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四夷馆“鞑靼馆”研究

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才而设立的专门机构 ,同时负责翻译朝贡国家往来文书 ,鞑靼馆四夷馆中负责翻译蒙古文书 ,兼培养通蒙汉语翻译人员的机构。鞑靼馆蒙古语教学有详载的制度、教师、生徒、教学内容 ,并且代译女真馆文书。满族根据蒙古文创制满文的原因 。

丝绸之路的缘起与中国视角

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是对外交往。丝绸之路的产生缘起于人类对遥远文明的向往。中国以外古代文明中心中的三个,即尼罗河中下游、两河流域与印度河古文明之间,因地理距离较近,一直往来不断。但中国文明所在东亚大陆,东临大海,西为荒漠,北接草原,西南为青藏高原,实际上处于相对较为封闭的地位,与其他文明中心的交往,无论循海路还是陆路,所需花费的人力、物力资源均极为巨大。由此论述对外交往对古代中国的必要性、发展远距离对外交通的可能性、历史上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总结古代中国人民化不利为有利,对丝绸之路发展作出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延伸切入15世纪欧洲崛起中内含的中国因素和明清中国在应对世界大变时的教训,以历史比较的眼光讨论了当代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发展前景。

波斯语在东亚的黄金时代的开启及终结

中古时代欧亚大陆自东向西并存着几个大文化圈,即:汉、伊斯兰、印度与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东部主要学术语言是波斯语。成吉思汗西征后,大批西域人随蒙古军入华,使波斯语在汉地落脚生根,并借助中国在汉文化圈和东亚的重要地位,将其影响力扩及东亚和东南亚。波斯语在13—15世纪的中国扮演着四种角色:元代最重要的官方行用文字之一;入华回回人的族内共同语;元代和明初主要的外交语言之一及当时中国汲取域外科学知识的最重要的学术语言。波斯语在东亚的黄金时代,随着其掌握者——入华回回人的逐渐本土化,在明中期结束。

阿剌脱忽剌兀忽里台大会考

阿剌脱忽剌兀忽里台大会考刘迎胜１２４８年春，元定宗贵由在西征拔都的途中死去，蒙古国的管理机器突然失去了它的操纵者，于是在成吉思汗的子孙中又开始了一轮新的争权斗争。察合台后王们也卷入到这场政治旋涡中去。斗争以拔都和蒙哥的同盟获胜，蒙哥即位为帝而告终。在...

床兀儿及其家族的活动

床兀儿是元代钦察言将土土哈第三子。其家族姓伯岳吾氏，源出于蒙古高原东部，大约在辽、金之际西迁也的里水（Etil）与押亦水（Yaiq）之间的玉里伯里地区。也的里水即伏尔加河的突厥语名称，丽押亦水即乌拉尔河的东部突厥名称。玉里伯即今乌拉尔地区。

金富轼浮海使宋与宋丽交往研究

《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1075-1151)是高丽著名史家,见于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在《三国史记》中他自述曾三次使宋。本文根据宋与高丽双方史料,确认其入宋均循高丽——宁波航线。前两次金富轼经海路入境后,曾乘船经大运河往返开封与宁波。最后一次高丽使团抵宁波后,因中原宋金战乱,开封失陷而被迫返回。此后,宋曾遣使高丽,试图说服高丽允许宋利用海路借道高丽攻金,以解救被金俘获的徽、钦二帝,但遭高丽拒绝而无果。

《元典章·吏部·官制·资品》考

《元典章·吏部·官制》中有元代文武官员资品表,此外元末陶宗仪《辍耕录》中的"大元官制"部分,个别版本《事林广记》中的《元代官制表》与《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的有关记载亦被视为原始材料。既往有关断代文武官员资阶的研究,主要是按历史文献学的传统,将底本与其他不同版本进行对比校勘。本研究的思路为:1.遵从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惯例,以《辍耕录·大元官制》、《事林广记》中的《元代官制表》与《元史·百官志》对勘《元典章》。2.将元代官制置于从金至明的古代中国官制发展史中观察。3.如不同史料中的官制表对官员品资高低记载有异,以元代官员除授实例来论证。

元代畏兀儿地名及其历史沿革

畏兀儿在《元史》中有时又写作畏兀，刘祁《北使记》作瑰古，在元代其他文献中分别译写为伟吾而、卫兀儿、伟吾尔、及伟兀儿等。畏兀儿人为回鹘后裔，现代维吾尔族的祖先，但与现代维吾尔族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蒙古征服时代以前，畏兀儿为西辽属部。1209年畏兀儿亦都护叛西辽、降蒙古，成为蒙古中央政府的辖地，其范围包括今博格达山东端南北，以今吐鲁番盆地为中心。

元代主流文化南北界限的消失——以耶律楚材、陈时可与东坡铁柱杖为题

三年辛卯春二月,克凤翔,攻洛阳、河中诸城,下之[1]。[1]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以下略称《考异》)卷八六:据《金史》,凤翔之陷在四月,非二月也。下文云:'十月帝围河中,十二月拔之。'则此时不应有攻下河中事。汪辉祖《元史本证》(以下略称《本证》)卷一证误一:案:下文云十月'帝围河中',十二月'拔之',则二月未尝下河中也。《圣武亲征录》:'辛卯(1231)春二月,遂克凤翔,又克洛阳、河中数处城邑而还。

郑和船队锡兰山之战史料研究——中国海军的首次大规模远洋登陆作战

锡兰山,古称狮子国,即今之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中,北望印度次大陆南端。在人工动力——如蒸汽机,没有发明的时代,航海主要依靠的是风力,特别是信风(即季风)。每年冬季西太平洋上西北风起时,正是中国海舶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扬帆启程,前往东南亚、北印度洋的时候。海舶可利用的信风季节长达三四个月;至初春时节西北风止时,

王仲德家族与元末江南古玩收藏

元灭宋后,社会剧变。这一时期江南士人的社会价值观,是一个大的研究课题。元代中后期江南士人的古玩收藏与欣赏,据笔者所见学界迄今关注较少,但却应是研究这一时期这一社会群体的一个重要视角。元末人孔克齐在《至正直记》卷四中几次提到窑器与古玩收藏,集中于"莫置玩器"、"古今无匹"与"窑器不足珍"三条中。

从北平王到北安王——那木罕二三题

漠北是蒙古部的肇兴地。1206年以前,漠北草原群雄并立:从西到东乃蛮(Naiman)、克烈(Kereyit)、蔑儿乞(Merkit)、蒙古(Mongol)与塔塔儿(Tatar)互相征战,草原无宁日。自成吉思汗统一毡帐中的百姓,建立蒙古国以后,与连续不断的攻金、灭夏、西征等对外征服战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蒙古草原上,所有牧民、领主均听命于黄金家族。尽管草原牧民像过去一样,负担着沉重的劳役、兵役,被迫输纳各种贡赋,但毕竟草原上没有了战事,牧人们经历了数十年相对和平的日子。漠北战事重启乃源于成吉思汗家族内部的分裂。太宗朝蒙古亲贵议定发动长子西征。

有关宋末泉州蒲氏史料的几个疑点

近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在研究在东西海上交通史与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宋末泉州蒲氏家族时，陆续使用了四种新史料，即文莱的蒲公之墓碑铭、清代泉州《西山杂志》残抄本、存世之《泉州蒲氏族谱》与1998年成都市东北郊发现的北宋宋京夫人蒲氏墓志铭。其中第一种与最后一种，因系墓碑与墓志，最为可靠，本文以此二者为据，核查《西山杂志》与《蒲氏族谱》的相关记载，得出《蒲氏族谱》与《西山杂志》有关蒲寿庚家族的记载均不能视为可信史料的结论，而蒲公之墓与蒲寿庚之间的关系仍存疑问。 《宋史·瀛国公纪》称蒲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本文从蒲寿庚曾经担任的“制斡”官职人手，认为此职即“沿海制置使司斡办公事官”，后来晋升为制置使。

鲸川与鲸海小考:古代东亚图籍中的日本海——韩日有关日本海/东海名称争议的中国视角

近年来,韩国一直在努力要求国际社会将日本海的名称改为“东海”.清末以前,中国长期是日本海/东海沿岸国家,我国历史文献与图籍中有关日本海的记载勘称丰富.自公元5-6世纪至15世纪,这片海域曾先后被称为小海、北海与南海、辽海与东海、及鲸川之海或鲸海,并被标注在《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上.

丁鹤年及其家族

本文从现存文献中所记之马禄丁子女中,仅有丁鹤年与其姐丁月娥冠汉姓丁,且均与汉人婚姻的现象出发,推定丁鹤年之母为汉人,乃其父次妻。作者追寻赛景初为丁鹤年表兄这一线索,判断其父长妻为赛典赤孙女(纳速剌丁之女)、江浙行省平章乌马儿之姐妹。并以此新视角考察其家族的历史。

中古亚洲双语字典编纂传统——从《双语辞典学导论》谈起

偶尔见到一本书《双语辞典学导论》(修订本)。该书从双语辞典的编写史、类型、特殊性、宏观与微观结构、语文性与非语文性、语言的差异、翻译、成语的编排与处理、术语与多语辞典等部分,研究了各种双语辞典。笔者近年来一直关注明四夷馆、会同馆所编《华夷译语》,当前正在致力于编写当代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与部分卡里岗藏族群众中通行的一种小儿锦文字-汉语辞典,因而对有关双语字典的研究产生兴趣。阅读此书后发现,书中许多部分对笔者的工作有极大启发。惟对作者有关双语字典编写史的论述有些疑问,故将随想记录如下,以期抛砖引玉。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地位、文献与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变迁研究》导论

本篇导论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置于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的大背景下,阐述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在中国史、亚洲史、世界史上的历史地位,并以时空大跨度,条分缕析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文献记载与研究概况,给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研究以较准确的学术定位。而《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变迁研究》的出版,也期待着同行学者的批评与认同。

《元史·定宗纪》笺证

元定宗贵由(Güyük)为元太宗窝阔台与其乃马真氏脱烈哥那六皇后之长子,是元朝第三代皇帝,在元代帝系中地位特殊。明初修《元史》时,未为之单独编写"本纪",而是将其纪年附于《太宗纪》之后。无独有偶,13世纪波斯史家志费尼在其《世界征服者传》中,将贵由之前的窝阔台与贵由之后的蒙哥均称为"合罕",唯独称贵由为汗;而其后波斯史家拉施都丁14世纪初主修成书的《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在依次叙述从元太宗窝阔台至元成宗铁穆耳的历代元帝史事时,亦以"合罕"称呼所有元朝皇帝,只有贵由被称为"汗"。文本在汇集前人有关《定宗纪》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其统治时期史事,并补以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