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亚常识重建:机遇、挑战和对策

中亚研究基础的薄弱、当代中亚研究的敏感以及未来学术发展的不确定性,都不利于中国学人进行中亚常识的重建。利用好中国中亚和海外中亚地区两个智力资源库,将有利于部分克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实现中亚常识的重建。

民国时期的边文教材与藏族学生国家意识的培育

教科书是链接国家、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的纽带,是塑造共同认同的有力工具。南京国民政府较为重视边文教材的编译与使用,希冀借此推进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认同建设。抗战胜利后,教育部下设的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编译了一套《国文藏文对照初级小学语文常识课本》,试图分别从政治、民族、历史、文化四个方面入手,对藏族学生的国家意识进行塑造。边文教材的编译者考虑到了藏族学生的接受能力,循序渐进地编译教材内容,同时非常注重在编译中加入乡土元素,也很注意内外有别的问题,这些都有助于藏族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虽然编译边文教材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进国家认同建设的重要工程,但由于当时的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加之国民党深陷内战,无暇顾及边疆教育等客观因素,该套教材最终并没有大规模和持续性地对藏族社会产生影响。

新疆研究在美国

美国的新疆研究历史傅礼初(Joseph Fletcher)是美国人研究新疆的先行者,被认为是"中国伊斯兰研究的开路人"。在他之前,人们往往将伊斯兰研究和中国研究分开,傅礼初将两者结合起来。尤其是他研究了中国西北的苏菲派,并且对"新清史"有所贡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人物,可惜壮年早逝。20世纪8 0年代有美国学者开始关注新疆在文化、政治上与内地的联系。

超越民族国家: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国家建设

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范式曾备受推崇。清末时期,革命派曾主张要将现代中国建设成为种族与文化上均质的民族国家,但为了不至于中国分崩离析,最后向支持五族君宪的立宪派妥协,从而使更具包容性的五族共和成为民国初年的国家建设方案。然而国民党并不真正接受包容性的国家建设,而是倡导建设种族与文化单一的民族国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更是试图进行国民整合,将多民族人口整合为高度同质的人口。中国共产党则认识到建设容纳多民族共存的统一国家不仅完全可以实现,且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国家建设方案上拥抱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团结国内各个民族,增进各民族对新中国的共同认同,中国共产党强调国家的人民属性,建构了一套超越民族同时又联结各民族的“人民”话语,同时在政策层面尊重并保护各族人民的民族地位和政治权利,从而成功进行了建设人民国家的实践,实现了对民族国家的超越。

学者的角色:美国的中国西部边疆研究者与对华政策制订

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从事中国西部边疆研究的学者介入政治活动的方式有不同的特点及动机。事实上,他们介入政治的方式以及行为本身都受到当时那个历史时代特征的规范。就目前来看,远离政治应该是很多在美国从事中国西部边疆研究学者的现实需要,这也会是越来越多美国年轻藏学家、新疆研究者的选择。

比较视野下的多元文化主义--以欧洲和加拿大为例

自2010年起,欧洲多国政府首脑接连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但作为政策起源地的加拿大却并不这么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和加拿大的不同命运源自它们各自所理解和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存在较大差别。相比于欧洲,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覆盖面更为广泛,其不仅需要处理移民带来的多样性问题,也要处理建国人民已有的多样性问题。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包含一体化或融合这一目标,使得欧洲普通民众甚至政治精英误以为区隔社会源自多元文化主义,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则不仅鼓励文化多元,更鼓励各个文化群体充分参与到加拿大社会以及相互之间的交融,并明确指出政策目标是为了国家团结。欧洲的领导人们虽然一再宣称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本国推行了几十年,但几乎没有国家像加拿大那样通过立法等手段把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制度化。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在现代国家形成中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进程,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之推出,其主要任务并不仅仅在于处理一些欧洲国家面临的非欧洲裔移民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要回应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要求获得主权的分离运动,这导致加拿大和欧洲在理解和实施多元文化主义过程中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戈尔斯坦与他的西藏现代史研究

20世纪60年代,当大多数立志于藏学研究的美国学者在接受语文学和宗教学训练的时候,戈尔斯坦却走上了跟同时代人不大一样的道路。戈尔斯坦虽然在博士期间接受的是人类学训练,但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以书写现代西藏史而闻名。戈尔斯坦的学术贡献极大丰富了人们对西藏现代史的认知,也为学界开展西藏现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指导。

学者的角色：美国的中国西部边疆研究者与对华政策制订

在美国涉藏、涉疆政策的形成中，学者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令人值得玩味的主题。正如很多人所看到的，美国政府极少雇有专业的藏学家、新疆研究者，但他们在制订相关政策时也需要听取专家的看法。不可否认的是，搞清楚学者与美国涉及中国西部边疆的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将会有利于我们定位这些专业学者在具体政策形成中的作用。

川菜入藏:汉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历史上,以文成公主入藏、僧侣朝贡、茶马贸易等为代表的汉藏人群跨地域流动带来了汉藏饮食文化的交流。清代,随着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治理的强化,内地与西藏在饮食上的交流互动更胜以往,尤其是当川军成为驻藏军队主力后,川菜也随之进入西藏。民国时,川商取代川军成为川菜在当地传播的主要力量。在川军、川商的推动下,清末民国时期,内地饮食已不再局限于西藏贵族家庭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出现了面向普通大众的商业化发展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与四川人的大量涌入,使得川菜在西藏社会得以实现跨阶层的大规模传播,进而对西藏本土饮食文化的主食与食材结构、烹饪方式、进餐方式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了两地饮食口味的整合与饮食习惯的交融,进一步推动了汉藏饮食文化的跨地域传播与彼此间的认同。

民国时期藏族人士对“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认识和运用

民国时期,藏族之中较早对“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有所认识的应是当时身处内地的九世班禅及其追随者,以及一些精通汉藏语文、游走于汉藏两地的康巴藏族。这些藏族人士深受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初步认识了“中华民族”概念,并接受了五族共建中华民族的话语,还通过创办刊物等方式推动了“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在藏族社会的进一步传播。全面抗战的爆发是藏族同胞“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使得他们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接纳与认同超越了地域与派系界限。不过,一些藏族人士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认识与理解并不与主张民族同化的国民党保守派完全一致,他们在相关话语的使用上更注意平衡中华民族的一体与多元。另外,这些藏族人士也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建设的包容性主张更具有吸引力,后者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同时,始终兼顾到了藏族等少数民族的地位和利益,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获得国内各少数民族人士广泛支持的缘由。

高校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路径探寻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怎么处理民族关系,如何平衡认同上的多元与一体,始终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一项长期而又重大的任务。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地探索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

西藏为什么有那么多川菜馆?

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卡若遗址(距今4300-5300年)发现源自中原的栗。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西藏昌果沟遗址(距今约3500年)也发现了栗米。卡若遗址和昌果沟遗址中栗米的发现,表明中原地区的粟米在新石器时期就传播到西藏,中原与西藏饮食文化交往的历史可谓悠久。唐代以后的藏汉典籍中也不乏中原食物进入藏族聚居区的记载。

对一些多民族国家“人民”话语的分析

这篇论文回应了将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划分为一体层次民族(nation)和多元层次民族或亚层次民族(ethnic group/ethnicity)的研究,指出这类划分尽管是多民族国家民族话语研究方面的重要创新,但并没有完全摆脱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话语束缚。文章通过分析美国、加拿大、苏联/俄罗斯的话语体系,揭示世界上一些多民族国家超越传统的单一民族话语,转而采用更具包容性的"人民"话语。由于多民族国家本身的结构、民族国家建构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及出于遏制分离的工具主义需要,一些多民族国家在认同建构上更倾向于使用"人民"话语。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精英关于中华民族建设问题的讨论

文章梳理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精英围绕何为中华民族、怎样建设中华民族的讨论,指出在中华民族所涵盖的范围以及在中华民族内部是否存在多个民族这两大问题上的不同看法,揭示了中国社会精英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从最初的汉族逐步扩大到指涉全体中国人的过程。同时也展现了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建设问题上的不同路径取向,当国民党坚持一元一体中华民族观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建设导向。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精英关于中华民族建设问题的讨论帮助中国社会形成了中华民族是"自在的民族实体"以及全体中国人民最高认同的认识,也帮助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正确认知与选择。

美国东西方中心和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这篇文章检视了美国东西方中心历年来涉及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揭示了这家典型的美国智库介入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研究的方式。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翻译——基于汉文、藏文、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的研究

翻译是“中华民族”相关概念进入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的关键一环。早在民国时期,将“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翻译为少数民族文字的工作即已开始,如《蒙藏周报》1930年就已将“中华民族”一词翻译成藏文,但历史上首次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进行大规模系统和完整的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则是伴随着《毛泽东选集》的少数民族文字版翻译工作启动而展开的。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注意到要平衡中华民族的整体地位和各个少数民族的特殊地位,因此在概念翻译中既突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感,又明确了对国内各民族之民族地位的承认。同时,中国共产党当时已认识到需要处理民族认同的多层次性问题,因此在文本的再创造过程中通过特别的翻译手法明确了作为高一层次的中华民族与作为低一层次的具体民族之间的差别。《毛泽东选集》翻译工作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的传播意义重大而深远,通过将《毛泽东选集》翻译为少数民族文字并在民族地区大规模发行少数民族文字版《毛泽东选集》,事实上有助于少数民族群众初步形成中华民族具有一体性和多元性的认识。

民国报刊所见“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文翻译问题

民国中央政府先后出版了多种汉—藏双文及多文种合璧刊物,其目的在于向藏族和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同胞传达政令、沟通消息等。这些刊物往往会刊载政治宣传性较强的内容并将之译为藏文或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其中经常涉及到与现代中国认同密切关联的“中华民族”相关概念。而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文翻译,可以视为民国中央政府在藏族同胞中形塑现代中国认同的重要一步。通过对这些刊物的研究和分析,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文翻译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帮助了藏族知识精英在母语环境中认识和理解这些概念,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这些概念藏文翻译的进一步规范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民国时期“中华民族”相关概念藏文翻译的规范化工作做得不足,相关词汇的藏文翻译混杂多变,加之刊物实际受众较小,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华民族”相关概念在藏族同胞中的普及,不利于当时藏族同胞现代中国认同的形成。

应鼓励综合研究型大学发展民族学

1926年,蔡元培先生在《说民族学》一文中把西文的Ethnog-raphie和Ethnologie译为民族学﹐并定义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正式开始了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的探索与实践。随后二十几年,中国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族学家,他们大多分布在各地的综合研究型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对当时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必要的人才基础。

西方对他者的殖民表征:以异域西藏为案例

非西方他者的文化表征是西方殖民和新殖民话语的核心。对西方人眼中的他者形象的批判性政治分析,涉及两个层次的认识——在以精炼化和成见化的方法提供骨架的同时,各种策略(诸如婴孩化、色情化、贬抑化、理想化和自我肯定)也为想象的他者增添了血肉。虽然这些策略并不是一成不变,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些策略保持着稳定。在本文中,作者将识别其重要的修辞策略。这些策略塑造了西方对非西方他者的表征——主要集中于西方的殖民表征——的特征,同时通过对异域西藏(对异域化西藏西方式表征的简称)的实证研究予以证实。

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话语百年演进历史

本文梳理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与以往民族话语的衔接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除了具有创新性之外,也具有继承性与连贯性。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阶段民族话语的梳理和分析,提出"中华民族"一词的内涵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有所变化,甚至在主流政治话语中的使用频率也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尽管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在不同演进阶段有不同侧重面,但其对中华民族本质的认知和理解始终是多元一体的。