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出口韧性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识别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因果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出口韧性,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改变关键变量衡量指标、改变回归样本、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成本节约效应和国内价值链延伸效应是数字经济提升企业出口韧性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企业、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带来的是“数字红利”而非“数字鸿沟”。

知识产权保护与偏向性技术进步

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影响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构建了基于开放贸易框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模型,采用标准供给面系统方法测度了我国各省份的偏向性技术进步程度,并结合我国200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丰富了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1)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会促使我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在采用工具变量法、替换解释变量、Probit面板估计以及采用PSM-DID估计后,结果依旧稳健。(2)知识产权保护对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知识产权保护对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在中、西部省份和知识产权保护弱省中更强。(3)从影响机制来看,国际贸易是知识产权保护影响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其中进口贸易起正向促进作用,出口贸易则发挥了负向抑制作用。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出口产品质量与工薪差距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以及WIOD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和年鉴数据,经验分析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化对工薪差距的影响以及出口产品质量在全球价值链与工薪差距关系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对工薪差距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会提高产品质量,产品质量提高又会扩大工薪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开展混合贸易的企业和民营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对工薪差距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只开展一种贸易方式的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的提升不影响工薪差距。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升低技能劳动人力资本水平,增加高技能劳动供给,将缩小工薪差距重点放在提高低技能劳动的收入水平上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分析——以辽宁省为例

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是高技术密集型和高层次人才密集型的产业领域,具有附加值高和融合能力强等特征,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制造业的全面、深入融合,将对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辽宁省为例,首先分析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机理。其次从产业基础、人才资源与制度保障等层面分析文化创意设计与制造业融合的基础。然后探讨推进产业融合的三种模式,最后着重分析推进辽宁文化创意设计服务与制造业融合的实施路径,即发挥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的先导产业作用、培育市场体制基础、推动产业集聚、发挥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园区的先行先试效应和结合《中国制造2025辽宁行动纲要》推进融合。

中日机电产品生产分工发展的实证研究——基于零部件贸易分析

本文对中日机电产品零部件贸易发展概况、产业内贸易水平及类型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此揭示中日机电产品生产分工的历史演变规律及最新进展情况。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机电产品零部件贸易经历了显著的增长,其分工格局已经实现了由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的深刻转变。但是,中国在中日生产分工体系中居于价值链末端的地位依然未得到改变。中国政府和企业需采取大力培育规模经济、促进产品差异化、发展对日直接投资及高效整合产业链等措施,进一步推动中日产业分工的深化,并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中国反倾销立案调查现状及特征分析

本文通过对我国反倾销立法变迁以及反倾销立案调查的现状分析,总结出在新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我国反倾销立案调查存在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第一,反倾销立案调查数量稳步增长;第二,反倾销立案调查对象和涉案产品较为集中;第三,反倾销立案调查最终判定结果为征收反倾销税的概率和到期复审率较高。并对产生这些特征的原因进行了简要分析,同时提出了一些在反倾销政策制定方面的建议。

出口产品质量与工薪差距——基于中国行业层面数据的研究

使用CEPII中BACI-HS02微观贸易数据库,运用"质量-调整"价格法测算了中国行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并选取2007~2016年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的相关数据,借助OLS法以及差分GMM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出口产品质量对工薪差距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工薪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将通过技能溢价机制和利润分享机制扩大工薪差距,劳动生产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扩大工薪差距也具有显著影响。技术进步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质量对工薪差距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调节效应,其中技术进步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则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稳健性检验表明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为缩小工薪差距,政府应加大对低技能劳动力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企业应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力度,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技能水平。

金融危机下中国与日韩产业内分工合作研究

本文通过对2004～2009年中国与日本和韩国机电产品零部件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金融危机后中国与日韩产业内分工的发展态势与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危机下中国与日韩的产业内分工体系仍保持基本稳定,产品内分工仍是中国与日韩生产分工的重要形式,同时最终产品贸易比重在不断上升,中日韩之间正在形成中间产品生产与最终产品消费的新的"复合型"产业内分工发展机制。中国在东亚产业内分工格局中不仅作为生产基地而且作为消费基地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中日韩应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实现区域内产业内分工体系的重构。

中国农业向东盟国家“走出去”战略研究

在当前我国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大对境外特别是周边国家农业投资力度,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对缓解国内农业生产资源短缺局面,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东盟国家自然资源丰富、耕地开发潜力巨大,但农业发展相对滞后,今后势必成为我国农业境外投资的重点区域。我国应根据东盟各国农业比较优势,对未来东盟各国在我国构建农业境外直接投资体系中的不同角色类型进行准确定位,即耕地开发、战略性农产品加工与高附加值农产品养殖三种类型。同时,在企业与政府层面分别实施投资多元化、生产经营本地化、强化金融、财政、保险支持与建立投资统筹机构等战略。

开放经济下我国东北三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效性分析

随着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活动对环境问题的影响日益显著。本文选取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东北三省相关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东北三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有效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东北三省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此外,对外贸易对环境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则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东北老工业基地在积极实行开放战略中还需进一步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对外开放与环境保护的多元平衡发展。

双向FDI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影响

基于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IFDI与OFDI之间的互动效应,并分析了双向FDI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以及由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引发的双向FDI质量的变化对于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IFDI与OFDI之间存在显著互动效应;双向FDI在“量”上的增加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存在抑制效应,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促使双向FDI发生“质”的进步,从而对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产生促进效应。同时,将双向FDI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效应进行了行业扩展分析和国家扩展分析,就低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于资本单向与双向国际流动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发达国家双向FDI互动的协调发展更加有利于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促进效应。

中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制度模式探析

生态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制度层面分析了中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基本状况、模式特点与成因,并对中国未来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取向进行探讨。中国在生态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中央政府主导型"的制度模式,这主要表现在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安排特点、治理权力分配与规制政策工具等四个层面。这种制度模式的形成与中国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市场发育程度、公民社会发展程度及政府激励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应更加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社会公众及市场机制在推动生态现代化中的作用,形成国家与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市场与行政共同协调治理生态环境的动力机制。

出口产品质量、行业异质性与工薪差距

使用CEPII中BACI-HS02的微观贸易数据库,选取中国2007—2016年制造业21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从不同类型行业角度研究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对工薪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从总体来看,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扩大了工薪差距,但出口产品质量对工薪差距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中高技术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将扩大工薪差距,低技术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变化对工薪差距没有影响;分行业来看,低中高技术行业的出口份额变化对工薪差距没有影响,资本劳动比提高将会扩大工薪差距,高技术行业研发投入增加会扩大工薪差距,中技术行业利用外资增加会扩大工薪差距;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将提升出口产品价格,但出口产品质量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其中,高技术行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将提升产品价格以及高技能劳动力的技能溢价,低技术行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将降低出口产品价格,中技术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对出口产品价格没有影响;工薪差距与高技能劳动力供给之间存在倒“U”形的关系,即工薪差距随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动趋势。

中日零部件贸易发展态势分析

本文用1992-2003年SITC5分位数据对中日零部件贸易发展水平、构成及中国零部件在日本市场上,在生产与组装方面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这一时期,中日零部件贸易经历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而这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对日本零部件的进口增长带动的。中国在日本市场上最具生产比较优势的产品集中于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普通机械制造业,而电子通信及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生产优势不断下降。中国零部件组装在日本市场上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说明在对日贸易中,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还有很大的利用空间。

文化距离、吸收能力与出口贸易技术溢出--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

文化距离可以衡量国际商务环境中的文化差异,即两国之间在顾客偏好、竞争类型和商业规则等方面的差异,其在技术转移及跨国组织间的知识共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2002—2020年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文化距离对我国出口贸易技术溢出的影响机制及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文化距离对我国出口贸易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亚洲样本和非亚洲样本、高收入样本和低收入样本之间均存在差异性;以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水平及贸易开放度为代表的吸收能力,对文化距离的出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最后从缩小文化距离、实施内涵式出口导向升级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制、强化创新人才支撑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2年-2003年SITC四分位贸易数据分别对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制造业的总体产业内贸易、垂直型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因素对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起到了正面的影响。人均GDP差异与3种类型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变动方向相反，这说明需求结构的相似性在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产业内贸易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外国直接投资与贸易自由化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对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具有正效应，但在此以后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东亚各经济体的地理位置、政治文化等因素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贸易不平衡因素对产业内贸易水平测算中的低估作用不能忽视。

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与中国经济转型深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贸体系进入重构阶段,主要表现为权力结构重构和利益结构重构两个方面。全球经贸体系重构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转型深化,融入全球经贸体系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优化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中国经济的转型深化也推动了全球经贸体系的重塑,推动全球经贸体系稳定发展、开放发展、平衡发展和协调发展。中国经济转型深化与全球经贸体系在互构过程中既有合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中国要进一步在全面开放中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具体而言,在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全面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在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变革机遇中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在全面推动开放进程中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实现积极参与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与促进中国经济转型深化的良性互动发展。

产业内贸易研究的新发展:文献综述

垂直专业化及调整成本问题是近年来产业内贸易研究中所关注的两个新的领域。垂直专业化是推动中间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因,它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当代国际生产分工出现的新变化;而产业内贸易与调整成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平滑调整假说",还需要进一步的经验实证,它与产业内贸易变量、调整成本变量和调整间隔时期变量的选择密切相关。

辽宁省金融生态环境改善状况及其影响

金融生态理论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4年“经济学50人论坛”中首次提出，金融生态理论将生态学概念引入金融领域，认为金融主体类似于生物体，其生存与发展和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金融生态环境主要是指金融业运行的外部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国或地区金融业的稳定和投资环境，进而对其经济发展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改善金融生态，不仅有助于吸引资金和资本的流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而且有助于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防范金融风险，最终实现经济金融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与东亚国家制造业边际产业内贸易及调整压力分析

本文运用2005年和2010年SITC(REV.3)五分位贸易数据对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制造业边际产业内贸易水平和调整压力进行研究。研究根据Azhar和Elliott(2008)提出的边际质量指数测算方法,运用S指标计算了中国与东亚国家制成品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水平,并利用PQV指数测度边际产业内贸易显著商品的质量等级,在此基础上,运用边际质量(MQ)指数测算了中国与东亚国家边际产业内贸易显著产品的质量变化,并据此揭示其调整压力含义。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与东亚国家制成品产业内分工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而且,这一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在不断增强。中国因在产业内贸易中从事低质量产品生产而面临更大的产业负面调整压力。中国应进一步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改变目前不利格局,从而推动自身的经贸发展,并最终促进东亚产业内分工体系的良性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