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四句教”的争议:逻辑矛盾还是理解差异?

王阳明晚年提出的“四句教”,长期以来遭到学者的质疑。明清以降的正统儒者,多以为“无善无恶”与禅学无异,颠覆了儒家性善论的根基。这个问题只有回到“三教合流”的特殊语境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王阳明通过对“人心本体”与“良知本体”的区分,实际上化解了四句教的逻辑矛盾,即良心解决人的道德生活,人心则解决人的精神自由,人心的无善无恶并不影响良心的知善知恶。这可视为阳明心学对传统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经典范例。

陈白沙诗教思想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启示

陈白沙的诗教思想复活了原始儒学的性灵式教育。陈白沙将诗视为最好的教育载体,他的诗展现道,透显心,实践教,联结和充实了其整个思想体系。白沙思想中,作诗并非狭隘的章句活动,它奠基于“自得之学”,属于思想之事、文教之事。诗教的本质是情教,它关联着忘机、超越名利等活动,并让人突破血肉之心以及自我的边界,同时可以兴起真情,使人与周遭事物共同进入生机氤氲之境,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诗品决定着教育效果,上品诗方可陶铸雅健人。白沙的诗教思想不仅启发了高等教育中课程目标的德性化,而且突出高等教育课程价值导向的人文化,启迪了教学设计的情感化,提供了诗意的人文化成教学方法,其中蕴含的教育智慧对当代大学教育多有启发。

高压电缆接头温度场分布的仿真计算

温度是制约电缆接头载流能力的直接因素,研究接头的温度场分布对实现接头载流能力的准确评估至关重要。论文建立了接头的二维轴向仿真模型,对不同负荷下接头进行温度场仿真分析,并设计了高压电缆接头稳态温升实验,实测了不同负荷下的接头稳态温度分布。最后,应用接头二维轴向仿真模型研究了环境温度、对流换热系数、主绝缘件和保护壳填充胶导热系数变化对接头稳态温度分布的影响,进而提出了电缆全线载流量的提升策略。实验和仿真结果对比表明,不同负荷下接头二维轴向仿真模型对接头导体温度的计算误差绝对值不超过10%。因此,采用接头二维轴向仿真模型计算接头温度场分布能够满足工程应用的需求。

“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

"三纲"是可变的伦理制度,"五常"是稳定的道德原则。"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即使是"三纲",也不全是提倡尊卑与服从,在《忠经》、《孝经》和《礼记》等经典中可以看到双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攻击"三纲五常"这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是理所当然的,但新时期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尽管对传统还要批判地继承,但不能只破不立,只见糟粕,不见精华,将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

“有”“无”之辩与魏晋玄学的本体论问题

玄学中的“无”与“有”这两个范畴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具有不同的意义。按照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理论,只有以王弼为代表贵无派哲学才具备了本体论的思辨能力,而且也常常将本体论与宇宙论混同;而在以裴、郭象为代表的崇有派那里,有无问题仍然是一个宇宙生成论的问题,他们的哲学不具备本体论的特征。玄学的贵无与崇有之争,并非同一层次的哲学辩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哲学在纯粹形上思维能力方面的非自足性。

试论王阳明心学教育思想

王阳明的心学教育思想以“良知”说为出发点,在良知的基础上构建了“知行合一”的教育方法与“明伦成德”的教学内容,并以“成圣”为最高理想。其独具特色的心学教育思想有着深刻的认识价值。

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心学,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醇儒",或"禅学",而是自信自立,多家会通,从而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大智慧。王阳明的儒佛之辨,不仅是对儒学本身的判教,同时也是对佛教禅学的判教,既认定儒学之理趋于功利化,也认定佛教的伦理缺位,无政治担当。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儒家之"有",兼仙家之"虚"、佛家之"无",是以儒为主,佛老为用。"圣学之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道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宗教与科学的本质对立及其功能关系

宗教和科学关系在现象层面表现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没有一个恒定的模式。从本质上看,宗教和科学则存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对立。宗教神学本质上是以信仰超自然力量为核心的信仰主义体系,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归结为神的意志和表现,而近代以来的实证科学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中断了自然和上帝之间的传统联系,只要科学继续沿着这一道路走下去,那么,宗教与科学之间就会存在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鸿沟。但是,宗教与科学的本质对立,只是就学科之间的关系而作的形式逻辑判断,并非对人所作的价值判断。人是决定宗教价值和科学的价值的主体和关键。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都是人类的"自我设计",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从认识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等方面,我们将发现宗教和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人的客观需要的两种相互补充的文化力量。

现代市场经济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义利观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可以分为两大流派:重义轻利的德性主义和义利并重的功利主义,到底哪一种思想更适合现代市场社会,还有待于具体分析。重义轻利论的核心是公利重于私利,义利并重论的本义是无利不成义,一个是注重国家社会的公利,一个是注重利益本身的正当性,二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看待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实际上并无根本的冲突。市场经济不等于利己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多元价值系统中,"正其谊不谋其利"与"正其谊以谋其利"各有其针对性,不可偏废。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在中国之现象学分析--基于CSSCI(2002-2015)论文引用研究

基于近十年来CSSCI来源期刊对《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的引用情况分析发现,2006年出现小高峰后慢慢回落,2014年则直线衰退。此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高校大力发展时期希望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的经验,致使引用迅速攀升;而原著的误读造成了高等教育的困境,如对民族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误读,致使大学强调为民族利益服务而忽视了大学追求真理的最终目的;对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误读导致高等教育重视平等而忽视了优秀,威胁精英教育;对分层教育的误读造成各部分功能混乱,资源浪费等。误读来源于译者的偏差,读者的历史视域、文化解读和断章取义。重读经典需面对文本本身,结合教育的"生活世界"进行诠释,为高等教育的"双一流"建设提供参考。

儒佛政治伦理的冲突与融合——以沙门拜俗问题为中心

中国佛教徒曾经长期以"高尚其迹"相标榜,坚持出家不拜俗的印度传统。一些固守儒家传统的人士攻击佛教"无父无君",损害了封建纲常名教。从东晋至唐朝,朝廷举行了多次关于沙门拜俗的争论,其中以东晋咸康、元兴、唐高宗龙朔二年的争论最为激烈。中国佛教僧人在元代彻底地改变了出家人不拜俗的戒条,接受了儒家忠孝至上的政治伦理原则。中国佛教与王权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佛教以出世的精神服务于现实政治的伦理关怀,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民主精神和对外来宗教文化的宽容态度,体现了儒家的忠孝伦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现了佛教"契机契理"的圆融精神。

孔子之仁是至德与全德的统一

在孔子的学说中,仁是一个最具争议性的概念。现代学者关于仁的含义主要有至德与全德两种看法。仁作为至德,是指所有美德都是因为仁才能称得上是美德,仁是一切美德的价值根源,只有指向仁的品质才是美德。仁作为全德,是指仁所具有的综合性特征,即仁不属于某种单一的品德,而是多种美德的综合,主要体现在成仁的过程与仁的功用。实际上,在孔子的仁学中,至德与全德都有所表现,仁是至德与全德的统一。

《老子》道论的形上学诠释

《老子》的道论哲学兼有本原论和本体论的双重含义,还体现着中国哲学特有的“体用一原”的思维方式。老子尚未完全摆脱上古宗教神话意识的影响,他需要从理论上寻求一种“最古老”、“最神圣”的“母性”存在,导致了他的道论包含了本原论的内容;另一方面,老子时代已经发展出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和他本人那超越常人的智慧又将他的哲学带入了高度抽象的理性世界,使得他的道论具备了本体论的特征。老子的哲学是“哲学”的,但不一定是完全“逻辑”的,但对于已经习惯于用概念和逻辑把握世界的现代人来说,则不得不用清晰的概念与逻辑去接近老子那终极性的“道”。

中国古代环保机构的作用及其现实意义

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古代中国历朝都很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先秦时期就已经建立起叫做“虞”的环境保护机构,以后各朝进一步加以完善。中国古代的这些环保机构在内部分工明确的基础上职权高度集中和统一,这对于环境保护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某些西方国家的环境保护机构的职权由分散走向统一的经历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对于当今社会尤其是我国在环境保护机构功能的调整方面应该有所启示。

道家适欲观对现代生态伦理的启示

现代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类欲望的过度膨胀,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人类精神的堕落实际上是同步进行的,生态危机的实质就是人类的精神危机,人类期待着一场真正的"精神革命"。道家"适欲"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可贵的"心灵环保"理念,对于解决现代生态危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人类应该重新审视其消费观念,改变其消费方式,重新看待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自觉选择一种简朴而有节制、更人性化而身心自在的生活,也是对生态保护最有利、最有价值的生活。

周敦颐何以被尊为“道学宗主”?

周敦颐对宋明理学最主要的贡献一是恢复了儒家中断近千年的所谓"道统",即"性命之学";二是积极提倡和践行"孔颜之乐";三是敢于打破"三教"壁垒,大胆援引佛道,开创了重要的理学方法论。周敦颐不仅为"理学"贡献了诸多原理与方法,也为"理学家"提供了一个内在的超越境界。周敦颐开创的"濂溪一脉",赋予了儒学第二次生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成为道德金规则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确具有道德的合理性,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断定这个命题就是一个道德的金规则,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确定所谓的"欲"或"不欲"到底是否具有先天的正当性。从康德的论断和孔子的哲学原点可以看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是其它法则的法则,它只是"仁"的一个子目而已。由于人我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公共善恶标准,人们在施其"欲"与"不欲"的时候必须确定"己"与"人"的伦理边界,这就导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原则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

星云大师佛教财富观对现代经济学的超越

佛教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尽管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但几乎很少有佛教学者敢于正面直视"经济问题",造成了诸多的误读。星云大师以其几十年的弘法体验,向公众"开示"佛教的"财富课",对现代经济学而言既是一种纠偏,也是一种超越。星云大师从"经世济民"的高度综合地看待经济问题,用"圣财"、"净财"来界定财富,用"因果法则"来指导"经商伦理",并用"惜福"、"环保"来理财,不仅涵盖了富兰克林提出的"赚钱格言",而且颠覆了"韦伯难题"。也许人们并不承认有所谓的"佛教经济学",但对于佛教的财富观念、生财、理财之道,当一定不敢轻视。

《易传》与道家哲学的可通约性

《易传》和道家是先秦哲学中最具形上学思维能力的哲学流派。尽管《易传》的"尚刚"和道家的"贵柔"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两大方向,体现了儒道二家各自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然而,当《易传》和道家哲学在寻求终极性的形上学根源时,却不约而同地运用了类似的思想方法,即在形而上的"道"论中走到了一起。本文从传统形上学的本原论、本体论和体用论等方面,试图阐释这两家哲学的可通约性。《易传》和道家的形上学之所以能够相互贯通,是因为《易传》和道家的哲学处在同一个层次上以阐释其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也就是说,"性与天道"是道家的形上学,也是儒家的形上学,不是那一家的"专利"。正因为这样,儒道二家才有可能在魏晋玄学和宋代理学中走向新的沟通和融合。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多维阐释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立体结构。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儒家的"三纲五常"视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象征,忽视了其流派的多元性、层次的多样性以及内涵的开放性。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演进,形成了名目繁多、内涵丰富的道德规范和德目。无论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理念的内涵作静态的分析,还是对其伦理境域作动态的功能分析;无论是考察中国传统道德的思维方式,还是揭示其逻辑框架,都说明中国传统道德存在着复杂的多层结构。在不同流派、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们的演绎发挥中,诸多道德概念或命题在思想内容上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动态的、多义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既平行又互补、既对立又兼容等多重关系。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这种多元性、多样性与开放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为现代人的传承和弘扬提供了多维的价值选择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