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论衡视野下的《十门辩惑论》——以复礼护法高僧身份为核心

《十门辩惑论》是复礼回应权无二《释典稽疑》的一部佛学著作。复礼为长于文学的译经高僧,年岁与权无二接近。《释典稽疑》中的问题是佛教入门者常见的困惑,复礼对权无二的回应多方便权教之法,二人间的交流不具备较胜的性质。从三教论衡的发展历史来看,《释典稽疑》质疑佛教的路径、问题,可能为东晋南北朝道教徒经常采用。因此,《十门辩惑论》可与道教徒构成跨越时空的对话。《十门辩惑论》的这一弘法价值,在智升《开元释教录》中被肯定称颂。北宋赞宁《宋高僧传》更将复礼归入“护法”高僧中,使复礼的译经僧身份变成了护法僧的陪衬。由此,历代大藏经就收录了一部义学水平并不高深的护法著作。复礼身份及《十门辨惑论》定位的转变,与唐五代中国化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

日藏古寫本《廣弘明集》考論——以七寺本和金剛寺本爲中心

《廣弘明集》是唐高宗朝僧人釋道宣棄編的弘法文獻總集,是研究中古歷史、宗教、文學乃至文化的重要文獻。國内保存的《廣弘明集》以12世紀以後的刊本大藏經局主。20世紀以來隨著日本開展的古寫經相關調查研究的深入,一些深藏在日本寺廟的古寫經開始鶥學界所關注。其中既有中土佚失之珍貴文本①,更有中土存世文本中早期版本的傳抄本②。

佛教伪史《汉法本内传》与佛道论争

《汉法本内传》是一部成书于佛道论争异常激烈的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伪史著作。它不但完善了汉明求法这一传说,而且融入了另一部佛教伪史著作《周书异记》的主要内容;既继承了这一为时人信服的佛教来华传说,又突破了其原有的主题,增加了佛陀先于老子、佛教优于道教的信息。在叙述佛道斗法时,《汉法本内传》借鉴了佛经中佛陀与六师外道斗法的叙事框架和结构。《汉法本内传》中还有明显的佛道论争和佛讲的痕迹。

北周通道观的设置及其影响

通道观是周武帝禁断佛道二教后设置的官方机构。该机构位于长安城中,职能为融通三教。其属员称通道观学士,来自儒士和还俗的僧人、道士。其设置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通道观存在了近十年时间,其间既讲论三教,又编纂道教经目和类书,对三教融合和此后佛、道二教的发展影响极大。

《中国佛教文学研究》述评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三者之中，儒家、道教源自本土，佛教源于古印度。由于佛教本身具有的鲜明的异域文化特色及其经历的漫长曲折的中国化过程，它在中国文化中的角色、作用、影响较诸儒家、道教都更为复杂。自佛教人华不久，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性与互动性就引起了中土士人的关注。不过，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则始于20世纪之初。先有梁启超、胡适等学者的首倡，后有郑振铎、陈寅恪、季羡林等学者的发明，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佛教文学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颇为热门的领域。

两篇佛教檄魔文作者考

降魔是佛教非常重要的修行法门。佛教弘扬这一观念的载体有多种,其中就包括降魔变文和檄魔文。相对于敦煌降魔变文,檄魔文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本文经过详细的文献考辨认为,《弘明集》卷14《檄魔文》之作者当为十六国时期的释道安,《广弘明集》卷29《平心露布文》的作者是唐初沙门行友。这些檄魔文是研究东晋南北朝以至唐初佛教文化的重要文献。

梁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系年考

《与湘东王书》是萧纲写给萧绎的一封书信。《书》不作于中大通后期,因为东宫文学集团的构建情况和萧纲当时的处境与这封书信的相关内容不符;而应作于庾肩吾任太子中庶子时,即大同六至八年。此一结论有助于了解宫体蔓延京师的时间,还原梁代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

梁武帝舍道事佛考辨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佛教典籍中有四种记载。虽然这些文献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但武帝舍道事佛之疏、敕文不为伪作。据法琳《辩正论》辑录相关文献中数人身份的考察,武帝舍道事佛当在大同后期(539～545),与自己欲出任白衣僧正有关。舍道事佛对道教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唐初佛道论争日渐激烈的情形下,僧人依托此事攻击道教、弘扬佛法。

两《唐志》所见道宣《通惑决疑录》考论

两《唐志》录有道宣《通惑决疑录》两卷,宋代以后佚失。今案,其文完整保存在《广弘明集》中。此文不但于文献辑佚、校勘大有帮助,而且有助于了解道宣本人乃至唐初佛教界之基本弘法思想。

六朝佛教与文学研究的又一力作——评高文强《佛教与永明文学批评》

佛教早在两汉之际就传入中国，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显著影响则是在东晋以后。南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峰期，此时，不但来自印度的众多佛教经典被翻译成汉语，而且由于国君大臣、高门士族皈依佛教而掀起了全社会性的崇佛热潮。产生于印度文化土壤的佛教，一旦在中国广泛传播，就必然在改变自身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文化。

敦煌本《佛法东流传》及其作者考

缀合敦煌文献中的6个卷子,可以完整展现《佛法东流传》的原貌。从内容来看,《佛法东流传》与智昇《续集古今佛道论衡》基本吻合;但从文章内部透露的相关信息推断,两书不可能出自智昇之手,而很可能源自释法琳《释老宗源》。《释老宗源》因收录了《汉法本内传》被"禁断"传播。智昇以续补《集古今佛道论衡》的名义,将《释老宗源》中的佛教部分辑录出,以《续集古今佛道论衡》之名顺利入藏。至于敦煌本《佛法东流传》,早在《续集古今佛道论衡》成书之前就以单本形式流传于世了。

南朝佛道关系论及其学术渊源

佛道关系是南朝三教论争的核心问题之一。南朝最早的佛道关系论是优劣异同论。由此分化后,产生了态度温和的佛道异同论和态度偏激的佛道优劣论。南朝佛道关系论的学术渊源在于魏晋玄学。佛道异同优劣论就是玄学老庄与名教异同论和宗教斗争融合的产物。南朝佛道关系论,还受到了玄谈风气、玄学体用范畴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南朝关于佛道关系的论争是魏晋玄谈的延续。

北周灭佛期间佛教徒的弘法活动

周武帝灭佛期间,仍有大批佛教徒弘扬佛法,他们弘法的途径大致有四种:出任通道观学士、还俗后继续佛教活动、隐匿深山弘法、流亡北齐南陈弘法。这些人的弘法活动,不但延续了北朝佛教的发展,而且促进了民间佛教和山林佛教的兴盛,更促进了南北朝佛家的交流与融合。

唐初两朝宗教政策与三教论衡

在吸取历史教训和应对现实矛盾的过程中,唐高祖、太宗两朝逐渐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宗教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为:祖承老子,张扬道教;以儒为主,经国理民;借助佛教,维护统治。三教先后排序,是唐初宗教政策形成过程中激烈论辩的一个议题。佛教文献认为,道士傅奕的上表激化了佛道矛盾,催生了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然仔细考察,应该是高祖朝宗教政策的转变诱导了傅奕的论辩,激化了宗教矛盾。

汉唐之际佛教寺院经济与政权的关系

寺院经济是佛教发展的经济基础,中国寺院经济形成于南北朝时期。政权对汉唐之际的寺院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以政权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对寺院认可是寺院经济产生的前提,政权、信众的赠赐施舍是寺院经济财富积累的基础,寺院所从事宗教文化活动承担着社会教化和慈善事务。寺院经济的发展壮大与世俗地主经济矛盾加剧,产生了种种限制寺院经济的措施,其极端就是"三武一宗"灭佛。至唐代中叶后,寺院、僧尼的免税特权逐渐消失,寺院经济的经营模式也向禅林制度发展。

《玉台新咏》编者和编纂时间再探讨

关于《玉台新咏》的编者,章培恒先生认为是陈后主妃子张丽华“撰录”、徐陵作序。徐陵《玉台新咏序》记载此书收录“往世名篇,当今巧制”,但唐人所见原本《玉台新咏》于陈代只收录徐陵一人诗作;如果为张丽华所撰录,理应编于陈后主至德以后,且收入陈代几次影响较大的文会诗作。所以,此书绝不可能为张丽华编纂,当是徐陵编于梁代。《玉台新咏》的编纂与宫体的发展壮大有密切关系。宫体得名之后在梁代的发展当以大同中期为界,此前为宫体与京城各种文风融合期,此后为宫体兴盛期。李康成《玉台后集》和刘肃《大唐新语》记载《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在宫体兴盛期。今本题名刘肃著的《大唐新语》虽可能为明人伪作,但其中关于《玉台新咏》编纂时间的记载与李康成说法一致,应接近历史真实。从徐陵仕历来看,《玉台新咏》当编于梁代大同六年至大同十二年。

重论萧绎的文学派别归属

梁代文学思想大致可分为三派,其中萧纲和萧绎代表趋新派。但长期以来存在一种看法,认为萧绎应该更接近以萧统为代表的折衷派。这种说法,出于对一些基本文献的误解和萧绎创作风格的忽视。从根本意义上说,萧绎应属于以宫体为创作方向的趋新派。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说证伪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产生于唐高宗朝。此一说法与赫连勃勃令僧拜己相矛盾。究其原因,是由于对刘义庆《宣验记》相关记载的割裂。赫连夏时期,既有僧人和世俗佛教信徒的存在,也有铸造佛像、修建佛塔的弘法行为,更有因战争而激化的的政教冲突。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不符合历史原貌,它是唐初三教论衡的产物。佛教徒为了回应道教的攻击,借用夷夏之辨的方法,将赫连勃勃、拓跋焘、宇文邕等三人归入北方边鄙难化而又诛焚佛法的民族之列,以之与中原华夏文化构成对照。佛教徒的这种论辩途径因受制于唐王朝的正朔论而中途夭折。赫连诛焚佛法就是这一论证的遗存。

《广弘明集》辑录文献来源及其客观性考辨

《广弘明集》是唐高宗朝僧人释道宣编纂的一部佛教思想文献集。依据与三教论争的关系,所录文献可分为三类:三教论争中佛教的基本文献、三教论争之佛教文献以及奉佛崇佛文献。第一、二类直接体现了道宣弘道明教、扬佛抑儒道的编纂目的。第三类是佛教徒一般意义上的崇佛弘法之作。第一类文献中多有篡改文意或以序文、跋文等方式按编者意图重新诠释者,其真实性最差;第二类文献原本就有强烈的弘道明教意图,节略只是文字删减,没有更改文意;第三类删减者极少,客观性最强。

佛教二谛思想与宫体文学理论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这是宫体创作的主导理论。这一理论的形成受到了齐梁时期日益兴盛的佛教二谛思想的影响。尤其是萧统的二谛新解,与宫体这一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萧纲把佛学思想转化为指导文学创作的理论,一是他有较萧统更自由的生活环境,二是魏晋以来立身与为文越来越分离的创作现实。这一理论,对宫体弥漫梁代中后期文坛并影响陈隋和初唐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