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道时期新疆北部官营牧羊业研究——以伊犁、塔尔巴哈台牧羊厂为中心

乾隆年间,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为保证驻防官兵的羊只供给,开始在新疆特别是北疆的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设立官方牧羊厂。同时,为保证官营牧羊业的发展,清政府采取包括积极采买、调拨孳生母羊、选用专业牧放人员、建立和完善官营牧羊厂经营管理制度、明确孳生条例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伊犁及塔尔巴哈台官营牧羊厂的设立,基本奠定了新疆后续官营牧羊业的发展格局,同时对西北边防后勤保障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新疆官营牧羊业的迅速发展,新疆驻防官兵羊只供应体系逐步由依赖采买、内地调拨向自给自足的方向转变。新疆官营牧羊业的兴起既推动新疆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也为新疆政局的稳定提供了助力。

金代山西佛寺地理分布研究

金代山西地区佛教寺院众多,影响此期山西地区佛教寺院分布的因素很多,具体说来,包括社会政治环境与民众信仰需要、社会经济条件、国家政策、历史渊源、自然地理环境等方面。金代山西地区寺院分布呈多点状等特点。通过分析山西地区这一时期的佛寺分布及其影响,可以加深对金代佛教的认识。

关于唐泾原节度使的几个问题

泾原节度使的设置是唐中期社会政治环境、唐中央政府军事战略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唐一代,至少有44人或45人曾担任泾原节度使,而非以往学者统计的41人。泾原镇历任节度使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泾原地区发展的措施,不仅抵御了吐蕃对这一地区的进犯,更有效地促进了泾原地区的发展,基本达到了唐中央政府拱卫京师、防御吐蕃的目的。

金代山东盐业初探

山东自古以来就是海盐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海盐资源丰富。金朝建立后,政府十分重视对山东盐业的开发与管理,山东盐业经济由此得到较大发展,具体表现在:制盐技术明显进步、盐场数量大大增加、海盐产量增多、盐业管理更为系统全面、盐课在国家税收体系中的地位更为重要。到承安年间,山东每年的盐课收入由2547336贯增长到4334184贯400文,占国家盐课总收入的40.23%,成为金朝重要的财政收入。不过,由于官盐盐价过高,山东地区私盐贩卖盛行。

回族在清代西宁府的经济开发

回族是清代西宁府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为清代西宁府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清代前期,西宁府的回族以经营农业、畜牧业为主,也有不少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同光以来,西宁府的回族经营农业的人数不断下降,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数则在增多。正确认识和了解回族在清代西宁府经济开发中的作用,对于当前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加快青海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吐鲁番的屯田及其影响

清代是吐鲁番农业开发的重要时期。清朝前期,清政府在吐鲁番地区实行兵屯、回屯、民屯、犯屯、商屯,有效地促进了吐鲁番地区农业的发展。道光年间,清政府重新调整吐鲁番的屯田政策,废兵屯,实行招民开垦,加快了吐鲁番地区农业的开发。清代吐鲁番的屯田,基本上解决了吐鲁番驻防官兵的粮食问题,促进了吐鲁番地区经济的繁荣,推进了内地与新疆的交流,但也造成了一定的生态问题。研究清代吐鲁番的农业开发,吸取其经验教训,对于当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金代河东盐业经济

河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盐业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河东地区的盐业分池盐与土盐两种,其中,大同府及解州所产食盐为池盐,太原及平城外郭盐场和浑源县所产盐为土盐。金朝建立后,十分重视对河东盐业的管理与控制,并因地制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河东地区盐业经济的发展,使得河东盐业成为金朝重要的财赋收入之一。不过,由于金代官盐盐价过高,河东地区私盐贩卖兴起,并出现了一批以运销盐业为生的商人。金朝政府虽设置巡捕使等机构打击私盐贩卖,但收效甚微。本文以金代河东盐业为研究对象,并结合相关史料,对金代河东地区的盐业经营与管理、盐业销售及私盐贩卖等问题进行分析。

宋代商人价值观探析

宋代商人的价值观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宋代商人的价值观,直接影响其经商活动,并在其经商实践中反映出来。宋代商人的价值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经济观上,商人坚持"逐利"和"农本位"的理念;在政治观上,商人主张通过科举考试及官商联姻等途径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在社会责任观上,商人秉持"经世救民"、"忠心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观;在信仰方面,商人提倡佛道信仰、重视鬼神崇拜。宋代商人价值观的某些内容对当前商人价值观的重塑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清代宁夏地区干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特征

清代是宁夏地区旱灾频发的历史时期。清代宁夏地区共有133年发生旱灾,平均2.02年/次。其中,轻度旱灾发生35次,占总次数的26.32%;中度干旱发生79次,占总次数的59.40%;大干旱发生15次,占总次数的11.28%;特大旱灾发生4次,占总次数的3%。从年际分布来看,旱灾呈明显的增长趋势,其高发期与明清气候冷暖交替基本对应。从空间分布来看,宁夏各地旱灾分布差异明显,主要集中在固原地区。清代宁夏存在4a左右的中震荡周期和11a左右的中震荡周期,以11a左右的周期最为显著。分析和总结清代宁夏地区旱灾的发生规律,对我们当前研究和预防宁夏旱灾有重要的意义。

元代诸帝尊崇五台山考

元代诸帝对五台山佛教实行扶持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得五台山地区的佛教得到迅速发展。元朝诸帝尊崇五台山主要体现如下:在五台山屡作佛事、在五台山新建寺院、多次临幸五台山、颁布了诸多扶持五台山佛教的政策、敕令禁止砍伐树木,保护五台山地区的生态环境,为佛教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自然环境等。元朝诸帝尊崇五台山,并非单纯地因为五台山是佛教圣地,还与五台山特殊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有关,与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地区的传播和五台山特殊的气候条件相关。

《管子》消费思想的内涵及其现实价值

《管子》认为,君主应重视农业,并为农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从而为消费提供物质保障。在消费主张方面,《管子》崇尚节俭,但在"侈"与"俭"的关系上,既反对过分奢靡,又反对过分节俭,主张实行适度消费,其实质是一种"适度节俭观"和"适时奢靡观"。《管子》的"适时奢靡观"本质上是希望富人阶层在国家遇到危机或者灾难时,通过奢靡消费刺激内需,带动生产的发展,帮助国家解决危机。其消费主张是从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的,目的在于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该书蕴含的消费思想智慧,对解决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很有借鉴价值。

论隋唐时期大运河对江浙地区城市发展的影响

中国的大运河在隋唐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凿和扩建,开通后漕运成为其主要功能。运河对便利南北交通及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伴随着大运河的开通,运河沿线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特别是江浙地区的城市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隋唐时期江浙地区城市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江浙地区兴起了一系列的新型城市;第二,江浙地区的城市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增多;第三,江浙地区的城市经济繁荣,港口城市增多,对外贸易发达;第四,江浙地区的城市突破了传统的"市"、"坊"格局。

以古鉴今:论当下商人社会责任观的重建——以宋代商人的社会责任观为例

当前,中国正处于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商人社会责任缺失的时期,重塑商人形象,重建商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势在必行。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商业繁荣,商人阶层扩大。宋代也是中国古代商人社会责任观增强、完善的时期,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宋代商人秉持以"诚信为本"、"经世救民"、"忠心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等社会责任观。认真分析宋代商人的社会责任观,对当下商人社会责任观的重建具有借鉴意义。

1980年以来国内先秦儒家消费思想研究综述

中国古代的消费思想是极其丰富的,特别是先秦儒家消费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消费思想的主题,近来关于这些方面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所限,本综述只能从先秦儒家消费思想基本内容、先秦儒家消费思想与诸子消费思想比较、儒家消费思想的评价及对当前社会的意义、消费伦理思想等几个方面,对近三十年来的研究概况、主要线索和重要成果,择其要者,作简单介绍,供研究者参考。

武周时期的商业研究

武周时期的商业得到了明显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第一,"市"、"行"的增加和城市贸易的发达;第二,商人数量明显增加,商人阶层更加广泛;第三,与边境各族的互市贸易及对外贸易更加发达;第四,商人地位明显提高。促成当时商业繁荣的主要因素有:一是当时稳定的社会环境;二是农业的发展,为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是唐代推行的各民族融合、经济开放的政策,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四是武则天本人的出身及采取的措施。正是上述诸多因素,促成了武周时期商业的繁荣。

乾隆年间陕西粮价波动研究

本文以王业键先生编辑的清代粮价资料库中的粮价数据为基础,具体考察了清乾隆朝年间陕西12府的粮价波动情况。研究表明,乾隆年间,陕西省粮价波动主要受到自然灾害因素的影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刺激了粮价的上涨。战争也是导致陕西粮价在短期内发生剧烈波动的关键性因素,特别是在清王朝统一新疆的过程中,为了就近供应军粮,清王朝多次由陕西采买和调拨粮食,使得陕西的粮价波动明显。同时,通过运用乾隆年间陕西小麦价格变异系数及相关系数的分析方法得出,乾隆年间陕北和关中地区市场整合程度,相对陕南地区来说较高,但从全国范围来看,陕西整体的市场整合程度较低。

新中国成立以来准噶尔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准噶尔史研究成果的简要回顾,发现学界对准噶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准噶尔史的相关档案史料的整理与出版、民族史和准噶尔史的角度、军事史角度、准噶尔人物生平及评价、准噶尔经济活动、准噶尔宗教信仰等六个方面。总体来说,学界对准噶尔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其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一是对满文、蒙古文、藏文、俄文等相关文献的利用比例还有待提高;二是对准噶尔文化的研究关注较少;三是缺乏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边疆学的视角对准噶尔部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开展的相关研究。

战争、灾荒、仓储与粮价:乾隆年间甘肃粮价的波动机制分析

乾隆年间,甘肃粮价波动较为明显,特别是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受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双重影响,粮价波动最为明显,且持续处于高位。同时,甘肃粮价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季节性差异。在非战乱期间,自然灾害依然是影响甘肃各地粮价波动最为显著的因素。与清初相比,自然灾害对甘肃粮价波动的影响要小,这主要是由于乾隆年间清政府实行积极的仓储,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善的赈灾体系。清政府统一西北后,加快了甘肃粮食市场的统一进程。不过这一时期甘肃的粮食市场是区域性的,同内地相比有较大差距,且远没有达到濮德培所论"已具有相当高的一体化程度"。

战争、灾荒与粮价:清代甘肃粮价的波动机制分析(1707～1735年)

本文以康熙、雍正两朝的满文朱批奏折和汉文朱批奏折中的甘肃粮价数据为基础,具体考察了1707～1735年间甘肃粮价的波动情况。研究表明:1707～1735年间甘肃粮价呈现时间差异性、空间差异性、季节波动性等特征,这主要是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这一时期,甘肃各地粮价的变化与旱灾、霜灾、雹灾等具有相关性。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清政府在对西北用兵过程中,为保证军粮的供应,在甘肃各地大规模的征调和采买军粮,这也刺激了甘肃各地粮价的上涨。

清末民国边疆地区疫情的治理与反思——以新疆鼠疫为中心

清末民国时期,新疆鼠疫频发,共有12个年份发生鼠疫。面对鼠疫频发的状况,清末民国初年,中央政府和新疆地方政府并未采取有效的措施,直到1933年盛世才统治新疆之后,才加快了新疆疫情防控体系的建立。透过清末民国新疆鼠疫的防控可以发现,清末民国时期边疆疫情防控明显薄弱,卫生医疗事业也不健全。同内地相比,政府对边疆各地疫情的防控与治理能力也明显较差。这一方面与地方官吏的治理能力较弱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政府对边疆各地统治的薄弱有关。加强历史时期边疆地区疫情的研究,对于当前健全边疆地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