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南渡时期士大夫的居所书写

宋代南渡后,"退居"普遍存在于士大夫生平履历中,自行择地、营建住宅成为不少退居士大夫的居住选择。南渡士大夫营居地址选择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并有从流寓向定居过渡的趋势。南渡时期士大夫居所书写具有世俗性和超越性,是士大夫审美情趣的外化体现。同时居所书写也折射出士大夫群体徘徊于江湖、魏阙之间的矛盾心态,凝聚了他们关于个人与国家、社会关系的思考,对士大夫群体研究有重要意义。

从两宋之际的苏黄高下之争看诗学宗尚的多元化倾向

苏轼和黄庭坚是北宋诗歌的重要代表,在他们手中,宋调实现了最终定型。一直以来,关于苏黄高下的争论是宋代诗歌评论中的热点话题,这种话语出现于两宋之际,并达到第一个小高峰。它包含'崇黄''苏黄并重''崇苏''苏黄并斥'四种评价类型,与论家本身诗学观点有紧密的关联性。此时段对苏黄诗歌推崇和批评风尚的转变,体现了诗学宗尚的多元化倾向,对于'中兴四大家'诗风的形成,有一定促进作用。

日本性灵说的反思与江户后期以唐诗为主的折中倾向

江户中后期,日本的性灵说主张自出机杼和师法多元,扭转了古文辞派一统诗坛的局面,对于诗歌的题材范围和语言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其流布的广泛,弊端也日渐暴露,论家通过诗话、序跋等批评资料,对这一理论展开批评与反思。他们将性灵说的弊端概括为鄙俚、奇僻和粗率,且认为这是由提倡者的理论偏向和创作示范,以及追随者的不当解读共同造成的。这种反思又促进了诗学风尚的转变,在充分认识唐宋诗之争偏颇的基础上,论家吸收了“性灵”与“格调”两说的合理内涵,形成了以唐诗为主、兼采他代所长的折中倾向,使得汉诗创作和评论朝着通脱、调和的方向发展。

賴山陽《東坡詩鈔》考論

賴山陽編的《東坡詩鈔》出現在反思性靈説的理論背景下,日本漢詩界由推崇“宋三大家”轉爲學習杜甫、韓愈、蘇軾等唐宋詩人,蘇詩選本的編選出現了一個小高潮。《東坡詩鈔》深受《唐宋詩醇》、《宋詩百一鈔》等清代詩歌選本的影響,專選古體詩,選目題材廣泛、藝術風格多樣。其蘇詩批評從“本色”和“正變”兩個維度展開,討論了蘇詩的藝術特質與古詩正體的關係,體現了江户後期日本詩論家對於宋詩特質的思索。《東坡詩鈔》的選目和理論觀點源於明清兩朝,又有雜糅性和本土傾向,需要站在比較的立場上,方能充分發掘它與中國詩學之間的深層次關聯和差異。

宋徽宗朝的詩社活動與不同學源背景的作家交融——以符離、許昌、豫章詩社為中心

陸游《傅給事外制集序》云:“國家自崇寧來,大臣專權,政事號令不合天下心,卒以致亂,然積治已久,文風不衰,故人材彬彬。進士高第及以文辭進於朝者,亦多稱得人,祖宗之澤猶在;黨籍諸家爲時論所貶者,其文又自爲一體,精深雅健,追還唐元和之盛。”1材料揭示了宋徽宗朝作家的兩種主要身份類型。前一群體爲博取功名,更多接觸到朝廷規定的科舉知識體系,而從哲宗紹述以來,這一體系極力消除元祐學術——尤其是文學的影響。後一群體作爲世家後裔,在家學淵源和交游圈的作用下親近元祐學術。

蘇軾詩“况有新詩點蜀酥”句意疏證——兼談趙次公注的句讀問題

蘇軾《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其二)中的“况有新詩點蜀酥”語意不明,後人對於僅存的趙次公注的句讀也有差异。根據《四河入海》的句意闡釋和唐宋兩代其他的文獻資料可知,趙次公注中“點酥詩”是指以酥滴成的詩,不能點破。“况有新詩點蜀酥”句並非直接運用“點酥詩”的典故,而是説當下所作的詩可供點酥之用。

忠臣“东渡”--日本幕末至明治前期文天祥作品的刊刻与接受

日本幕末至明治前期,文天祥接受达到高峰,作品刊刻成为常见的接受方式。这既与汉诗文领域的经世思潮有关,也因为专人选集的文献形态自江户中期蓬勃发展,成为汉诗文传播的重要载体。此时段的文天祥文献也以选集为主,诗选多于文选,选目与刊刻目的基本相符。《文文山诗选》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它参考了20卷本、16卷本的文天祥文集,以及别集外的部分文献。编者选诗时既考虑到题材全面性、篇目代表性,也对忠臣形象有进一步提纯。发掘文天祥与日本文化的关联、有鉴于当下,是该时段文天祥接受的特点。他被推举为忠君的象征,其作品也成为日人广泛利用的思想文化资源,产生了深远影响。

《烏臺詩案》與蘇軾的譏諷之作

《烏臺詩案》稿是記録烏臺詩案發展詳細過程的一份文字資料,其中保留了臺諫翻檢蘇軾詩作認爲有'譏諷'者,這種'譏諷'是臺諫扭曲與蘇詩的現實批判性相互糾結的產物。從《烏臺詩案》本身出發,我們會發現臺諫通過詩句含義具體化、誇大具體事件的政治意義、扭曲作品含義等手段人爲製造了一部分的'譏諷'之義。而結合本時段蘇軾的詩歌創作,特别是臺諫未收的部分,會發現譏諷義的認定也有一定的範圍界限性、人際選擇性和模糊性。另一方面,熙豐年間,世論日隘的現實以及朋友的勸誡,使得蘇軾的譏諷之作也有逐漸含蓄化、個人體驗化的傾向。最後,筆者根據現有文獻材料,對烏臺詩案發生前的'沈括獻詩'一事進行了簡單考察,認爲熙寧七年沈括獻詩一事疑點頗多,難成定案。但熙寧七年沈括奉命巡察兩浙確實讓蘇軾感受到了外界的壓迫,使其創作面貌發生了轉變。但在當時的背景條件下,烏臺詩案的發生幾乎已經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论两宋之际的文道冲突与调和的尝试

两宋之际的文道关系探讨呈现出冲突与调和并存的过渡状态。一方面,理学家继承、发展了二程的观点,坚持道统的纯粹性,排除了其中"文"的因素,以体道作为学者的最高追求。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通过提倡宗经和"余事为文"等理论调和文道之间的对立性冲突,达到相对的平衡。他们的观点对后来的理学家有启示作用,成为不少重要理论的渊源;也刺激了理学之士参与文学创作的积极性,作品数量显著增加。然而,文学成为道学的附属,其作用被框定为载道和经世,以华词丽藻为代表的审美特征依然受到严重批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东亚唐诗学国际学术论坛”综述

2021年4月16-18日,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和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唐诗学国际学术论坛”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日本鹿儿岛大学、韩国延世大学、韩国全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八十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共收到论文六十四篇。

理论的构建与裂缝:《沧浪诗话》“体”论

《沧浪诗话·诗体》部分专门谈诗歌体式,其他部分中也多有相关表述.可见“体”同样是严羽诗学体系的重要一环.本文首先对《诗体》部分的论述顺序与划分原则进行探讨,明确严羽辨体的思路.再讨论“体”与诗歌外在形式的关涉,以及“体”与作品的风格、内容、气象的关联.严羽辨体是为推尊盛唐的诗歌本色论张本,这种指导思想下,《诗体》着力讨论格律、用韵、对仗等因与盛唐风格不符,在其他部分往往成为忽略不提,这构成了严羽“体”论的理论裂缝.

《花间集》南方地名的艳情色彩

《花间集》中,出现南方地名的词作达九十余首,涉及南方地名一百三十余个。词作者通过对地名艳情文化内涵的挖掘与使用、有意识地将地名的艳情色彩转嫁于无情之物,以及把开发不久的"处女地"作为艳情故事的发生场所等方式,赋予了南方地名浓厚的艳情色彩,凸显了南方形象的阴柔面。而作为一部词的总集,花间词南方地名的艳情色彩与编辑过程中的选择意识或不无关系,在与吴声、西曲的比照和有意识超越的前提下,编者或许刻意选择与前者题材、地理背景相似的部分词作,导致艳情地名在《花间集》中的大量出现。

苏门三学士晁、秦、张“善文不善诗”说——以两宋之际的文学批评话语为考察中心

苏门四学士之间有着密切的友谊和频繁的文学往来,这使得研究者习惯于展开整体性的研究。但在江西诗派勃兴的两宋之际,四学士评价出现分离的趋势,黄庭坚被推崇,其他三人的诗作受到江西派理论家的质疑。另外一部分评论家跳出诗歌创作的畛域,从文章创作入手,提出了三学士善文的"各有所长"说,较为客观,符合三学士的文章创作和批评实际。三学士善文不善诗的观点虽提出于江西派勃兴的批评背景下,但基于本身的客观性,也为南宋后来的批评家接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蘇轍青詞的道教意藴與個人抒寫

青詞又稱青辭、緑章,作爲道教齋醮儀式中的奏告文書,它起初用於唐代的太清宫齋醮。唐憲宗元和年間擔任翰林學士的李肇,在《翰林志》中已有關於青詞體例的記載:“凡太清宫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朱字,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内道觀歎道文,並用白麻紙。”1到了宋代,爲皇家齋醮儀式書寫青詞依舊是翰林學士的職責2,但與此同時,青詞逐漸走出宫廷齋醮儀式的限制,廣泛滲入士大夫官吏、甚至庶民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