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学的新范式——共同行动论的提倡

作为“地域研究”的“中国研究”中存在的东方主义倾向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不断受到批判,但至今仍然以顽固的结构形态而存在.其原因在于,这种批判虽然指向了东方主义的认识结构,却忽视了其作为存在结构的面向.实际上,由于对“自由主义=现代主义通过‘自我实现和自我扩张’来实现其全球范围的胜利”表示怀疑的人急剧减少,东方主义的认识结构和存在结构不仅在欧美世界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内部都强势复活.鉴于从“地域研究”内部彻底扭转这股潮流非常困难,有必要通过确立作为“国别学”（nation-studies）的“中国学”来取代作为“地域研究”的中国研究.而实现这种范式转换的方法论前提是本文所提倡的“共同行动论”（co-behaviorism）,亦即确立研究者之间的共同主体性,并将各种主体间的相互联动作为中心视角来展开研究的一种研究方法.

对日本,还要“区分论”吗

在“8.15”纪念日到来之前,中日两国有责任感的“知日派”和“知中派”学者在本刊编辑部面对面,从现实中的中日关系出发,梳理了两国关系几十年的发展状况,并探究中日关系今后的发展走向。本刊与日本爱知大学《中国21》杂志同时发表几位学者的精彩发言。在“8.15”纪念日到来之前,中日两国有责任感的“知日派”和“知中派”学者在本刊编辑部面对面,从现实中的中日关系出发,梳理了两国关系几十年的发展状况,并探究中日关系今后的发展走向。本刊与日本爱知大学《中国21》杂志同时发表几位学者的精彩发言。

日中关系的曲折演进:一种宏观历史的角度

近年来日中政治关系趋于恶化,两国的部分国民之间出现了互相厌恶的情绪化倾向。从日本方面来说,民众对政府错误政策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弱,这为政府独断地制定和推行强硬的甚至危险的对外政策创造了条件。其深层原因在于日本的部分知识界近30年来陷入了信仰危机,加上日本国民潜在意识上存在着“全民忏悔论”的后遗症以及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变迁给日中两国关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为了发展稳定的日中关系,两国不仅需要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而且也需要在文化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通过广泛的民间交流尽快促进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恢复两国国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这将有助于制约日本现政权外交决策的独断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