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归责性与避险限度的规范性认定

刑法紧急避险的体系定位不可一概而论,划分阻却违法和阻却责任的二分说有其合理依据,正当化紧急避险的根据在于结合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多元论.纯粹的法益衡量有其固有缺陷,提示了有限导入归责思想的空间.紧急避险中归责探讨的实质是危险分配与承担的规范判断,将影响避险要件和限度的认定.避险过当的认定要求依次考虑危险转移的必要性、相当性和狭义法益衡量.避险人引发“对他危险化”“自己危险化”情形下的避险条件和限度有所不同.生命冲突紧急避险的正当化需要通过规范考量实现.强制程度的动态变化将影响强制避险中的归责认定.假想避险中紧迫现实危险要件的认定有其特殊性,认识错误的形成来源和程度将影响归责结论.

高空抛物行为的刑法规制与限缩解释

高空抛物行为的刑法规制中存在过度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倾向,对这一倾向进行纠偏的关键在于厘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其他危险方法"的等价性在于损害蔓延的可能,"危害公共安全"要件强调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安全。《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了不符合"其他危险方法"要件的高空抛物行为的刑法适用,但仍然强调了抛物行为对法益造成了现实的、紧迫的危险,这在定性上更为精准,在量刑上亦更为轻缓,应予以支持。

“陷入不法境地”原则的流变与排除——以结果加重犯的归责路径为例

“陷入不法境地”作为一种结果归属原则,与责任主义、客观主义的立场相悖。其肇源于中世纪教会法之中,并经历了从“处于合法境地”到“陷入不法境地”的发展。古代教会法对于该原则的限制包括预见义务履行与否和主观罪责有无两条路径,而现代刑法中,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客观归责理论则立足于主观与客观之间,在区分事实因果和规范归责上发挥了作用。然而,这一原则却并未彻底根除,结果加重犯便是其残留的例证。为了最大限度地排除偶然因素构罪的现象,应当保留实行行为的概念并有限吸收规范归责思想,综合考察死因的同一性、介入因素的预见可能性以及规范的保护目的进行危险实现的判断。

结果归属理论的司法实务适用情况与应然走向

结果归属是不法层面的规范判断、实质判断。当前司法实务上存在有限运用结果归属理论作为辩护事由或裁判理由的思考,并集中在部分罪名中。具体而言,在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归属中,不宜聚焦行政责任划分,而应考虑具体因果流程、结果回避义务与规范的保护目的;非法拘禁罪中要求对于加重结果发生原因、基本行为的危险性进行考察;伤害犯罪中死因的同一性、被害人特殊体质、被害人自我答责将影响结果归属判断;渎职犯罪中则需考察直接因果关系、多因一果与第三人责任范围的情形。结果归属判断的完善,要求在问题性思考与体系性思考相结合基础上,进行"类罪"归属模式的探索,实现结果归属的本土化,并在正当化事由等问题上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