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西北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移民与中国古代西北边疆地区的经营和开发是紧密相连的,人本身就是生产力,源源不断的移民的迁入,慢慢实现了边地的发展和繁荣。在移民实边的同时,屯田大大减轻了国家由内地向边塞运粮的负担,同时增强了边塞的力量,简而言之,移民与屯田是历代王朝开发经营边疆的伟大实践和成功经验。而随着移民、屯田的深入,贸易交换必然成为常态,无论是朝贡贸易,还是民间交易,都展现出了边疆与中原的互动,而互动的结果是交融。西北地区是历史时期诸宗教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场所,宗教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开放的、包容的,宗教从来不是呆板的、守旧的、顽固不化的,不同时期的宗教需要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文化风俗、伦理观念等相适应。

元明清国家礼制中的伏羲祭祀

神话历史化的结果就是伏羲氏已经不再是传说中的部落首领,而是历代王朝认可的圣王。元明清时期,朝廷除了继承历代王朝的伏羲祭祀传统之外,更从国家和王朝的视角对伏羲祭祀做了相应的规范与调整,这是伏羲祭祀在国家礼制中的适应与改变,是伏羲祭祀国家化的表现。元朝命全国郡县通祀三皇,是三皇祭祀在全国发展的极致,朱元璋则取消了全国郡县通祀三皇,只准在陵寝地祭祀伏羲,唐代以来的春秋祭祀三皇传统被终结,清代除历代帝王祭祀之外,伏羲还被作为皇师与先医被祭祀,可见伏羲身份的多元与伏羲祭祀的多样。元明清文献中记载的分布在全国范围之内的伏羲庙,就是历代伏羲祭祀与伏羲信仰的结果,他们大量存在于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山西、甘肃诸地并流传至今。

敦煌写本类书S.7004《楼观宫阙篇》校注考释

一直以来,S.7004被当做《籯金》系写本加以研究,但是该写卷与《籯金》系诸写本之编撰格式却又迥然不同。本文通过对S.7004进行校注与考释,考证出其成书上限为大业四年,又因其避唐高宗之讳,知其抄写年代在唐高宗时或稍后。

类书与中国文化

类书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一个文献种类,它植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古代政治、文学、科举乃至日常生活都紧密相连。官修类书为历代帝王所重视是与开国修史并行的文化工程;文学类书深深的渗入到文人的文学创作中使中国文学被烙上了类书的印记;科举类书为广大读书人所喜爱成为读书人开拓视野、积累知识、参加科举的必备;日用类书则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中如老黄历一般成为民众的生活指南。

《华林遍略》编纂考

《华林遍略》的编纂是南北朝类书编纂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类书编纂体例最终确立且流传开来的标志。《华林遍略》吸取了《皇览》以来类书编纂的所有经验教训,尤其是汲取了《寿光书苑》与《类苑》之优秀内容与体例,最终编纂出一部盛况空前、体例严谨的开创性著作。《华林遍略》之后的类书如《修文殿御览》、《长洲玉镜》、《文思博要》的编纂皆是以之为模范,《华林遍略》在中国类书发展史上的承前启后之功,远远大于类书之祖《皇览》,是中古中国类书编纂成熟的标志。

甘州回鹘朝贡中原王朝史实考略

甘州回鹘是居于河西走廊中间地带的一个政权,它存在于晚唐五代宋初的一个半世纪中,不论中原王朝如何更替,甘州回鹘始终保持着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文章对甘州回鹘的朝贡道路、朝贡物品、回赐物品、贡使人员等进行了考察,并通过对甘州回鹘贡路的变迁、贡品数量和种类的变化讨论了甘州回鹘最后二十余年所面临的政治形势。甘州回鹘的衰败是与以灵州为中心的北贡路的断绝密不可分的,党项人对北贡路的骚扰起初还只是在打击贸易竞争对手,而随着党项人野心的扩大,甘州回鹘所面临的就不仅是贸易危机,还有军事威胁,在联宋攻夏战略不得实施的情况下,甘州回鹘最终被党项人灭国。

《修文殿御览》编纂考

《修文殿御览》是学术界最为关注的类书文献之一,加之敦煌遗书中有其残卷,故研究成果较多,但对于《修文殿御览》编纂情况的梳理却仍感欠缺,故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修文殿御览》的编纂背景、编纂过程、编纂者以及流传、辑佚等情况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旨在展现《修文殿御览》在传世文献中的流传情况,并为敦煌本《修文殿御览》的整体研究作铺垫。

论类书在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流传

类书是一种知识性的资料汇编,广泛流传于东亚汉字文化圈,且广为士大夫、读书人所接受与喜爱。中国类书历史悠久,卷帙浩瀚,以官修类书为主流,文学类书、科举类书、日用类书等私纂类书则是支流;日本、朝鲜、越南类书深受中国类书的影响,流传中又被加入了日本、朝鲜、越南特色。类书的流传遍及了从"西域"到"东海"的广大区域,成为东亚汉籍中不可或缺、不容小觑的一支。

南北朝私纂文学类书考

类书为文人作文提供文料,文人又编纂类书以适应新的作文需要,于是类书与文学自觉地结合在一起。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潮,同样也是中国类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文人多私纂类书以备诗文之需。戴安道、颜延之《纂要》,何望之《谏林》,沈约《袖中记》,朱澹远《语对》、《语丽》等就是南北朝时期出现的私纂文学类书。

论唐代入华粟特人与儒学及科举的关系——以墓志文献为中心

史籍中关于入华粟特人与儒学及科举关系的记载相对较少,故难以窥测其深度与广度,大量墓志文献中恰好保留了这方面的信息。通过考察《康敬本墓志》《康文通墓志》《安令节墓志》《史待宾墓志》《郑岩墓志》《曹琳墓志》《何文哲墓志》《米文辩墓志》等文献,我们认为唐代部分入华粟特人与儒学及科举之间曾有过亲密接触,他们中间出现了大量学习儒家经典甚至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家族或个体,这就给我们了解中古时期尤其是唐代入华粟特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新的有益补充,入华粟特人对儒学及科举的接受愈多,其身上的胡气愈少,汉化、华化程度愈深,当然这个过程是入华粟特人自主自愿选择的结果。

论中古时期佛教类书的编纂

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直止隋唐五代间,佛教类书产生并发展起来,佛教类书是类书编纂形式在佛教典籍中应用与发展,其功用主要是利僧众行文翻检的资料汇编。《经律异相》《金藏论》《法苑珠林》《释氏六帖》等就是中古时期佛教类书的主要代表,它们的出现构建了中古时期佛教类书的发展史。佛教类书与世俗类书最大的不同是佛教类书有为宣讲佛法做资料准备的作用,其或者就是佛教讲经、说法的底本而被直接应用到佛法的弘传中。

甘州回鹘、凉州吐蕃诸部与党项的战争及其影响

甘州回鹘、凉州吐蕃诸部与党项的战争对整个河西地区乃至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甘州回鹘、凉州吐蕃诸部占据着河西甘、凉二州,控制着河西的咽喉,加之与北宋的联盟,使得党项腹背受敌。从李继迁始至李元昊经过30多年的战争,党项最终打败了甘州回鹘、凉州吐蕃诸部,北收回鹘精兵,西掠吐蕃健马,渐次控制了河西陇右,北宋则失去了抵御党项的右臂。战后,党项拥有了辽阔的地域,丰富的物产,国力大增,才使得元昊有足够的实力建国、称帝,与北宋、辽共分天下,与南宋、金鼎立中国。

《编珠》编纂与流传考

《编珠》是隋代杜公瞻为隋炀帝编纂的一部类语体类书,编纂时间约在大业六年(610)至大业七年之间,编纂地点在江都。《编珠》在唐宋时代流传不广,《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等对其亦有著录,又可见其流传之余绪。清代高士奇在翰林院整理旧库纸堆时发现了《编珠》残本,补续之后将之刊行于世,《编珠》遂再次公开流传。高士奇补遗本《编珠》与原本有很大不同,《续编珠》则是高士奇据《编珠》体例而成的新作,目前《编珠》主要有清吟堂本、翰林院本、文政十二年本3个流传系统。

《史记》《汉书》所载西域诸国“同俗”问题探析

《史记》《汉书》的编纂者,对于《大宛列传》《西域传》还是有期待的,他们想了解更多的关于西方的事情,但是由于资料的限制,他们只能通过有限的材料,去构建一个适合当时人认知的模式或者框架,而谁与谁“同俗”就是一个模式与框架;对于《汉书·西域传》九个国家户、口比例恰恰是七的现象,反映了《汉书·西域传》资料来源的不准确性,即这些数据很显然是经过人为改动的,不然不会如此的巧合,而改动的原因肯定也是基于当时的认知西域的需要.

《经律异相》编纂考

《经律异相》是宝唱等奉梁武帝敕令编纂的一部佛教类书,它是现存最早的整部流传下来的佛教类书,它是在僧旻等所编纂的《众经要抄》基础上成书的,它的编纂与《华林遍略》关系密切,这也决定了《经律异相》较好的编纂体例。《经律异相》是南北朝佛教类书的代表,它所构建的佛教世界观一直影响着后来的佛教类书编纂。《经律异相》等佛教类书在南北朝时期大量的出现是佛教大发展的结果,它们体现了佛教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接受与学习,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都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抄撮、抄撰之风

在印刷术盛行之前,书籍流通的最主要方式就是抄,殆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抄撮、抄撰之风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特色,帝王之崇文,藏书之丰富,征事、策事之风行,都成了抄撮、抄撰风行的主要动力。在抄撮、抄撰之风的孕育下,类书渐渐从萌芽走向成熟,然抄撮、抄撰之风并未因类书的独立而衰败,而是继续向前发展,至宋元时期,又促成了史钞体的独立与发展。

论类书的渊源

类书始于《皇览》已是学界共识,但学术界对于类书渊源的探讨却从未停止,主要有类书源出"杂家"说,类书源出《尔雅》说,类书源出"赋"说等观点。纵观关于类书渊源的诸多观点,我们可以发现类书的渊源并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类书的产生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唐《西域图志》及相关问题考

唐高宗显庆三年平定西域,遣使者董寄生考察西域之山川地理、风俗民情,而后令许敬宗等据之编纂成《西域图志》六十卷,《西域图志》是唐高宗经营西域的产物,更是西域诸国归附唐王朝的见证;龙朔元年唐高宗派遣王名远出使吐火罗,王名远新撰《西域图记》,则是唐王朝对新归附的吐火罗地区的考察记录。

莫高窟第98窟营建年代再论

关于敦煌莫高窟第98窟的营建年代问题,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此窟的始建时间上,即914年、915年和918年之争。对这些争论进行一一辨析,并赞同914年说,且依据现有材料进一步推论出第98窟的始建时间当在914年8月左右。

不断开启敦煌学研究的新境界——《敦煌通史(两汉卷)》评介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关键点,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加强敦煌学研究,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遵照总书记的嘱托,全国敦煌学界都在为做大做强敦煌学贡献力量。《敦煌通史》就是响应总书记号召,由甘肃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一套作品,为新时代敦煌学的繁荣发展增光添彩、添砖加瓦。《敦煌通史》由郑炳林教授主编,魏迎春教授、李军教授副主编,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也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共分七卷,其中,郑炳林、司豪强承担两汉卷,杜海承担魏晋北朝卷和五代宋初归义军卷,吴炯炯承担隋及唐前期卷,陈继宏承担吐蕃卷,李军承担晚唐归义军卷,陈光文承担西夏元明清卷。《敦煌通史》内容丰富,论证充分,旁征博引,在不断开拓敦煌学研究新境界上迈出了稳健的一步,给读者描绘了一个完整的、详细的、多样的、鲜活的敦煌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