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如何影响社会信心?——社会公平感的中介作用

利用武汉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综合调查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社会公平感(权利公平感和分配公平感)在个人收入对社会信心影响中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个人收入对社会信心的直接影响消失;个人收入对权利公平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反过来,权利公平感对社会信心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个人收入不能通过分配公平感对社会信心产生间接显著影响。因此,当前中国民众,特别是高收入群体社会信心的提升,不仅需要物质财富分配公平,更需要政治权利公平。

农村二孩生育是否让婚姻更满意?--基于二孩性别结构与个人收入的分析

基于当下中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对CFPS2014数据进行分析,以探讨农村生育二孩及其性别结构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个人收入的调节效应,并分析这些影响在子女未成年和已成年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村地区,当子女还都未成年时,生育两个儿子的夫妻婚姻满意度最低;当子女都已成年后,生育两个女儿的夫妻婚姻满意度最高;当子女成年后,随着个人收入的提高,生育两个儿子的夫妻婚姻满意度逐渐降低。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并积极重塑代际伦理道德规范,从而推进我国“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提高家庭婚姻满意度。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体育竞赛中不良心理现象成因及解决办法

运动员比赛中的心理情绪状态是比赛致胜的重要因素。在体育比赛中,心理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和竞技水平。本文详细分析了运动员比赛中的几种不良心理现象及产生原因,并制订了一些克服不良心理现象的方法,为基层教练员对运动员心理训练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方法和依据。

夫妻地位匹配与女性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变迁——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

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婚姻中两性关系逐渐趋于平等。以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2014CFPS)数据为基础,分析研究夫妻地位匹配与女性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变迁及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收入匹配对各出生世代女性的婚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高于丈夫的40后及之前出生女性的婚姻满意度较低,夫妻角色观念相同的70后、80后女性和夫妻家务分工观念相同的50后、60后女性的婚姻满意度相对较高,说明价值观地位匹配对女性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较大。同时,除90后外,夫妻地位匹配,特别是夫妻角色观念匹配和家务分工观念匹配对各世代女性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在不同收入家庭中存在差异,与众多年长出生世代女性不同,家庭收入却显著降低比丈夫持有更平等家务分工观念的80后已婚女性的婚姻满意度。为此,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男性应主动接受性别平等观念和承担家务劳动,不仅有助于提升女性婚姻满意度,而且还有利于构建平等、和谐的婚姻关系。

教育获得、腐败感知与社会信心--基于W市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通过利用2014年W市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教育获得和腐败感知对社会信心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社会信心水平下,高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显著低于基础受教育者;降低腐败感知可以显著增强社会信心。在交互效应中,与基础受教育者相比,除0.6分位点的社会信心水平外,降低腐败感知可以提升中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而对于高等受教育者,除0.1低社会信心水平和0.5中社会信心水平外,降低腐败感知同样可以显著提升其社会信心。由此可知,随着我国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通过降低民众腐败感知对提升人们、特别是高等受教育者社会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城市化居住空间下教育对邻里关系的影响机制:基于两性比较

睦邻友好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基于2014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数据,通过两性比较分析个人教育对邻里关系的影响效应和城市化居住空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女性教育对邻里关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城市社区里,女性教育的积极效应降低,在住宅类型中,单元房和四合院的住宅方式使女性教育的积极效应减弱。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教育对邻里关系不同影响的成因,为政府和房地产商在城市居住空间建设上提供可能的理论和实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