省“大综合一体化”模式为例

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是新时代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数字赋能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浙江省是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大综合一体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省份,对其基层综合行政执法的数字赋能实践进行实证考察具有代表意义。我国数字赋能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地方立法保障不足、个人信息安全隐患加剧和对数字执法中算法的制约缺位。未来数字赋能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应从三方面进行重点推进。第一,发挥地方立法保障作用;第二,重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引入个人信息保护独立监管机构,合理限缩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之范围;第三,加强对数字执法中算法的治理,公开算法记录,解释算法规则,以及厘清算法责任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