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井上靖的历史小说《敦煌》

《敦煌》一书大约于一九五九年写成。最初发表于日本《群象》杂志,从一九六○年一月号至五月号分五次连载.一九六一年由东京讲谈社出版。《敦煌》是一部历史小说。但它似乎着重于一个历史进程的全面叙述,而未过多地追求离奇的情节和某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与突出。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是历史小说,但也是用义学笔调描述的一段十一世纪中国西北边疆的民族史、开拓史。它之所以具有一种魅力或震撼力量,也许就是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接触到历史的真实,民族的真实和人的真实。

升庵词境说

王国维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人间词话》)何谓境界?王氏当然有其自身之理解。然而境界之说,历来论者甚多,尽管认识不一,但对诗词艺术中存在着某种境界,则众口无异辞。王氏论词境又云: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又云:“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按王氏之说,无论他的侧重点何在,又无论他的特殊涵义何在,总之,他承认所谓词境。

费密父子的生平及著述

费密父子是指费密和他的两个儿子锡琮和锡璜,但本文也要涉及他的父亲费经虞。所以准确地说,应该是以费密为代表的费氏祖孙父子三代四人。他们在明末清初之际,曾有过不寻常的经历,本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上也有过一定的贡献。即在当时。

小说《敦煌》中涉及历史的一些问题

井上靖所著“敦煌”是一部以十一纪世中国西北边疆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其中涉及的历史事件颇多。从整体来看,小说叙述了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过程,揭示了它的实质,描述了当时复杂的民族关系。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但是书中对某些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提出,以供研究者探讨和商榷。小说写赵行德于天圣四年(1026年)在开封城外市场上遇见一个西夏女人。

关于井上靖的历史小说《敦煌》(续)

朱王礼本来是宋朝灵州前线一个汉族士兵。灵州陷落时,他成了西夏军的俘虏,并参加了西夏军。在战斗争中他成为西夏前军的一个队长。西夏的一贯做法是把俘虏分做两种,身体强壮、善于战斗的汉人都编入前军,体弱不习战斗的一般都派去开荒种地,参加农业生产。这种情况在史籍中是有明确记载的。所谓前军就是替西夏军打头阵,充当矛头和挡箭牌,危险性和牺牲都很大。这种编制明显地带有种族歧视性质。对朱王礼来说,在宋军中受到的待遇并不比他在西夏军中好多少。为汉族统治者战斗和为西夏统治者战斗是差不多的。

关于几个俗字

“日”字见于文献,最早可上溯到文字创始之时,甲骨文中出现的“日”字极多。这是一个与上古人类的物质生活、宗教信仰、礼仪制度关系密切的字。“日”字经过长期发展,字形结构有一些变化,但是它的意义只有三项:(一)太阳,即相对于月而言的“日”;(二)白昼,即相对于夜而言的“日”;(三)昼夜,即相对于年、月、时而言的“日”。当然,三项意义中太阳是最基本的意义,其余两项意义都是派生的。

北宋诗文革新中的苏轼诗词

《宋史·苏轼传》有这样一段话评论苏轼:“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宏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

读稗掇零

一、宋江入汴词质疑胡应麟《庄狱委谈》卷下引杨用修《词品》云:“《瓮天脞语》载宋江潜至李师师家题一词于壁云: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小词盛于宋,剧贼亦工如此”。胡氏云:“此即水浒词,杨谓“瓮天”或有别据,第以江尝洛则太愦愦也。”

“关桐轮而行”解

《史记·吕不韦列传》:“始皇帝既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毒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毒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桐轮”,张守节《正义》云:“以桐木为小车轮”。“关桐轮而行”句则无解。《索隐》及《集解》于此句无诠释,历来学者及注家亦未闻有言及之者。良以事涉秽亵,君子所不乐道。然所谓“以其阴关桐轮而行”者,并非望文即知其义,是以千载而后,此句犹是疑团。人所不道者,未必其义自明。桐,木之轻者也。以为小车轮,未知小至何种程度。

谈费密的《弘道书》

费密(1625—1701),字此度,号燕峰,门人私谥中文先生。原籍四川新繁,顺治十年(1653)以后,费密携家离川,先是寄居陕西沔县,其后移居扬州,直至逝世。费密和他的父亲经虞以及两个儿子锡琮、锡璜,在明末清初那个社会大动荡时期,经历颇不寻常。他在学术思想、处世为人和文学创作方面,具有当时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许多特点,并且对法时有一定影响。以费密为代表的费氏祖孙三代四人的事迹,在《明史》、《清史稿》、《新繁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